关于《杜甫检讨》
50年代我们在文艺上也是充满了斗争的，我也参加了，伤害了许多同志。批判胡风、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萧乾的“塔塔木林”，也画了名记者浦熙修的漫画，这
在当时，人的思想也是很复杂的。像我有盲从的一面，但也有怀疑的一面，比如对待法国的两位大画家毕加索和马蒂斯就不同。毕公因为是法共，又画了《和平鸽》，外国朋友来访时，回避了其他，夸奖和肯定《和平鸽》，对待马蒂斯就不如毕加索了，有一时期甚至要批判马老。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能称马蒂斯是法国的齐白石呢？也可以说齐白石是中国的马蒂斯，这话我偷偷和艾中信谈过。
批判古今中外名作家，我也曾怀疑过，这算不算干涉别国的内政呢？批判中国作家，就以杜甫来说，用的是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1961年5、6月间，北京某大学忽然发起批判杜老的长诗《兵车行》，据说是分不清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犯了“和平主义思想”的错误。
怎么办呢，当时的批判是不容争辩的，只有检讨，因此杜甫必然检讨，画了《杜甫检讨》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心境。画儿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有同志皱眉，有人悄悄对我说，你画这干啥？“文化大革命”来了，这画属于我许多大毒草中之一棵，有人还说杜甫画得有点像邓拓同志。我的这些漫画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为了消毒，《光明日报》曾发表了整整一版文章批判我的漫画，《杜甫检讨》也未能幸免。
“四人帮”倒台，某日我碰到总理办公室负责外事的孔原同志，他告诉我《杜甫检讨》在报上发表，周总理看后哈哈大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殊荣，理应记录下来，但是绝不为此“翘尾巴”。?
两个王羲之
我虽不会写，但我很爱看行草书法，看整幅字的构图、节奏和气势。如果狂草就更认不出了，只能看字的舞姿。有时我想，如果草书旁有一点用楷书写的说明，使人懂其意就更好了，反正店铺的招牌是不会请书法家写草书，更毋论狂草了。因为这是书法艺术，只能怪自己才疏学浅。不好去深究。但是我也往往收到一些不识者来信，他们也喜欢自创草书，表现在他们的签名上。这就使人麻烦了，回信时也写不出他们的姓名，于是我想出一个办法，将他的签名从信纸上剪下来，贴在我回信的信封上，让他自己到收发室去认领。这类信多了，不免想画张漫画对这些草书“发烧友”开个小小的玩笑，因而创作了《考考王羲之》。
黄永玉看了此画后对我说：王羲之是个胖子，胡子并不向下垂而是唇上的胡子向两颊横生出去，鞋子有点像朝鲜人的式样，鞋尖还有点向上翘的。因之我对书圣的形象就不像我脑子里想像的和他书法一样漂亮了。
亚运会时各界表示对它的支持，各显其能，画家作画，书家写字，我在电视台上见一人用比拖把还长的大笔在广场上狂奔作大字，我想这大字只能贴到天安门城楼上去，才能让人欣赏。虽然这样写字还需要点功夫。说到大，现在有些人喜欢作极大的画，画长达几十米的长卷，做笔如椽，制墨如碑，像小澡塘那样大的砚台，好像个个都要拿世界吉尼斯记录似的。想到这些，不禁莞尔。
因此我作了《体育书法》漫画，画上题着：“今人喜大，大笔如拖把，大墨如碑，大砚如池，写大字如百米大赛，书圣王羲之得见，必大惊，自叹体胖，不能为也。”顺便把黄永玉告诉我的王羲之新形象也用上去了。有些漫画适宜于写几个字上，以增其民族化的味道，此画也采取了这种形式。原画发表时并无题字的，但不可张张如此。漫画上构思的联想常常如计算机上的软件一样，储存在漫画家的脑子里，可惜我的计算机已经老化了，软件的信息大不如前，这是无可奈何的。?
想不出题目的一张漫画
1982年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了一张日本建筑的照片，造型很奇怪，屋顶朝地，底座朝天，我就画了这幢房子，另外画了一家三口也头脚颠倒地在看这所新居，题目是《酒后设计》。后来还画了一幅彩色的送给我一位建筑师友留念。
不久另一位建筑师来信对此画提出异议，他说这是利用空间很妙的一种设计，不应讽刺。我也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在1982年出版的漫画集上改名为《巧妙的设计》。但过了一阵我又感到不妥，表现手法和歌颂的题目打架，不能统一，无计可施。我们有些初学的漫画作者，在想不出题目时爱用《无题》，其标《无题》时，作者是有题的，只是用一种含蓄的方法，让读者自己去破题，得异想天开之妙。如果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好画意，叫读者去瞎猜，哪里可以得到“会心的微笑”呢？
此文将成，日本神户忽发生大地震，我又想此房虽然利用空间很妙，但基础不会坚固，如遇强震，不用晃几下，必定倒下来，因此《巧妙的设计》的题目，也更不合适了。?
从《科学分工？》再谈题目之重要
上文谈了《酒后设计》画题的失败，现再谈《科学分工？》一画儿的误会。
漫画一般是从生活中观察所得，我有些漫画却是会议中听人讲话或报告中得到灵感。我曾作《公牛挤奶》漫画，就是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周扬同志说不调查研究作风为“公牛挤奶”一语中得之。1962年，我又听李富春同志一次作形势报告，他说到在某一工地上的工序分工太细，表面好像科学，实际上本来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却要两个人去做，反而导致工作的繁琐、疲沓、浪费。漫画常用比喻的方法，我就画了两个人奏笛图，一人吹气，一人捂眼儿，题目称为《科学分工？》。画儿发表后，很多人听过李富春的报告，不知何所指，各
有解释。其中有认为是批评领导不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尤其是捂笛眼儿那人的表情好像在操纵吹笛人，后来只好在《广西日报》发表短文作了解释。此亦用题不妥引起之一例。
我也画过旨在讽刺有些干部不好读书，画了一位干部躺在书上，却去梦见周公，题曰《在第三页上睡着了》。“文革”开始，许多文艺干部被集中于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某日开全体大会，当时的文化部长作动员报告，忽然点了此画儿的名，罪名是“为什么躺在四本书上（即《毛选》四卷也）？为什么在第三页上睡着了（一卷第三页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也大吃一惊，一身泠汗，为什么刚好画了四本书？为什么不前不后正在这个题目上睡着了？我也说不清，只是不断自我辩护：“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这当然不是题目的问题了，旧社会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一并写在这里，供读者一笑吧。?
袁水拍除四害
我和诗人袁水拍同志相识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以前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写了很多讽刺诗，名重一时，中国现代写讽刺新诗的，我认为他是数一数二的。我们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共事十几年，也曾住过一个后院儿，前院儿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的社长邓拓同志。
水拍一生自有结论，我这里只是说一件我为他在“除四害”时画的一张速写。“除四害”如何评价，我想老鼠、蚊子、苍蝇理当消灭，只有对麻雀没有一分为二，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但当时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也都奋勇向前。
某日北京全城突击，那天好像专门对付麻雀的，大家准备了脸盆、铁桶、铁簸箕等，长竿上缚了破布，到时齐击响器、摇旗呐喊，可怜的小小麻雀晕头转向，无处落脚，大都壮烈牺牲了。当时袁水拍就爬到邓拓北房偏屋顶上，挥舞着竹竿。水拍平时爱戴一顶法兰西小帽，衣冠楚楚，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这副形象居然爬上屋顶，十分认真在吓唬麻雀，就显得特别滑稽。我平时不作速写，这时也就抽空画了一张《水拍除四害》的铅笔速写。粉碎“四人帮”后，袁鹰和徐迟两位作家编了一本《袁水拍诗歌选》，袁鹰嘱我作画儿，我忽然想起这幅二十几年前的旧稿，重画送去了。
（摘自《漫画一生》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定价：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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