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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父亲陆平

2006-02-01 13:39:00 来源:书摘 陆微 陆征 陆莹 陆昀  我有话说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陆平的名字是熟悉的,因为就是那场席卷神州的“文革”发动之初,在北大校园里贴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让陆平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近40年过去,曾经的老革命、北大校长的陆

平,也已辞别人世,但我们从陆平子女追忆他的文章里,终于能认清一个真真切切的陆平了……

父亲陆平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的形象永远是那么鲜明,他是信仰坚定的、也是慈祥而温情的。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一位父亲,更是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父亲的性格爽朗、豁达,做事光明磊落。他总是旗帜鲜明地表露自己的观点,他不赞同的事,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和神态中感觉到,他赞同和高兴的事,我们也能从他的语言和笑声中体味得到。

父亲的威严从不是从声音中来,而是从他的那种无可动摇的、精神上的坚毅中来,常常让我们觉得无法撼动他,而只能是服从

在我们家,父亲始终具有一种威严感,每个孩子对父亲说话都不敢过于随意。而母亲一直是我们家善良温柔的象征。母亲遇到什么事都只为父亲想,为孩子想,我们有什么话也敢毫无顾忌地跟母亲讲,有时我们甚至忽略了母亲的感受,敢去和她发脾气。父亲说话声若洪钟,沉浑的中音,让他的话来得格外有力量。父亲的威严并不是从声音中来,而是从他的那种无可动摇的、精神上的坚毅中来,常常让我们觉得无法撼动他,而只能是服从。

父亲不但可以决定我们的事,而且,还参与决定妈妈的事,在母亲的人生经历中,几个关键的事父亲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父亲在我们的眼里就更加威严有力。

母亲石坚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并进入到晋察冀革命根据地。1944年她和父亲在晋察冀根据地结婚,先生在平西、平北根据地做妇女工作。解放后,母亲主要在铁道团工委组织部、哈尔滨铁路局技术学校、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工作。在我们的眼里,母亲也是个有文化、有资历的革命者。她曾经在天津大同女中受过教育,解放初期上了北方交大,是大专毕业生。当年,她不满家庭的封建束缚,又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使她充满叛逆精神,她总是鼓励孩子们“要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还特别欣赏孩子们做出的充满创造活力的事情。应该说,母亲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父亲的准则和母亲的不循规蹈矩,共同铸就了我们几个孩子的基本性格。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母亲,每当遇到干部调整晋级、长工资等人生大事上也得听父亲的。她从没有沾过父亲的“光”,却是父亲在革命最艰难、人生道路最坎坷时候的忠实伴侣和坚定的支持者。按照母亲的资历和文化水平,在解放前和解放后,母亲各有两次提拔、晋级的机会,但是都被父亲“按”了下来,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她是父亲的妻子,而父亲又是根据地、铁道部的领导,在职务、待遇等安排上,只能向下靠、不能往上走;要想管好他人,先要管好家里人,这就是父亲的准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准则。母亲对父亲给予的影响她人生经历的决定做了毫不犹豫的支持,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到了晚年,虽然母亲和孩子们谈起她的一生时,也会为自己个人的创造力受到局限而感到些遗憾,但是,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父母新意识中的那种无可动摇的力量。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无论工作多忙、多累,工作到几点,每天总要拿出点时间翻看书籍和报纸

父亲一辈子喜欢读书,喜欢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从小到大,我们和父亲聊天谈话,从天文地理,到国内外历史事件、人物、故事,很少有父亲不知道的。他经常读马列的、毛主席的以及一些持其他政治观点的中外政治家、哲学家的著作,对一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书,或者畅销书,他保持着“找来一读”的兴趣。报纸和文件是他每天必看的。

陆平(版画作品)

父亲始终对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有科技含量的民用新产品保持着“尝鲜”的兴趣。我们家是最早的半导体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傻瓜照相机的使用者。为了买到这些东西,一家人颇费周折。记得1959年家里买了第一台国产北京牌黑白电视机,当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父亲听说并且看到了这个新的电子产品,执意要买一台回家。当年,一台电视要500元,是我们全家十口人几个月的开销,可是父亲亳不动摇!“文革”前,我们家日子过得紧,历来没有积蓄,为了防备万一,家里总锁着200块钱上下,以备不时之需。父亲先是动用了这笔款,而后紧缩开支,压全家的生活费,经过三、四个月的筹备,钱依然不够,于是,又迫不得已向家里的阿姨借了50块钱,总算把这台电视机请回了家!于是赵忠祥憨厚朴实的面孔,沈力俊俏端庄的面容出现在全家人的面前。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回好了,我们可以在家里看天下事,孩子们的眼界可以打开了。

父亲对我们是不是认真读书,学习成绩和如何做人、品德怎么样看得很重、也管得很严

因为父亲打过仗,又长期在一线做实际工作,所以,无论是学习还是做事,都讲究务实。他推崇毛泽东“理论从实践中来,理论指导实践”的论述,不喜欢虚头巴脑,夸夸其谈的作风,不能容忍虚假,蝇营狗苟的为人处事之道。他认为行文必须去雕饰、重实际。

父亲对我们是不是认真读书,学习成绩和如何做人、品德怎么样看得很重,也管得很严。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来临时,我们4个孩子一个高三毕业,该考大学;一个读高一;一个初中一年级;一个刚刚小学一年级。在接下来的10年,我们或下乡,或辍学。1968年,大女儿陆微徒步去了山西降县插队;儿子陆征到陕西延川插队;1969年,二女儿陆莹去了西双版纳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是在那一年,老阿姨被指控是“地富反坏”,遣返回乡,而年仅10岁岁的小妹妹陆昀,成了举目无亲的“流浪儿”。小学生没有分辨能力,小孩子们都疏远她这个“大黑帮的狗崽仔”,骂她,欺负她,使她精神受到了刺激,患了脑血管痉挛。于是,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成为父亲期望的通过正规大学教育而成才的人。这是父亲,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父亲一生的痛和遗憾!但是父亲没有以是否上大学论成败,他鼓励孩子们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根据自己的条件上各种学校。他说,有真才实学很重要。只要学习就能长本事,就可能有更多的用武之地。这样,在“文革”后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均已工作、成家的孩子相继以不同方式上学学习:陆微先后在北师大哲学系、北外俄语系等高校进修或函授学习过。她以学区站点第一的成绩获得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大专毕业文凭。陆征则参加了北方交通大学进修,陆莹参加了高考,成为北大分校的一名学生;陆昀则上了中央电大,获取了大专文凭。

父亲为人做事是十分有原则的,而且他按照自己的原则治家,别人无法动摇。他教育我们,“一定要公私分清,爱憎分明”。他要求我们对客人,对司机、保姆一定要尊重。客人来了,谈公事,孩子们是不能随便出来见的,也不要打听谈了什么。父亲在家中办公室的文件被严格管理着,属于他那级高干看的文件,连母亲也不能看他自己对文件内容也守口如瓶。1955年,大女儿陆微加入了少先队,蹦蹦跳跳地往家跑。路上,正遇上铁道部司机老于叔叔开车经过,老于停下车,让陆微上车,陆微不敢。老于说,你加入了少先队,今天坐车你爸爸会高兴。于是把陆微拉到车上。红领巾给给陆微带来了运气,那天她真的没有受到批评。母亲一辈子也很少搭乘父亲的汽车。她不是因为父亲有规定,而是因为她从来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她谨守自己作人的原则和本份,她不想从父亲那里沾光。建国后的几十年间,她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有时和父亲的出行路线一样,她也不去坐父亲的车。1971年,母亲才51岁,得了脑溢血、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一年多,后来经锻炼可以重新下地行走,但是,这个行走是以巨大的疼痛和顽强的毅力支撑的。几年后,她因为大面积心肌梗塞而永远告别了人世,离开了我们。

父亲认准了的事是很难改变的。父亲一辈子信仰共产主义,相信党、相信人民,他从来把党的事业、国家的事情看得比自家的所有事都要大。在我们的印象里,只要是党号召的事,父亲都认认真真地对待,而且一生对此没有任何怀疑和怨言。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经受了人生最残酷的几近非人的虐待。可是父亲从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赖,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心。记得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1966年6月1日,北大大膳厅贴出了聂元梓等7人的《宋硕、陆平、彭?云究竟做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2日,正好是星期六,陆微、陆征、陆莹、陆昀分别从学校回到家。北大冰窖11号的院墙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学生和前来“了解北大情况的”人,不少人激愤地高呼“打倒陆平”的口号。那晚,家中没有开灯,晶体管收音机不停地播放着人民日报《是革命党还是资产阶级保皇党》的社论。父亲一言不发地坐在沙发上,一遍又一遍地听着社论里的每一个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革命”,我们几个孩子几乎失去了判断能力,听党的,父亲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可是父亲从来不反党!母亲是清醒和坚定的。她对迷惘、激愤的学生说,“我相信陆平,他从来不反对党、不反对毛主席。”那一晚,一伙中学生跳墙进入院墙夹道,敲打着朝院墙开的门窗,大叫,“黑帮陆平出来”!敲打声越来越烈,几乎要把门窗打烂。父亲将他们放进家来,气势汹汹的学生们看到的竟然是一个依然镇定的父亲,是一个面对着他们依然以长者身份告诉他们这样做“不好”的人,他们的气势竟不知不觉地退去了。但是从那一日之后,父亲便被带走了。再见到父亲,是在人海如潮的批斗会上。学校停课了。我们几个上寄宿制学校的孩子依然往在学校,而在寄宿学校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妹妹陆昀则莫名其妙地被学校推出校门,终日在北大校园里流浪,偶尔会到正在劳改的父亲。虽然他不得不从事除草,清扫垃圾之类的活计,且衣衫破旧,但是他始终保持衣衫整洁,沉郁中透出不卑不亢的尊严。

更多的时候,父亲坚持认为,孩子的成长要靠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能力获得,培养这样能力是对孩子真正的爱护。父亲的工作经历比较丰富,资历也比较长,上上下下认识的领导很多,可是他不给自己的孩子走后门。文革以后,几个孩子面临许多具体问题。陆微快28岁才把户口从山西农村办回北京。为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她找到区教育局,要求当一名代课教师(当时中学戴帽急需教师),最终争取到101中学任教的机会,边教课,边操持着家务。到知青办正式分配,又被分到中科院动物所做技术员。那时候,陆征还在山西宝鸡电力机车车辆段做一名机修电工。但是他的技术非常好,如果对口调动的话,通过铁道部父亲的老熟人关系回北京肯定不成问题。可是父亲说,他在铁道系统8年,从没有给自己办过任何私事,现在他也不能这么办。最后,陆征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工作需要,先调到石家庄电机段工作了3年,最后又找了个工人对调的机会,才回到北京在地铁当了工人。改革开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女儿陆昀的脑血管神经性痉挛痊愈了。陆昀参加了中央电大的考试,而且毕业了。尽管当时她在中科院空间中心已经在管理部门做到了副处,但经历文革后,她更想从事自己喜好的专业性的编辑工作。她把想法同父亲讲了,父亲赞同她做专业性的工作,但她希望女儿理解,他不能用自己的关系为自己的子女开方便之门,希望女儿能靠自己的能力实现愿望。最终,陆昀在报纸上看到《中华工商时报》准备招聘10名编辑,记者的启示,通过报名、考试,终于实现了自己从事专业工作的理想。我们就在父亲的这种既严厉又慈爱,既细致入微又粗放洒脱的教育下渐渐长大了,成人了,懂事了,也成熟了起来。父亲就这样活在了我们的心里,成为了我们心中永远的父亲。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两年多时间。当我们认真回忆父亲的时候才发现,在一个和睦的家庭,父母和子女们之间原本没有多少感天动地的大事,而多是些相互联系的、但又不十分边贯的生活片断,唯有片断中的情是割舍不下也是割不断的。但愿这些片断能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和看到一个更真实、更可信的父亲,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北大的学子和校长。

(摘自《中华儿女》2005年10月总第2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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