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棉花的”
我住家的这个地方，从前是四季青公社的一个村子，叫魏公村。后来，这里陆续盖起一些机关学校，了却各自围在大院里。院墙外面却是脏乱照旧。
从
那本是条村子里的弯泥道。现在村子没了，剩下的旧平房主要是工地和临时租住的人家。小路越发凸凹不平，填满了石头瓦块。它们和污泥结在一起，晴天倒是干爽的，雨天简直就是个烂泥塘。小路的尽头，矗立着一个公共厕所，臊臭气味十足。不过，它却是这条小路上面惟一伟大的公共建筑。小路出口向右转是一所大学的后门，另一边是一个小馆子。这家小馆子冒出的油烟子黑如碳墨，不知道是做什么饭菜的。
这个夏天，我路过这里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弹棉花的家庭。他们就在小路箱宽稍高一点的地方搭起一个极简陋的塑料棚子，开张弹起棉花来。这棚子的一面借着工地的围墙，另一面紧接烂泥路，而不远处的厕所正冲着他们的棚子。“弹棉花的”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他们的塑料棚还没有一人高，七扯八扯的绳子拴在各种挂得住的地方，人进出塑料棚都是哈着腰。
他们的生活就在这里展开了。
行人呢，即使不关心，也看得见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煮饭烧菜带孩子之类的。他们也不在乎行人是否注意到他们的家庭生活。羞耻心被生活压力挤压得最小。我跟他们聊了一下。马上就知道，在他们的眼光里，觉得自己还算选了一个不错的地方讨生活呢。比如，吃水上斜对面那户人家借，当然要付钱；煮饭用小蜂窝煤炉子；最重要的是，上厕所很方便。此外，这里还非常僻静，远离菜市场等摊贩集中的地段，没有“工商的”来罚款或者没收弹棉花工具。他们每月交5块钱卫生费和5块钱管理费给那位来打扫卫生的人就行了。
这家人来自湖南道县乡下，周姓。弹棉花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的太太简直就是小姑娘模样的年轻女子。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的三岁，小的才三个月。在这四口人之外，男主人的妈妈也和他们一起过活。真不知道这小塑料棚里怎么住得下这么多人。
我每次路过，都得停下来看看他们怎么弹棉花，跟他们聊聊天。
弹棉花的周英明今年28岁，在老家念书念到初中毕业。媳妇叫次爱，26岁，也上过学，小学毕业。我第一次路过他们的棚子的时候，周英明正抱着孩子蹲在地上看报纸。他知道美国轰炸阿富汗的事儿，觉得那里的人民太惨了，虽然美国得了把柄，可也不应该滥炸呀。他认为阿富汗是一个穷国家。他自己住在塑料棚子里，和难民差不多，却并不觉得惨，因为他们有一次还生火烤肉串来着，每天有吃的。他说的烤肉串的那次，恰巧我碰上了。是夏天，他们全家人围在地上，蹲着，或者坐在砖头上，吃烤肉串，挺自在的。行人来来回回地路过，他们跟没看见似的。
“出来弹棉花，最主要的是自由！”周英明说。
结婚前，他们在南方的工厂当过几年工人。他说的“南方”专指广东。结婚生了孩子以后就不做了，因为“不自由，请假旷工都扣工资，动不动就被开除”了。
“弹棉花多自由，到处走，就是钱少点。”他们很满意自己有这么个祖传的手艺。“嘿，可是有的弹棉花的挣得多，每个月能挣3000多块。”周英明的意思是，这个行当并不低气，有人能挣3000多哩！“我挣的少，”周有点儿不好意思，“今年没挣下钱，生了孩子。”此外，他觉得主要是这地方太背静了，原来在甘家口那儿生意不错，可是拆迁，把他们也撵走了。
另外，最主要的是，现在买尼龙被的人多了。“七孔棉，九空棉的，哪里有真棉花好。”周英明很不满意那些轻飘飘的东西。羽绒被和尼龙被这些老也用不坏的东西已经大大损害了弹棉花这个古老行业。他们知道，却没有办法。
到11月初，他们只存了3000多块钱。要是冬天在这里过，没什么活儿，还得租三个月房子避寒，钱就花光了；要是回老家呢，路费连买点东西也差不多了。所以，他们还没有打定主意，到底回不回老家。
周英明跟自己的父亲学习弹棉花。他说“老家的人都会弹”。至于老家道县人什么时候开始弹棉花，他认为“那是开国就有的”。开哪个国呢？原来指的是毛泽东开的那个国，也不过50多年的历史。我认为道县人弹棉花的历史可能更长，以前的人至少也应该家家有被子的，不然，一个县里的人们在50年代前就突然都弹起棉花来，不是有点奇怪吗？有什么特别变故吗？为什么毛泽东突然把这桩好事专门交给道县人了？也不是。周英明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弹棉花的。反正爷爷那辈就会的，可见早就有弹棉花的生意了，并不只是开国后才有的。这种随便的说法，可能跟湖南人对当地出了个毛泽东的自豪感有关。
不过，关于他们最小的女儿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他们的答话却像是在布置一个谜团。爸爸说是在北京，妈妈说是在老家，而婆婆犹犹豫豫地说，大女儿在老家生的，小女儿不是在北京生的。他们的遮掩显然是因为有所顾忌，不然，难得说得这么不一致。后来我知道，他们害怕万一我是管计划生育的怎么办。
那位年轻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的确是逃避计划生育，想出来生个儿子的。一则本来是在外头打工的，二则因为头胎生了女儿，怎么看第二胎都应该是个男孩，没想到又是女孩。按理，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在头胎是女孩的情况下生育第二胎，但要隔4年，可他们等不及。他们说现在生了二胎是要罚款的，只是罚得少一点。据丈夫说，可能罚一两千，也可能罚几千，而妻子说，得罚一两万。看来罚款并无定数。在他们村，罚款要看被罚人家的富裕程度定，富的多点，穷的少点。
和我熟了以后，周家人实话告诉我，小女孩是在北京出生的。生孩子的时候，找的是开业接生婆给接生的。至于那接生婆现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不准。孩子出生时是6斤，挺结实的。坐月子的时候，他们租了一个月的房子给产妇养身子，过后产妇就和孩子一起住到这个棚子了。小媳妇说，租房子太贵，每个月得花300多块钱，还要付水电费，也只是一间小屋子，还没有这个窝棚大。
那3个月大的小女孩儿出奇的黑，因为太阳光线几乎直接晒着她。一层塑料布顶什么用呢？和天天睡在露天里一样。年轻的妈妈说，现在是10月底了，孩子已经不那么黑了。我听了很难受。
这个夏天，北京街头的女子们纷纷打着伞在晴天里走路，而有些男人也这样。可在这个角落，一个小女孩因为父母别无出路，就暴露在路旁的塑料棚里。人们谈虎色变的紫外线对婴儿的皮肤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大。她的父母没想过这个问题。在他们的生活里，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不过，这个小女孩真爱笑，只要阳光不晃着她的眼睛，她就冲人笑着。
到了11月下旬，他们还是住在塑料棚子里。周英明说，这个月份还是弹棉花的好季节，“大家都是到冷了才想起棉被的。”不错，我想想自己也是这样的。“再冷，就没人弹了，怎么着也凑合着用了。”
弹棉花的工具――一副大木架子和木纺轮是周英明从老家背来的。这说起来简单，真要走这么一趟也极不容易。那可是挺大一捆东西。周说，只要上了火车就放心了。火车真是个好东西，可以带那么大的“家什”。
他做工的时候很“专业”。我专门看过全过程。
他在做棉网的时候，姿势很优美，也很协调。
原先雇主送来的又黑又硬的棉被子经他手就变成崭新的又松又软的被子了。弹棉花这活计真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
冬天到了，他们小女儿的小脸也慢慢变成棕色儿了。次爱说，“白多了。”我注意到，这小女孩的鼻子里经常布满了棉花细絮。我劝他们把弹棉花的场地挪远点，离开塑料棚的进口，免得孩子把棉花纤维呼吸到肺里，影响孩子的健康。他们始终没有挪开，大概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有一天，一个大妈给他们送来一大包小孩衣服，毛衣、绒衣、小夹袄什么的，晾了一竹竿。那婆婆悄没声地说，“不认识的人给的。”周英明告诉我，出来外边也能碰上欺负人的事。有一次，夜里来了两个本地痞子跟他要10块钱。他说没有，弹棉花的哪来的钱。他们动粗硬要，媳妇怕他们打他，就给了10块钱。周英明说，“哪儿都有好人，有坏人。”
已经到12月，他们终于决定不回老家了。明年再干一年，“总得存点钱。”他们希望明年天冷，弹棉花的人多些。
这是2001年北京大院之间的角落里的一道风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活法。
他们活着，劳作着，生养着，在北京的旁边儿上。
乔裁缝
女人多半在家里缝衣补袜，在外当裁缝的却是男性居多。
在我的住所周围，先后有几家裁缝来来去去地开着裁缝铺子。在这些裁缝里，乔裁缝是最好的。自然，他也是男的。
这里做裁缝的以江浙两省人居多。不过，他们一律号称“上海裁缝”。乔裁缝自然也是“上海裁缝”。和他熟了，知道他是定海人。乔裁缝生意好，因为他手艺好，人品也不错，只是媳妇小毛厉害一点。不过，这不妨碍他接一点难活，按照他媳妇的意思就不能接了，“划不来”。
乔裁缝主裁，媳妇打下手。一个月忙下来，他们可以有三千块收入。不过，这收入中有许多钱要马上付出去。比如，房租一项就是八百块。他们的孩子刚刚上小学，也要拿学费。全家人吃饭一个月也要一千多块。剩下一点钱就全得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了。好在这么多年，“周围大家都熟悉了”，“老客户多”，“每天都有修修补补的事情干”，乔裁缝也有得意之处。他的生意还不错。
乔裁缝认为，在这里自己开店做，比到制衣场上班当车衣工强，“自由”，“早晨想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不受气。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由自己控制。看来，到什么时候，也都有人喜欢不入主流的生活，在主流边上飘着似乎很幸福。
不过，他们的忧虑也是一天比一天多。他的手艺再好，现在做成衣的人也很少了。乔裁缝说，“你看现在谁还做衣服呢？”
这时代变了。衣服市场都被成衣厂垄断了。乔裁缝对自己做衣服的手艺很自信，“手工好”，可是却有生不逢时的感觉。现在，成衣样式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谁能和现代大工厂比拼呢。乔裁缝整天做的都是修修改改的活儿。他知道，裁缝这行当是越来越没法维持了。
“非典”期间，没有人敢去修改衣物了。乔裁缝就走了。他的“上海裁衣店”招牌却挂了好长时间。
“小阿姨”
80年代，京城里来了许多小保姆。她们通常是很年轻的女孩子，有时候也有稍微上年纪的女子，但统统都被称为小保姆，后来又被称为小阿姨。本来在一般人的概念里，阿姨是称呼长辈女性的。可是现在我们得叫小保姆为小阿姨了，而雇主成了小阿姨的大姐大哥。
小阿姨如果按小时到需要的人家做活，就叫做小时工。在小阿姨方面，有一些人并不乐意长住别人家里，她们更乐意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控制工作时间和多挣钱。这也为那些本来也不想或没有能力让小阿姨住到家里的人提供很大便利。所以，小时工在80年代后期就慢慢地流行起来了。
当时，我住在一所大学校园的筒子楼里。那里常年有许多小阿姨走家串户地做活。我也请了了一位，后来是第二位第三位。她们是很不稳定的一群，今天走了明天来了，是很常见的事儿。要找到一位长期稳定的小时工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过，那时我也只是有一搭无一搭地请人做些费力的零活，并不特别在意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所以跟各个临时小阿姨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到了90年，我们搬到一个单元房里，才有了比较固定和亲近的小时工。
头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个叫张腊梅的女人。她有两个小孩，都是“女的”，所以她必定还要再生一个，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的脸要不是胖得太圆了，是很端正的，脸颊永远红红的，显得很诚恳。她长得并不高，可是很结实。她擦地毯的时候很用力，往前擦的时候，衣服统统缩短了，把肥腰也露出来。要把衣服扎紧在她腰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不识字，人非常好。我不知道是因为不识字的缘故，还是她的本性就好，总之，她是一个未被社会污染的人。她做活时，总有许多生动的动作，和以往的小阿姨不同。我的先生那时候正发生着速写的兴趣，因此他的速写本里有许多幅“张腊梅劳动图”。
腊梅对于我们不要小孩真的很着急。她几乎每得机会就跟我说，要个小孩子吧，老了多孤单，我帮你带。我每次听她这样说，都高兴得不得了，就保证说：“好，要一个。”这样的玩笑在我是很好玩儿的，在腊梅却是非常认真的。我过后遇到的安徽小阿姨没有一个不想多生的，不过，这一个是最顽固的一个。过后，她回老家生孩子去了，不过也可能是躲到什么地方生去了。我不知道，反正她走了。后来，我也搬了一次家，恐怕她即使来找我也找不到了。
朋友又介绍了一个叫小季的女孩子。高高的，粗眉大眼，长得很顺眼。她念书刚念到初中，“爸爸就不给念了，”她很无奈地告诉我，“家里需要钱来供弟弟读书。”不过，女孩子读到初中在她家乡已经很不错了。小季经常得意地说，“有的女孩子还没法上学呢。”小季有文化，又年轻，人也踏实，我总希望她能找到比做家务更有技术的工作，比如裁缝或者理发师之类的，可以多赚钱。
小季颇得我妈的好感。她们一老一小最谈得来。我奇怪她们怎么有那么多话可谈。不管什么时候，小季来了，我妈就挺高兴的。小季炒的菜也是小阿姨中炒得最好吃的。通常乡下人炒菜都不很好吃，她却是有灵感的。我觉得她要是做厨师一定很好。她人又壮实，翻得动大炒锅。有一段时间，我为这个想法入迷，很希望她能进一个厨师班学习，出来好做一个女大厨，自创事业。那时候，为她找一个厨师班或是计划一下将来的职业，是我特别乐意做的一件事。可是她日复一日地做着小时工的事情，似乎并不像我一样在乎她自己的未来。她同时在一位外国人家里做小时工，跟我说那人家里的事情很好做，地方大，转得开。我觉得那种情形对她的高大身材来说的确是适宜的。
过了两个春节，到第三个春节过后，她回家就不回来了。也许嫁人了，我希望。
在小季之后，又有几位小时工来来去去，都不如腊梅和小季。其中一位叫小倪的，很糊涂，拿了我们家的钢勺子，忘记了又带到我家里来吃饭。我不能说什么，反正家里带花纹的钢勺子有好多把。她依照从前在别人家的样子，自己带午饭，到我们家用微波炉热了吃。每次她几乎把饭菜热到要爆炸一样，乒乓作响。不这样的话，她就认为热不透。
在她之后，还有一位小刘也在我们家做了一段小时工。这一位的缺陷似乎更大一点。到了熟悉以后，她就不守约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候让人等得烦透了，碗槽里堆积的碗盘让人发愁。如果她说好不来，就不会有积攒下来的那些碗。我会把它们都收拾干净，直到把碗槽和不锈钢开关都擦得亮亮的才罢休。问题是，她就是想不到提前告诉我。有一次，她来了，很愁闷的样子，说丢了钱包，接着大声地感叹起来。人有急难，我当然没有什么说的，给她额外的钱，给她孩子衣服，生怕她心情持续地不好下去。不成想，她又有丢钱的时候，还有第三次丢钱的时候！我们的雇佣关系到她第三次丢钱时就结束了。
还有一位有意思的小阿姨。我永远记不住她叫什么。总之她胖胖的，脸上放着光。她虽然是安徽人，却难得会包饺子。我虽然并不十分偏爱饺子，不过，家里包的饺子总是好的。既然她会包，而且主动请缨，那就包吧。第一次包饺子，包到我们快饿昏的时候，我去厨房一看，她正在那儿吃一小盘共六七个饺子呢。她说饺子要尝才知道咸淡怎么样。那当然！只是，那要我尝才是呀。我简直嫉妒那几个饺子，却没办法，她已经先下手为强。自从包饺子那天以后，她好几天没有脸面的样子，过后就借故不来了。
有一段时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帮忙的人。一次我路过附近小学校大门口，正巧看到她在帮人接小孩。我欢喜得不得了，请她来我家继续帮忙。她扭捏了一下，也就同意了。她又到家里来了，干活挺麻利的。我们相处得不错，因为她原本是个快乐的人。我并不在意她吃饺子或者别的，只要她让我们也能同时吃上就好了。这一点，她后来倒是做到了。等到她去了一个老太太家做长期工，要住到人家里，就不能来了。
小阿姨们来来去去，在城里奔忙着。她们帮助许多人，赚的钱却是最低的。她们有自己的快乐，有自己的忧愁。她们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又消失。
不同的小阿姨带给我不同的经验和社会场景。我的生活因为她们而丰富起来。现在，她们的故事就像是我的故事一样，成为我记忆中的一部分。
（摘自《人文随笔》2005秋之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定价：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