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这时，人们才痛切地发现：在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我们比别人落后了一大截！
世界是要前进的，没有人会停下脚步等候一个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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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侯仁之代表北京大学向美国匹兹堡大学赠送明代北京城砖。右一为侯仁之的夫人张玮英。（侯仁之提供） |
传说，某次侯仁之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为了让那些外国人瞧瞧中国的历史如何悠久、文化积淀如何深厚，他特地选了两块城砖，不远万里带到国外。那故事的情节很生动，说的是：会议召开的时候，侯仁之把城砖往桌上一放，充满自豪感地大声说道：“这个，就是我们长城上的城砖！”与会人员无不动容！
后来，我特就此事询问侯仁之，他听后不禁失笑：“两大块城砖，我搬得动吗？”
不过，“两块城砖”的故事，倒是的的确确发生过。
1979年夏天，由美国匹兹堡大学17位学者组成的访华团前来北京大学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其间，访华团的一位负责人婉转地提出了一个要求：作为举世闻名的古城，北京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城市建设的缘故，原有的城墙已经拆除，想必拆下的城砖数量不少，不知是否可以获赠一块，作为北京大学与匹兹堡大学两校之间文化往来的一个纪念？
客观而言，这个要求不难满足。20世纪60年代，因为修建环城地下铁道，北京的城墙基本全部拆除。出于“备战备荒”的目的，拆下来的无数城砖用来修了防空洞，但散落民间的仍是不计其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北京城的小胡同、大杂院里转一转，那些旧院墙、临建棚、小厨房……不少都是用城砖搭建的。在那时候，没人认为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大用场。可在外国人眼里，它们都是宝贝，它们是珍贵的纪念品！
美国学者既然郑重其事地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中国方面就得郑重其事地当大事办。一块砖头在自己家里是破烂，拿出国门可就是“文物”。于是，北京大学正式呈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获得批准后，由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准备工作。承担这项任务的具体工作人员考虑得很周到：既然是礼品，就应当找一块比较完整、带有文字的城砖――北京原是皇城，明清时期制造的城砖是非常讲究的，一般都刻有窑户工匠的名字和制造的年代，若出现质量问题，是要追究责任的。
可是，平时城砖似乎犄角旮旯满世界都是，到了认真想找一块完美无缺的真品时，却发现竟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终于有了两块带有不同文字的明代城砖，其中一块比完整、另一块稍有残缺，上面刻着“大新样城砖”、“嘉靖三十六年分窑户王保造”的字样。此后，又特地请琉璃厂的师傅专门制作了两个精美的礼品盒，赠品总算准备好了。这已经是1980年的春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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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仁之代表北京大学向美国匹兹堡大学赠送明代北京城砖拓片。（侯仁之提供） |
但是，海运的时间比较长，一般需要一两个月。巧的是，就在这时，侯仁之接到加拿大和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由夫人张玮瑛陪同前去短期讲学，匹兹堡大学也是其中之一。于是，北京大学的有关领导便交给侯仁之一个重要的任务：先把这两块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带去，由他代表北京大学赠送给匹兹堡大学，并告知对方，城砖即将运到。
这当然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侯仁之欣然接受。不过，当时他也有些纳闷，不知道对方要这两块城砖有什么用处？
等他到了匹兹堡大学之后，方才得知缘由，不禁十分感动。
在匹兹堡大学校园里有一座大厦，第一层中央大厅的四面，开辟了18间教室，每个教室各以一个国家的名字命名，并按照这个国家的特色予以布置。比如“英国教室”，房间内布置得俨然是伦敦下议院的缩影，就连下议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轰炸而被烧毁的一些建筑材料，也被收集来装修在这里。房间内的墙基上还嵌有一块附有铜牌说明的特殊砖头，是直接取自伦敦唐宁街的首相府。
这18个房间中有一间是“中国教室”。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窗户的花格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图案，红木椅背上刻着“循循善诱”四个大大的中国字，梁木个写着一些中国历史人物的名字等等。在这异域的高等学府，看到这样一间充满中国情调的房间，让人感到格外亲切。
据匹兹堡大学的主人说，他们原本想把那两块北京的城砖镶嵌在这间教室的墙壁上，现在得知砖上还有文字，便考虑将其放在图书馆里公开展览，似乎更有意义。
赠送礼品的仪式是在大厦的一间大厅里举行的。侯仁之在向主人出示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时，特地说明：制造这城砖的嘉靖三十六年，是公历的1557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的第65年。他的话立即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和赞叹声。
不久以后，匹兹堡大学校长博斯沃专门致函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对顺利收到城砖表示感谢，还特地向侯仁之致意。后来，这两块城砖连同锦盒及文字拓片，被装入特制的玻璃橱柜，并配上详细的文字说明，放置在匹兹堡大学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部公开展出。匹兹堡大学对城砖极为珍惜，就连中国文物管理部门盖在上面的红色火漆印章也完好地予以保留。
这两块城砖的故事看似平淡，对侯仁之却有极大的触动。说来不过是国人视同弃物的旧砖头，却被对方视为宝物，实在令人感慨。我们还有无数更为珍贵的东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视与爱惜，这是值得深思的。
1982年底，侯仁之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院长卡萨瑞特的一封来信，他热情地赞扬了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了解到您近来对北京旧城和华盛顿城的中心部分，在规划设计上的相互比较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我愿意告诉您，我校有一个‘康奈尔在华盛顿’的研究中心，吸引了很多建筑史的学者，不断利用这一条件，前往华府考察研究。如果您在1983―1984学年能来校工作一年，讲学之外，主要是可以利用这一条件来进行您的研究。此外，在我校还有十分丰富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藏书，可供您充分利用。”卡萨瑞特还特地说明，侯仁之的夫人张玮瑛作为历史学专家，也受到该校历史系邀请，可以同时前往。
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4年春天，侯仁之夫妇方得成行。
对一座外国城市――美国的首都――进行全方位的实地考察，对侯仁之来说还是第一次，自然十分兴奋。而小儿子凡兴不久前已经来美国，在西雅图的一所大学读书，适逢暑假，也特地赶来随同父亲进行实地考察，并协助拍摄照片。
有一天下午，侯仁之因为手头的一些事情没有做完，留在住处工作，凡兴自己带着照相机前往国会大厦拍摄外景。这次去的时间格外长，都吃过晚饭好久了，还不见他归来，大家不禁有些着急，生怕有什么意外。直到夜幕降临，他突然推门而入，大家才放下心来。
凡兴下午先去位于著名的绿茵广场西段的华盛顿纪念塔，利用夕阳西下时柔和的光线，拍摄了北侧的白宫和东面的国会大厦，然后直奔国会山，想借助那里较高的地势拍摄几幅俯瞰的全景。此时天色将晚，游人已经不多了。他刚登上山顶，便被一个警察拦住，很严肃地问他有没有许可证，如果没有许可证，是不许带三角架到国会大厦来的。凡兴自然没有许可证，但他不甘心如此作罢，便说，有一位中国教授前来考察，对两国首都的城市规划进行研究，自己是助手，根据教授的要求来拍摄照片。没想到，那警察听过之后，当即把凡兴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马上给他办理了许可证。凡兴很顺利地拍摄了一些夜景。这样，自然回来得晚了。
像国会大厦这样重要的地方，似乎应是戒备森严的，没想到凡兴竟如此幸运。侯仁之有些好奇，决定第二天和儿子再去一次，看看他那张许可证到底灵不灵。
与前一次不同的是，这天晚上国会山的人很多，原来有一场露天音乐会要在这里举行。侯仁之和凡兴登上山顶的平台，上面游人不少，也有一些警察掺杂其间。凡兴大大方方地架起三角架，还故意让父亲让开一些空间，企图引起警察的注意，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不料，他摆弄了半天相机，走来走去的警察视若未见，毫不干预，他们不免有些扫兴。此时音乐会已经开始了，凡兴又换了个位置，想拍一下音乐会的全景。这次终于引来了一位女警察。她从人群中走过来，很有礼貌地轻声问了一句：“Permit（许可证）？”凡兴很得意地回答了一句：“Yes.”没想到，那女警察转身就走了。这件事，给侯仁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侯仁之在华盛顿进行的深入而广泛的考察，对他在城市历史地理及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有极大的促进。他写道：
当我反复徘徊在华盛顿市中心的绿茵广场上，并且多次出入这里最重要的三大建筑――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塔和林肯纪念堂之后，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对于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城市，特别是一国的首都来说，判断其城市规划价值的重要标准，首先就在于它所企图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否通过其平面设计及其主要建筑，已经充分表达出来。北京旧城作为我国封建时代的都城，其规划设计以及主要建筑，经过不断地缔造经营，终于把封建统治阶级“帝王至上”的这一主题思想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同样的，在我逐步了解到华盛顿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个新建立的联邦政府的统治中心，在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企图通过规划设计及其主要建筑，把资产阶级独立自主和三权分立的主题思想表达出来。
通过这次考察，侯仁之相继写下了《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初探》、《华府采访拾零》等文章。
在华盛顿和康奈尔大学的工作终于结束了。除了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极有意义的成果，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侯仁之有机会促成了一件意义极其深远的重大举措，那就是中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在美国期间，侯仁之在与外国同行接触的过程中，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许多学者都说，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
看来，这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还真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情呢！
在地球形成和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形成了无数自然景观和人类文化产物，他们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宝贵的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具体到某个国家，往往又缺乏完善的保护手段。于是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常简称“世界遗产公约”。
侯仁之了解到后，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回国后，立即开始积极努力促进此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1985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6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
截至2004年7月，全世界共有788项世界遗产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确认，而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居世界第三位，已经有30项。
当人们读到这份长长的名单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的侯仁之。
（摘自《侯仁之》，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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