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49年底到1950年，当时已经解放了。我因为向往革命，念了一段新闻以后，中间想去考“革大”什么的，以便离革命事业近一点。可是，我妈妈常年当保姆，太劳累，有一次她对我说：我不能一辈子老是当保姆呀，你要想着养活我的事了。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再去报考“革大”，而是去考了“三联”。我老去那个地方买书
一直到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在上海招收校对员，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我们几个同学就去了。这次报考，我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不再说真话，完全弄虚作假，完全变成大学生了。
负责招收校对员的那些人事干部，大概都是从延安或者是新四军来的，根本不了解上海的情况。所以，我有可能弄虚作假。我大概伪造了一个证件，伪造了一份介绍信。我们不是学新闻吗？几个同学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叫《学习报》。因为有这份报纸，又刻了枚《学习报》的图章，印了《学习报》的信笺。我们就用这些弄出来了介绍信，“介绍本报工作人员沈昌文前往应考”。我居然就这样考取了。当时我对考试已经挺能应付了，把“社会发展史”这一套背熟了，就没问题了。
考取之后，有人事干部找我谈话，说：你要到北京去，我们有十个名额是为北京代招的。这样，1951年3月24号，我就到了北京。十个人里边，其他九个都是正规大学出来的，就我一个是冒牌的，不正规的，勉强算是个大学生。
所以，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按照非常正规的样子生活。我跟他们在一起，一起做校对，同时我还在继续自学俄语。为此，我又进了北京的中苏友协的俄语夜校。当时人民出版社年轻人不少，其中不少人是我学习的榜样。一位叫马福音的同志，比我大几岁，是天主教徒。他不善严词，但极有才学，我常请都他。不过组织上不大喜欢他，过些年给“下放”了。
接下来，就到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了。在运动里，我比较积极，有点过于积极，第一个投入政治运动，很努力地参加。就这样，我的地位似乎不错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打击，又是一个运动。杨绛叫“洗澡”，我们叫“忠诚老实运动”。
既然讲忠诚老实，就要交代历史。我又忠诚，又老实，我是全部交代，把我过去的历史全都交代了，包括为了付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学费而替一家玻璃厂造假账的事情，也全部都交代了。于是，人民出版社人事部门的领导说：这个人不适合再留在北京，要让他回到上海去。等于要辞退我了。那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悲哀，等于以住全部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时候，我的小聪明又起了一点作用。我俄语已经学得不错了，开始翻译一点俄语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到1954年，我又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出版物的成本核算》，搞出版的人不会俄语，会俄语的人谁也不懂那些出版的行话。我就在这个圈子里边嘛，我懂嘛！我又学了俄语，又学地会计，又在出版界工作，就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了。于是，我们的老领导，王子野，包括范用，特点欣赏我，说：这个人不能走，他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下子我的地位就高了。
王子野不断地把我的东西推荐发表，而且在1954年8月份把我调去，做了他的秘书。我的地位更是高得不得了了。接着，我又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以后，就一帆风顺没有再受过大的挫折。当然，被人批判是“白专道路”啦，去干校劳动改造啦，等等，那是有的。但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了，就没有被打成问题特别严重的人物。
那时候，我又是发表文章，又是出书，我也翻译出东西来了，我也成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了，而且我还有点小聪明，从此我就进入了坦境。
旁白：沈先生说到“坦境”两字，出现了十分特点的语气，味道非常类似乔臻或是濮存昕朗诵演出时的效果。可见回忆至此时的心情之好。
这个“坦境”是怎么走上去的？往下走的过程中怎么个走法？沈先生谈出了自己借助“急用先学”一法所得的获益。
有过一个时候，批判林彪的“急用先学”。我跟人说过，其实我是最早“急用先学”的。我通过“急用先学”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有底子呀，全靠这个帮我忙呀。
我是当秘书的，领导明天要讨论什么问题，我头一天晚上要在图书馆里下工夫。这样，到了第二天，我就有所准备了。比如说，会上讨论某个问题，领导同志问：哎呀，那个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的时候那段话是怎么说的呀？我就告诉他，是怎么说怎么说的。他们说：你连这都看过呀！我这边以微笑作答。其实，他是因为在延安的时候看的，时间长了，已经淡忘了。我是头天晚上才看的，因为他们要讨论嘛！我在图书馆里边下了工夫了。
这样，我在人民出版社就站住了，算个骨干。这就开始了我的所谓出版生涯。过去是到了出版社工作，可是出版生涯还没有开始。
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是范用。因为他是总编室主任，我的编制是在总编室。我的业务是给出版社的领导当秘书。开头的时候，按编制来说，在我的领导中，社长是胡绳，副社长是叶籁士，第三位是王子野。以后叶籁士调到了“文改会”，领导文字改革了。出版社的领导工作要加强，就从广东调来了一位大人物，叫曾彦修。开头胡绳还挂名，他名义上是社长，但是很少见他，我一共只见过他两三次。主要负责的就是曾彦修了，第二把手是王子野。
曾彦修来了以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于是，又调了好多人来。我的领导里边又增加了一些人，我的服务对象阵容强大。应该说，有了这些著名人物的加入，我认为，50年代里边，共产党最优秀的出版家当时都集中在这里了。社里有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后来又有一位史枚，就是后来当《读书》杂志主编的先生。他的资格很老，据说他是胡绳的入党介绍人，或胡绳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说不清楚。总之他和胡绳是同学，都是苏州人，是苏州中学的地下党。他当过上海的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后来在上海被逮捕，逮捕后脱了党。以后他又到过新疆盛世才那里，资格非常老。这位老先生虽然是非党员，却是一位永远对很多事情都不买账的人物。
顺便先说一句，我后来之所以到《读书》杂志，跟这位老先生也有关系。因为老先生们主编了一段时间的《读书》，发现他很倔，对谁都不买账。中宣部那些部长们他也根本没有看在眼里。后来要找一个人，能够跟他协调的人，发现我跟他比较协调。不是他买我的账，是我听他的话。我50年代就做他的小助手。到“文革”时期去干校，我们两家又在一起，处得很好。他也一直认为我是“孺子可教也”。
当时还有几位大人物。一个是冯宾符，一个是张明养，再一个是梁纯夫，等等，都是国际问题专家。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大人物？是因为三家出版社合在一起了。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一共三家。
我给出版社的领导当秘书，说是秘书，实际上什么事都做。比如说，领导的太太生孩子，我就负责联系医院，然后把太太和他们的小女儿接出院。这类事情也是要做的。我忙得非常愉快，真是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间，那真是如沐春风的感觉呀！因为他们整天谈论的都是学问，这是一帮很有学问的人，是共产党的出版界里边最有学问的人。他们集合在一起，我为他们服务，整天在他们身边，听他们高谈阔论，那是多好的感觉！
1954年开始，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决定，里边当然首先强调，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符合马列主义观点的书，可是也提出了很多新的工作思路。比如有一条，对人民出版社的人来说，是全新的，就是人民出版社可以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不全用马列主义观点撰写而有丰富资料的书籍，以及虽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而并不纯熟的著作。这后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样一来，我发觉，从这以后，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是跟过去大不一样了。经过“文革”，到现在，我敢说一句话，能站得住的书籍，大多是那些虽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而并不纯熟的著作。现在这些书还时常被人提到，那些运用得很纯熟的书，恐怕就很少有人再提了。
为了这些书籍的出版，社领导经常要开会讨论。我每天伺候这些老人家（其实不老，都不过四十几岁，但在我看，实在是“老人家”了）开会，在旁边听他们讲很多话。这是我在出版方面的很重要的启蒙教育。比如，他们学习中央的文件后，要研究怎样领会，怎样贯彻落实。尤其是曾彦修，他一向思想解放，讲话声震屋瓦，而且直率得很，脾气非常之大。一次有一个编辑找他汇报工作，他听了两句，不高兴了，就对那个编辑说：你说话不清楚，叫你的主任来跟我说话。曾先生就是这样，不高兴的时候甚至要摔茶杯摔什么东西的。可是他做工作非常有眼光，有魄力。
1954年，中央文件来了以后，成立了三联编辑室，陈原当主任，戴文葆当副主任。陈原不在的时候，就是“戴文葆代”。
这一下，出版社真是兴旺啊。三块牌子，六个编辑室（包括一些杂志的编辑室）对外活动。一批有学问的老共产党员出来主持工作了。当时我也看不出，从延安来的人和从白区来的人有什么矛盾。延安来的几位，例如王子野、曾彦修等等，学问不比白区来的人少，讲话也是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我们这里的编辑部很特别，大家的外国话都很好。我在他们身边做秘书，非常之高兴。我自己认为，这是我的研究生时期。从1954年到1960年，这六年里我等于念了六年的研究生。我很努力，几乎把三联书店资料室的书看了一遍。
我记得很清楚，曾彦修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把三联书店的资料室开架。资料室的主任是一位民盟的先生，叫金敏之，副主任是郑曼，臧克家的夫人。曾彦修做事雷厉风行，说到必须做到，悍然宣布开架。这一下，我们这此小青年高兴了。没有事儿我就泡在资料室里，当时书不是很多，几万册吧。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大概把资料室里边的书大部分翻了一遍。我那不叫看，只能叫“翻”，就是要知道都有点什么书。领导要是问，要是说什么事儿，我马上就要找出来。
没有多久，就开始肃反了。肃反的时候，戴文葆“落马”了。在这之前，戴公很受重用。他能说呀，他非常能说，而且古今中外都通。当时的出版社里，一个陈原，一个戴公，都很能说。他当然还说不过陈原，可是已经是非常有能耐的了。别的编辑室编出来的书，他经常发表评论，得到领导上的首肯。他在肃反中是属于“够钱”的，所以处分得很严厉，搞得很凶，撤销了行政职务，不能再当领导了。不过，不当领导，他实际上还是领导。审稿要签字，要领导签字，所有的稿子还是他签字，“陈原，戴文葆代”。连发稿都是这样签，“陈原，戴文葆代”。
说起肃反，我当时也是很积极的。只有一点想不通。就是当时采取了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像私拆信件，跟踪，等等。这事我同一位老领导谈过。这位老领导很同情我，但是毅然决然地说：“你不知道，我们共产党做事是只要目的正当，用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这句说对我起了很大作用。应当说，我后半辈子中，犯错误是因为这句话，有觉悟也从对这句话的认识开始。
那是三联正处于兴旺状态的时候。三联重新对外打出招牌，而且出外组搞。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了三个选题计划，三联的计划影响最大。陈原带队，到全国去，叫做“翻箱倒柜”。要老学者把东西拿出来，给三联书店出版。
曾彦修在稿子问题上亲自示范，说明应该怎么取舍。有一个稿子我印象最深，就是《美国侵华史》。这本书，人民出版社已经出了，刘大年先生写的。当时是抗美援朝以后，当然啦，大年同志那当然是权威了。他写的《美国侵华史》，没话好讲啦。他骂得最凶了。后来，三联书店收到了一部书稿，也叫《美国侵华史》，作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他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叫卿汝楫，他也写出来了《美国侵华史》。他寄来的是第一卷。曾彦修一看，认为水平不低。哎呀，争论起来了！不断开会讨论。我作记录，哎呀，我太受教育了！这等于在很高层次上学编辑工作，听他们讲各自的道理。
我从那时才知道，曾彦修英语也不错。他的确下工夫，看了很多史料，条分缕析地讲道理，认为卿先生这部《美国侵华史》的价值是比较实事求是。可是，在当年那个时候，你还敢在刘大年之外再出一本《美国侵华史》吗？书名都一样啊。一般人是不敢的。可是曾彦修悍然不顾，讲出充分的道理，证明这本书的水平很高，说明出版这部书的重要性。最后，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了这本书。这是第一炮，打响了。从此，大家就知道了，就是中央文件里那一条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而不够纯熟的著作。
以后，还有一些这类著作出版。比如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完全是他的笔记呀。现在是中华书局出了，当年是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原听说有这稿子，亲自跑到西安，找到陈教授，拿来了书稿。那是他读旧书做出的摘录，旧闻嘛。像这样的书，当年还出了一些，一下子打响了。
我看到过一个作者后来写的书，可能就是陈登原出的。他是前言里写了一句话：某某稿子成，有书贾来，乃付之去。他写的书贾就是陈原。我赶紧问他：能这样提你们吗？你们可都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哪！陈原说，没关系，当时的共产党人表现出一种大度的气概。我有幸的就是，我到了大概十来位全国最优秀的共产党的编辑和出版家的身边，做他们的助手，每天听他们高谈阔论，为他们做记录。我拼命地学习。我从他们身上学了好多东西。这是我做校对、做编辑式作之初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事情。这实在是我的幸运。
从1954年到1957年，名义是人民出版社，实际上做事情的都是三联书店，都用三联书店的名字出，因为三块牌子里边最方便用的就是三联书店这块牌子。
这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翻译出版的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我想不是胡乔木就是周扬了，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们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这个计划现在还在，一亿两千万字，那真是很大的规模。出的第一本就是《小逻辑》。
当然，陈原是非常稳重的。他再三地告诉我们，要从马恩著作中去找题目，马恩列斯提到的，包括批判过的，我们先出，便于大家研究马列主义。马恩肯定过的，批判过的，都可以出。我当时只能做做最小的助手。老头儿不断在教那些编辑们怎样做编辑工作。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包括怎么改稿子，包括怎么写信，包括怎么判别水平，等等。
这些老编辑们都是哪里来的呢？当时的出版总署下面有个翻译局，局长是沈至远。这个局出了一个杂志，叫《翻译通报》。当时的出版总署跟我们合署办公。这个楼的前面是人民出版社，后面就是出版总署。他们是走北总布胡同那个门，我们是走东总布胡同那个门。出版总署的这些人物，我们也经常见面。后来翻译局撤销了，那些翻译就都到了三联书店。三联编辑部这些搞翻译的老底子，就是这么来的。
这里应该补叙一笔的，还有一段故事，就是我做校对的事儿。我是分配在期刊校对科。范用是期刊出版部的主任，我是期刊校对科的科员。当时我分工做校对的杂志，一个是《新观察》，一个《翻译通报》，还有一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后一个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报。《新观察》和《翻译通报》，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就是在那上边看到的吕叔湘的文章，而且我专门买了吕老的中英文著作，来对照学习，也从中学习翻译经验。从《翻译通报》的校对工作中，还认识了不少《翻译通报》的编辑，他们后来就成了三联编辑部的编辑了。以后一直到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一大堆，一大堆呀！都是我的老师，至少是师友之间吧。他们认为我这个小孩儿还比较爱学，愿意跟我谈。所以，我跟三闻编辑部的这些搞翻译的先生们特别熟。其中一位郭从周先生，是俄语专家，在中央社工作过。因这缘故，他在肃反中没少吃苦头。但我一直向他请教俄语，不仅难懂的话要向他求解，不少译稿也要他校订。还有一位石宝嫦先生，他常爱同我说一句话：俄语有什么难的，一本语法书不到一寸厚，你背也背过来了。
搞著作的先生，有一位我非常熟，他叫朱南铣。这位朱先生是研究逻辑学的，清华毕业。当年的清华真了不起！那时出来的学生真厉害！研究数理逻辑的，在古文方面也非常之好。他对《红楼梦》入了迷，我们出《红楼梦》资料都是他编的。他的笔名叫“一粟”，文章好，学问好。我们当年有问题就去找他。黑格尔的德文去找他，他能解答。古文有疑问去找他，《春秋》、《左传》也能解答，总之是什么都懂。
那位老先生爱喝酒，特别愿意跟我一起，因为我非常虚心地跟他学习。我们一起在隆福寺的饭馆里吃饭，听他高谈阔论。有时候，吃完了，喝完了，我该走了，他还要喝。喝到最后，醉得躺在马路上，被人抬回去。第二天开大会，王子野批判他：没有规矩！自由化！他是当年我们三联里边典型的自由化人物。
当时的三联编辑部是知识的大本营，也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这六年“研究生”学习期间，除了“肃反”，还有一次更大的运动，就是“反右”。1957年的“反右”，搞得比1954年更凶了。曾彦修中箭落马。戴文葆对1954年的处理不满意，发表了很多意见，于是就被当作最严重的右派言行，被送去劳改。“陈原，戴文葆代”的模式，到那时候正式结束了。史枚呢，是直到“反右”，每一天都要发表不同意见，写大字报，所以也被打成了老右派。
1957年以后，就这样来了一个大变化。刚才说的那些工作，就全都停顿了。从1958年开始，就大跃进了，完全是另一套做法了。
（摘自《温故之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定价：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