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政治
在谈“二流堂”之前，首先要谢天谢地老天保佑，让我这“二流堂”的首犯，终于逃出了魔掌。
英明、伟大的党，决定对荒谬绝伦、罪恶滔天的“文化大革命”、“
近日，又有友人鼓励我写往事杂忆，写关于“二流堂”的也好，有一丝半缕牵连的也好。现在重述这些往事，对读者又有何裨益，也只能做茶余酒后谈笑资料而已。
我将尽可能不谈政治。“二流堂”与政治无关。政治是什么我的确不懂，翻查词典，政：政治、政党、政府、政策、政权、政客、财政……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我去国外初步模模糊糊摸出了，“政治”乃是“政”客管“治”老百姓的意思，那是在竞选总统或总理的时候，政客们便对各种选民，如同性恋者许可参军；要争取老人选票便向老人许愿；（马科斯在菲律宾竞选时，便给妓女发米。）但在当选之后，有的人赖了，有的慷百姓之慨，借债还愿，反正最后还是百姓倒霉。而台湾一位某姓立委则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
只要翻开历史这本大书，被谈论最多的倒是政治与人生之休戚相关，关于这一点有的是名人名言，我是不愿再凑热闹的。不过，你不谈政治，政治却偏来惹你。
众说纷纭“二流堂”
“二流堂”虽与我直接相联，但因为它后来的声名煊赫，名震一时，我也不敢包说，还是先听听有关知情的人们评说议论罢。
夏衍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带了子女到重庆来了，一家四口，就不能再挤在文工会的会客室里了，唐瑜给我在临江路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挤出了一间小屋，我们就在那里暂时安顿下来。没有门牌，为了寄信方便，我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面写了“依庐”这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还养了一头名叫来福的狗，我们一家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
唐
瑜
“依庐”这两间房子从租地皮、设计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经办的，我一分钱也没有花，一分力也没有出。文艺戏剧界朋友们，称赞他居然成了一个建筑师，他也对造房子发生了兴趣。不久之后，他又狠了狠心，把他原来在昆明和夏云瑚合资经营的一家电影院的股本转让给别人，用这笔钱又在离“依庐”不远的坡下租了一块地，亲自绘图设计，又造了一间可以住十多个人的大房子，呼朋引类，让当时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这就是“文革”中喧闹过一阵的所谓“二流堂”。当时住在“二流堂”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恩、盛家伦、方菁、沈求我，他们之中，除高汾是新闻记者之外，其他都是没有固定职业的文艺界的个体户。这些人都有专业，如吴祖光是剧作家，方菁是画家，盛家伦是音乐家，吕恩是演员等等。战时的重庆谈不上有文艺界集会的地方，朋友们碰头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馆，加上当时茶馆里几乎都有“莫谈国事”的招贴，现在有了这样一所可以高谈阔论的地方，有时候唐瑜还会请喝咖啡，于是，很自然地这地方就成了进步文化人碰头集会的地方。这“二流堂”所在地可能是一块风水很好的福地，因为在这儿住过的人，除盛家伦在五十年代去世外，其他的人都还能活到现在。
徐冰
他每次碰到我都要问：“你有什么困难没有，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一九六○年，正是饿肚时期，影协搞了一批参考片，想促进创作人员参考、研究、讨论。他给我每月搞到一批面粉、猪肉、油、蛋、糖、烟等，他说：“你再搞个‘二流堂’吧。于是影协辟了一个小卖部，每次放映参考片便有一批“义务工”包饺子、卖烟等。边座谈边吃点心。
廖承志
在看参考片时，他说：“你又搞‘二流堂’。”然后在我耳旁轻声说：“你真是死不改悔。”说完哈哈大笑。当然，没有多久，运动说来就来，那些吃过饺子的人有一些便给我贴了大字报。
潘汉年
一九六三年假释，在我家遇到孙师毅，有一次他们谈到“二流堂”和吴祖光被整的事。潘说：“其实唐瑜的哥更像‘二流堂’主，‘皖南事变’后，他在香港给旅港剧人协会一笔开办费，在仰光不仅对一批人免费吃住，后来还发零用费、制服装。”
周恩来
他初次在北平见夏衍时问：“‘二流堂’那些人回来了没有？”“文革”中，他有一次向红卫兵说：“‘二流堂’是一些文化人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不是一个组织，有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那不行。”
乔冠华
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可以搞成一个文艺沙龙式的场所，让文艺界的人有一个休闲的地方。（一九四八年于香港）
“二流堂”在哪里
要说“二流堂”，先得说说它的所在地――战时重庆中一路下坡的“碧庐”。可惜世事沧桑，万物变迁，只留下这张“二流堂”的照片，大概算是“海内孤本”。站在院子里的是名演员吕恩。右上角的窗口是一间统铺，盛家伦、沈剡、萨空了、沈求我、唐瑜都曾住在这一间，对着这个窗口二十几米远的坡上，是一间竹棚，每天有几个人在打麻将，眼睛注视着这个窗口和进出的人，那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站。
夏衍老人住的“依庐”则在上坡距“二流堂”约二百米处。
住过“二流堂”的人，真为此名之累，有人甚至以为这些人是在那里泡抗战，其实“二流堂”也就是这么个战时重庆文化人临时寄居聚会闲谈的场所，得名也不过是一时的偶然玩笑。不曾想几十年后风云变幻，堂主受累不说，堂员却无端倍增，直闹得沸沸扬扬，轰动四方，株连无数，酿成大祸，实在也是我多事之罪也。
“二流堂”戴上大帽子
揭批“二流堂”的号角首先是由当时的《人民日报》吹响的，这一响，“二流堂”便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人言之色变，避之惟恐不及的大怪物。
党报的声讨“二流堂”檄文洋洋七八千言，岂可等闲视之！年前一张二百字的大字报，便使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家主席寿终“歪”寝，其严重性可知。
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着“文革”中那个有名的“卫东”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触目惊心，在特大字标题之旁又引用了一段最高指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
引这段最高指示，就已经给“二流堂”定了性。
全文点了三个人的名：一个死人王明，两个活人夏衍和吴祖光，另一个仍在打尚未倒的刘少奇，是用代名词出现的（此时尚未点到宰相，“二流堂”的好处就在于，爱怎么套就怎么合适）。堂长、堂友等等是作为跑龙套出现的。
不过，全文虽有七八千字，但都属党八股产物，东扯西拉，比两百字的大字报差远了。
“文革”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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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二流堂”旧址 |
我的确有点麻痹大意，没有心理准备。
六十年代，为了轰轰烈烈的“四清”经验，肖望东中将以军人身份接掌新文化部。
新官上任挥出第一把斧，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农村文化工作队，集中了各方面的艺术人才，要好好地为农村服务。
然而“文革”的风头把工作队卷回来了，全体关进一座社会主义学院，门岗派了解放军把守。
这里叫做“集训班”，学员陆续报到的有夏衍、阳翰笙、黄苗子、赵？、刘白羽、林默涵、马思聪等等，听说周扬等也要来报到。
开始时，吃好、住好、气氛好，白天学习、谈心，晚饭后散步，然后看电影，也有人跑步运动，有人打篮球，学逸结合，悠游自在。真像神仙过的日子。
我笑着悄悄和孙师毅说：“搞一个这样子的大二流堂有多好！”孙师毅盯我一眼。
这社会主义学院位于北京西郊，在动物园至最高学府的清华、北大之间，再往西便是颐和园和香山了。
这是为培训高级民主人士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用的，现在进来的也属高级知识分子类，上自部长、院长，下至处长、厂长、大导演，特别是大明星，学院内的管理、服务人员对他们是熟悉的，并且表示能为他们的学习服务，感到光荣和高兴。
伙食是相当精彩的，但大厨又推出一种更高级的饭菜，吃完饭，还有蛋糕、咖啡，然后大家都到后园散步、聊天。黄苗子、冯亦代似乎最乐观，不时可以听到他们高声谈笑，人多音杂，闹声达于大道之上。学员不断在增加，电影厂、音乐院、剧团等等院校的上层人物都来了。连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因为领导无方，被贬到四川重庆去了，也被“调”回。他匆忙就道，连一双鞋也来不及带，只穿一双凉鞋，他问我有没有多余的借一双给他，学习班的政委拉我到过道上说：“不要惹是非，别借。”
这时，我才开始感到形势有些严峻了。深夜外面大道上的锣鼓之声也更紧密了。
形势比人还强。外面的热火朝天终于烧到这学院的铁门之内，大字报开始贴出来了，瞬息之间，过道上已是琳琅满目。食堂内的大字报更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不给黑帮做饭了。”
风球高挂
学员与学员之间开始揭发、检举。有人揭发周扬与刘白羽结党营私，说周曾公开宣称刘有一颗水晶的心，洁白无瑕，以及林默涵以抱周扬大腿而飞跃升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
昨天高声谈笑之声远去，花园里出现可怕的静悄悄。
夏衍在楼梯口见四下无人，说：“以后不要和我说话。”
新领导班子终于以主人姿态登上主席台领导运动，公开点名。食堂里也由他们做好做歹继续烧饭，黑帮们自己端菜、洗碗、扫地、帮厨；特灶取消了，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革命烈火，一日千里，倏忽之间，人去楼空。黄苗子在临走时给我做了一个表情，意思大概是听天由命，由上苍代为安排吧。但日后却又因“谊属同堂”（二流堂），他和我的两专案组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这是后话）。
最忧心如焚的是马思聪了，这位卓越的音乐家几时演奏过如此动人心弦的乐章！他以颤抖的轻声问：“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关进监狱？”这大概是他后来投奔怒海的原因吧？
临走之前，还在体育馆精心排了一出戏，主持者讲话后，有人高喊：“把夏衍揪出来，把唐瑜揪出来！”于是夏衍领头，黑队绕场走一周，我看到上面有人拍纪录片。
我认出那机器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化装到香港购买的，颇感亲切，可惜后来没有播出。
我虽然在体育馆被揪出来“打倒”，但我并未受伤，却被赶回家中与妻子儿女相聚。我是被打倒得心情舒畅极了。
次日，我按指令向机关报到。走廊两边墙上已贴满标语，大字报：“打倒二流堂主唐瑜！”“唐瑜是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密友！”“唐瑜是文艺祖师爷夏衍的走卒！”等等。
一进入办公室，一块黑牌就往我脖子上一挂，上书：“反革命二流堂主唐瑜”。
我伸直头等着戴纸高帽，但没有，大概是服装道具来不及一一置备，我在隔壁那个什么情报所门前已经看到有戴高帽游街的了。
于是排队出发，前面有人鸣锣开道，我在中间，后面还有人在吆喝。就像舞台上新科状元游街似的。
回来后，革命群众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要服从监督，打扫走廊，准时上班，不得早退。
上班、下班，逐渐我也做起革命工作来了，我替他们抄写大字报，无事则靠边看，站在窗前看两派在互斗。
两个老报贩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
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卖“革命小报”。
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
我一路走，一路把重要题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
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至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似乎买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的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卖掉了不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上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也跟着收兵。
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
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账，等下次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
再见他时，他已经闭目去世了。他在闭目之前，是否想过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北角英皇道他的住处说过的话：“将来在北京，‘二流堂’可以再搞起来的，继续做团结文艺界人士的工作。”
爸爸上报了
革命小报以“二流堂”为主题的，我便看到四种，其中有一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专对黄苗子而出版的，但它缺乏堂主为它提供更丰富的资料便很难维持，所以他们便派出常驻记者，随时采访最新情况。
这些小报可以说越办越精彩了，有的文章已摆脱党八股的写作方法，也费了一些心思，使其活泼、流畅。
此外又遍访夏衍、叶浅予、黄苗子、丁聪和我，用漫画化的手法，为每人画一头像。
只是技巧太差，被画的几个人随便请浅予、丁聪，甚至请苗子代画一下，即使要求用丑化的笔调，又有何不可。
他们在为我画像时，我还正襟危坐，让他画得好些，不料登出来的竟是一塌糊涂。
但这一来，那小报便显得图文并茂。
我买了两份，看完不敢带回家，想扔掉又舍不得，那毕竟是我人生路上一点小点滴。
我把它放在抽屉里，却忘了锁上。有一天，九岁的女儿手里摇着一张报：“爸爸上报了，为什么画得这样难看！”
堂员知多少
“二流堂”的名字一登上革命报刊，便不同凡响。洛阳纸贵，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但不是由我叫卖的，我只买到一份，一看之下，连本堂主也为之瞠目结舌。
看来我这堂主真是领导无方了，这么庞大的一支优秀队伍，我竟莫知莫觉。难怪这位作者毫不客气地就将我的大权剥夺，封给夏衍了。
除了一批熟知的堂友之外，这里新发现的有：
一九三五年当了“叛徒”的阳翰笙：“中美合作所的文化特务”叶浅予；“美国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局”的丁聪；中央印钞厂长冯亦代；“大汉奸大叛徒”潘汉年；“夏衍得力干将”于伶；国民党少将刘德铭；“女流氓”郁风；军统二处处长王新衡；“混世魔王”赵丹；“反动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二流堂的密友”周扬、丁玲；“工艺美术界霸头”张仃；“大右派”、《人民画报》总编胡考；“大政治骗子”、“反党老手”华君武；“大右派”聂绀弩；还有陈白尘、田汉等等……够了，这已经是一份很精彩的“二流堂”堂员花名册了。
（摘自《二流堂纪事》，三联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