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如山与齐白石
记得是一九四六年的初夏，有一天外婆对我说，下个周末外公的好友齐白石老人要来家吃中饭，嘱我们到时早些回家帮忙招待。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姨舅们不少仍
呼了这消息后不胜雀跃，因我外公齐如山研究京剧，为梅兰芳编了不少新戏，与政治无关，但因认识的人面广，日本人来后，坚邀外公出来做事。为了怕当汉奸，藏藏躲躲，八年抗战未出家门，闲中除了著述外，就是喜欢和家人谈些名人事迹。故我们虽未见过齐大师，但常听外公提起，且曾见外公于藤萝花开或杏子初熟时，着人采摘好送去给齐大师欣赏作画，二人虽八年未见，精神上是相通的。大师一向不喜应酬，这次肯惠然光临，可知二人交情不浅。
外公家五个大院子，东院北屋是客厅兼书房，用书架隔开分为三部分，线装书一直堆到屋顶。正中一组蓝色沙发，中间铺一大张蓝花北京地毯，左边是外公的书桌及一个硬木圆桌。外公自己的客人来，如留饭，就在此圆桌上用饭。墙上挂着中堂及两条幅，常常更换。
那个周末，我赶着由西郊乘燕大校车进城（自抗战起，我就一直寄居在外婆家，共十二寒暑），回家帮着整理文房四宝。星期天一早，阳光普照，虽是蝉鸣榴红的季节，并不觉得热，大家心情轻松愉快。外公则里里外外地忙着嘱咐各人工作，预备待客的饭菜，并都要亲自过目。
忽然听到大门内一阵人声喧哗，大家纷纷往外走，这时只见一位白发长者，颤颤巍巍地由外边缓步走来，个子不高，戴副小圆眼镜，身着白色夏布长衫，腰间系着一个红色小葫芦，右手拄拐杖，望之真似神仙之属，原来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齐大师呀！左后方跟着一位中年妇人，比大师略高，用手小心地扶着大师，想来就是看护夏文珠女士了。我外公赶快迎上去，二人紧紧握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彼此眼中都有些湿润。这个感人场面，至今清楚记得。那时忽然想起，应该拍下这可纪念的一幕，但乱哄哄的到哪里去找照相机呢？
接着外公把我们一一介绍，当指出我时，我赶快给大师鞠了一躬，外公说这是我外孙女，她也是湖南人。一听到是同乡，大师瞪大了眼睛向我看，并用浓重的湘音问我几岁了，在哪儿上学等，我一向能说善道，这时竟一个字也答不上来，外公帮着回答，现在燕京大学学音乐。大师听了很高兴，说一会儿给我画张画，我听了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
大人们陪着大师进了北屋客厅，我们一群聚在南屋，挤在玻璃窗前看对面的动静，大家伸长了脖子在等，但见表哥及佣人等进进出出地忙着端饭上菜。其实外婆家经常有名人来探访，我们也不以为意，这次竟这么轰动，可见齐大师的名望，的确与众不同。
大师用过午饭后，到院子里走动走动，与外公谈谈讲讲，并留意院子里的两棵海棠树及紫丁香树。虽然着花时节已过，大师仍然细心观赏那些繁茂的枝叶，状甚愉快。
这时外公把我们这群孩子叫了去，说齐大师要赏给我们一人一张画，我们听话地一个个鱼贯走入客厅，整齐地分几排站在画桌前，先把小表弟小表妹推前。大师笑着就三笔两笔画成斗方小鱼或小虾分给他们，记得给我表弟李臻吾的一幅画上面题字：“臻吾公子，少年多慧，白石喜之，故赠此画。”大师画得又快又生动好看。我一直目不转睛地注意大师如何用笔，原来大师只用墨，不过用画笔醮上些水，再点一些浓墨，就画出如许美妙的小动物来。正看得出神时，夏女士在旁发了话，说大师累了，该回去休息。这时后面不知谁在使劲地推我，意思是叫我上去求画，我怎么也不敢动，心想大师年事已高，那时怕已年过八旬，而且也画了好几张了，不应再烦搅他老人家。这时大师放下画笔，由夏女士扶着缓缓起身，外公一向爱说笑话，这时说：“好呀！这顿饭没白吃！”大师听了微笑不语，看样子还想再逗留片刻，但经不住夏女士的催促，只好依依不舍地乘车而去。
客人走后，等到家中安静下来，外婆问我：“你求的画在哪儿呢，画的是什么呀？”我说怕大师累了，没求着。外婆叹口气说：“唉！你真是太老实了。”我这时才开始后悔，当晚也没好好地睡，一来见了久仰的老人，十分兴奋；二来是求画不成，想想以后永没机会了。
直到一九五一年我婚后与外子由香港到上海工作时，特别到北京探亲，这时先母亲自去求大师作了两幅画送给我们，总算了却了我的一件心愿。至今这两幅画――小鸡及虾，还妥为保存，每次见到它们时，当年齐大师的神采及一举一动都涌到眼前。不觉间，时间已相隔近半世纪了呢！
齐如山与梅兰芳
据近报载，在香港拍摄之《霸王别姬》电影，梅兰芳先生后人梅葆玖先生以为有影射他父亲之嫌，预备追究。由此，我倒想起了一些往事。
我七岁那年，我家住在济南市。有一天，家中佣人们闹闹嚷嚷的，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说梅兰芳先生要来我家坐坐。因为他当时由北京到上海演出，途经济南，演唱完毕，要逛逛大明湖、千佛山等名胜。消息传得真快，左邻右里都知道了，追着问：“梅兰芳是男的还是女的？”“听说他长得比女的还好看呢！”可见梅兰芳名气之大。承他百忙中来舍下探访，虽说我们小孩子不许在旁捣乱，但在一起曾照了几张相，至今我仍妥为保存。
梅先生和我外祖父齐如山之关系在师友之间。我外祖父曾在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教过书，去过欧洲几次。外祖父自幼在老家保定府之高阳县就喜欢听戏，后来在欧洲又看过不少歌剧及话剧，脑子相当西化。回国后还写了一本《说戏》，完全反对国剧。但后来越研究越觉得中国戏确有一定道理，很想改良一下，使它成为世界著名剧种之一，若无实践机会。一九一三年，他初次看梅先生表演《汾河湾》，觉得梅无论在扮相、嗓音及身材方面均是上乘之材，如能改进身段、表情，定能成为非凡人物。就据《汾河湾》一剧，写了一信给梅兰芳（当时彼此并不认识，只能写信），描述在《窑洞》一场，柳迎春不能只坐着休息，对外边薛仁贵所唱所叙，一无表情。后来再看梅表演《汾河湾》时，已根据所提意见，一一改正。自此每遇梅演出，外祖父多会去看，并把当天表演之情节、身段及面部表情，应怎么做，均用书面方式寄给梅先生，梅先生也欣然接受。外祖父先后给梅写过一百多封信，相信这批信件应是中国戏剧改进之重要文献。这批信梅先生一直收藏得很好。通信两年之后，二人才由友人介绍认识，从此订交。
由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年梅先生赴美演出，近二十年间，二人合作无间。齐为梅改编神话剧，创古装，梳高髻，加歌舞身段，轰动一时。先后编过《洛神》、《天女散花》、《太真外传》等二十多出，其中以《霸王别姬》及《凤还巢》最为脍炙人口。这段时间梅先生也由四大名旦之首，一跃而成为世界知名之梅博士。外祖父得以实践他研究中国戏剧之初衷。
记得先母曾提过，梅先生第一任夫人王氏早逝，无所出。再续娶福芝芳。当时中国民间流行在新婚时要请一位福气太太、夫妻子女齐全的，去新房替新夫妇叠叠被，据说容易生养。梅先生想请我外祖母去，外祖母怕人们闲话，只得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坐辆人力车前去梅家。后来梅夫人果然连生九子女，虽迹近迷信，但那些年每逢过年时，梅夫人总会给我外祖母去拜年，多年不辍。
一九八九年春，我陪外子姚刚去北京主持北大（一九五二年与燕京大学合并）太古留英奖学金学生遴选事宜，重游燕园（我二人均是燕大校友），也在北京参观了梅兰芳先生故居。那天天气很冷，但梅先生哲嗣梅绍武先生（燕大同学）及梅葆玖先生均热心招待。梅葆玖曾问起当年梅先生去上海时，有架钢琴留在齐家，我说是呀，我在抗战时曾寄居外祖父家，家中有两架钢琴，那架黑色我常弹的即是梅家之琴。虽说“文革”后两架琴已不知去向，但由此可知两家关系之一斑。
我觉得外祖父与梅先生之间的互敬及互助精神，实可成为近代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段佳话。
（摘自《思齐阁忆旧》，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版，定价：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