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被认为参加反革命集团而入狱，四年多才被释放，于是有了一段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三十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一个个故事，其人性的磨砺和人生的思考，都带上了某种传奇、严酷的色彩；在叙述时，又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呈现出一种从容的气度。
说起来我们这
话再说回去。想当年我这个革命追星族当然没有可能成为革命者，顶多也就只能"哈"革命。没想到我竟然梦想成真锒铛入狱，见到了货真价实的铁窗，罪名却是"反革命"。个中情由这里不想细说。单讲1971年7月12日那一天我看见了向往已久的铁窗，第一眼的感觉既不是兴奋，也不是失望，而却是诧异：怎么这么小这么高呀！一个长方形的小框子，开在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墙上――小到几乎可以题名为一线天，高到你跳起来也摸不着框的底边。电影上常有的那种扶着铁窗送别战友的感人画面当然也就没法出现。我后来想明白了，这种设计很实用，有助于防止越狱和"窜监"（指隔着号子喊话)。
我最初走进的牢房是在一个郊区看守所里。那个看守所位于城市北郊，地名叫北衙。顾名思义，看来那地方是传统的监狱所在地。那幢监狱建筑建成于何时我不知其详，只听说建成后第一批囚犯中就有它的设计者。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牢里人可能喜欢这个传说的宿命色彩，所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我只是觉得，这位设计者显然缺少浪漫情怀。
铁窗口又高又窄，阳光每天只能在牢房里晃很短时间。狭长的光斑在墙上慢慢移动，春夏秋冬进出的时间和位置都有所不同。有经验的老犯把这移动着的光斑当钟表（牢里是不让带钟表的)，瞅上一跟就知道现在已经几点。通常太阳进来时号子里会比较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我只知道我自己爱看着光斑走神。也许是那移动很快的光斑让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年华似水？是啊，牢里面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我的生命在铁窗下静静地流淌。冬去春来，眼睛还没看见绿色，鼻子和喉头倒先感觉到了。风很早就送进来青草的气息，苦涩而又清香。第一年我的身体也很敏感，两条腿肿得晶亮。有一位老犯看见后说:"春天来了。树木上水了，人也上水了。"我从此相信，人的生命也有着植物的节律。
饥饿的概念
那个时候大牢（看守所）里的粮油配给是按当时的居民定量，每人每月二十七斤（男）或二十五斤（女）粮食、四两菜油。另外每月每人有猪肉一斤。按理说，坐在大牢里啥事不做，菜饭开水都有人送到门口，这个定量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但事实上饥饿却是当时坐牢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感觉，你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你的感觉就是饥饿。
一天两顿饭，从来没有吃饱，应该说刚吃完就是饿的，其他时间就更不用说。睡着了也逃离不了，你会不断梦见吃东西却总是吃不着。夜里起来小解，看一看地板上横七竖八睡着的那些大汉，几乎个个在咂嘴巴。时间一长饥饿就成为一种控制性的力量，占据了你大部分注意力。动物在这种时候一定会去觅食，牢里的人却做不到，他们的活动全部转到心理领域。
身体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应，"居民定量"的不够吃一般至多半个月就表现出来了。人开始尖锐地饿，有些人会晕倒，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硬生生的。越强壮的越是容易如此。有经验的管教干部过来瞅一眼，通常会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两三个月后，人就瘦得差不多了，基本上不会有多余的肉。半年左右，两个屁股墩和胯部两侧一般已经打上"钢印"。"钢印"是"老犯"们的一种说法，指的是四块乌青色（大概有淤血）的老茧――人太瘦，就变成了"尖屁股"，坐卧（包括侧卧）的支撑点留下了疤痕，成为"资历"的标记。牢里没有床和凳子，坐卧都是在地板上。犯人们总是用被子垫着，有的还叠成好几层。不过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身体很快调整到最低消耗状态以适应漫长的饥饿，心理的适应却是要艰难得多，已有五年以上牢龄的几位，都好像没有摆脱心理挣扎。挣扎一词用在这里可说是一点也不夸张。就以我自己为例，为了克制自己不去看别人的饭罐和菜碗，我顿顿都在努力，努力了一年多却收效甚微。
当时的饭是用瓦罐蒸的，被称为"罐罐饭"。炊事员用一个小容器凭手舀米和加水，当然不可能准确得跟秤一般。结果送进来的饭往往直观上就有些微差别；菜是炊事员用桶挑进来，然后用瓢从风门（门上开的一个小窗口）分发的，差别当然就容易更大一些。
这"些微差别"在我们眼里却是好大一件事，可以影响一天的心情！我当时基本上还是一个学生哥，很不喜欢自己的这种心理活动，有一阵还故意糟蹋食物，表示对饥饿的蔑视，但依然改变不了眼睛左顾右盼，心情上下起伏的状况。出狱后重读《绞刑架下的报告》，发现伏契克其实早就说过（过去读时竟然一点也没注意到):"我们当中最坚强的同志，也忍不住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分享别人碗里的食物。"那是一班反法西斯的战士，有信念在支撑，本不可与我们这班倒霉蛋同日而语。
就那么点饭菜，到了口边恨不得一口就把它们全给吞下去，却又十分的舍不得。你很快吃完了就得看着别人吃，所以细嚼慢咽的人居多，好像在品尝山珍海味。有人用一根线把一罐饭切割成几十个小块，每块大约一立方厘米左右。那种切割可真是一种工作！细心加耐心，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成。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用一根竹签开始慢慢享用，一块一块不急不忙地吃，像电影上的慢镜头。这顿大餐可以吃上两三个小时！从一旁观察，只觉他神情格外专注，脸上好像写着"请勿打扰"的字样。满足感也分明写在他脸上，只是不能想像那种满足感会是出自肠胃。
由于对"些微差别"的计较，号子里一般会自发地形成某种秩序，比如，轮流值勤从炊事员手中取饭，递给其他人。轮到值勤的人最开心，因为每一罐饭都会在风门框上蹭一下，罐底粘着的饭粒（有时候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饭团）会蹭到门框上，值勤人可拈来放进嘴里。那动作很自然，看上去只是顺手一拈，但这却是值勤人拥有的一种特权！所以不少人盼执勤就像盼过节。
食物是单调的，换来换去就是白菜萝卜几种菜――在今天堪称防癌抗癌的"绿色食品"。烹调法也只有一种：除了水煮还是水煮。但到了我们手上，吃法就有点花样繁多了。比如先吃一半，把另一半藏起来，等别人都吃完后再拿出来吃；比如上午留一半到下午那一顿，加在一起心满意足地看够以后再吃，我们那个号子里流行过先喝开水再吃饭......小花样不足道，共同点在于都是食物引起的紧张心理所致。
一个月吃一次肉，那天当然是一个节日。每次看到肉都会引起欢呼，碗里多少的计较更甚于平日，但吃的花样少了许多，忍得住那个饿却忍不住那个馋，于是多了些大嚼大咽的样子。吃完后整个晚上号子里都显得暖洋洋的，说话声比平日多得多。
有一个词现在已不太有人用了，叫做"打牙祭"，原意就是吃肉。还有一个词叫"精神牙祭"，牢里聊天，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吃――"有一回我炖了四斤肉，全肥的，一点瘦肉没有。不加作料，只就着一碟酱油，一个人一口气吃了个精光。那位说话人两眼放着光，很认真地在回忆往日盛况。我受不了"精神牙祭"，时常会借故躲开。明明肚子饿得火辣辣的，再说吃岂不是火上浇油？
犯人格
"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这话不是什么名人名言，是我从大牢里听来的。
说话人姓彭，当年五十多岁，我们都叫他彭老者。我入狱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坐了五年。关于他的出身，我所知不详，只听说他原先是靠着在茶馆里说评书为生，身份应该是"社会闲散人员"。那年头"社会闲散人员"在人们眼里跟"坏人"已差不了多少，因为当时的"好人"都呆在"单位"里。"好人"一犯错误，大家就爱说是"受到社会上的影响"。
这位彭老者自称"五毒俱全，解放前解放后都坐过牢"。他的"五毒俱全"，充其量不过是吃喝嫖赌而已，估摸着在外面他顶多被定了个"坏分子"，"坏分子"是当时所定"五类分子"（专政对象）中的一类，是不足以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或"右派"的所有"坏人"。
见官就赖：犯人格的第一准则
这位"坏分子"所说的"犯人格"主要意思大体上是这样：做了犯人，就要像个犯人――里面有里面做人的规则，不要把外面那一套带进来！那意思很接近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里姜文饰演的男主角说的:"到了纽约，你就把脸抹下来揣进裤兜里吧！"
印度的尼赫鲁回忆牢狱生活时曾经说过:"监狱能让人性的丑陋赤裸裸地暴露无遗。"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依我的体会，其原因一多半是因为人到了牢里就觉得所有的遮羞布都是多余的了――一点尊严都没剩下的时候，还遮着丑处干嘛呢？说得好听一点：你要是穿着衣服进了裸泳场，那你就犯规了。
我们的情况正如彭老者所言:"见佛要拜，见官要赖"。怎么个赖法？
入狱之初，我成天都在担心违反监规后被罚――给你戴上手铐。戴上手铐有诸多不便，吃饭睡觉且不说，单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烦人的。你要是不向管教干部认错求饶，那铐子就不会从你手上拿下来。认错不难，求饶却不太容易，因为是要撒娇耍赖地求，借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场"秀"。犯人不仅要装得很诚恳，更要装得很可怜，说话要带着哭腔，尾音要拖长，能挤出两滴眼泪来则效果更好，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个早就服软认输的弱者。初来乍到的管教人员会很不习惯，时间长了就会反过来，不习惯你不用这种腔调和姿态了。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求饶秀为什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进行？为什么就没有人觉得好笑，像电影花絮里表现的那样，演着演着就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表演时，犯人们是不敢笑，可干部们呢？――哦，他们不能笑。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一种双方都必须维护的"仪式"了。多年以后我才琢磨出这种"仪式"的"文化含义"，它体现的是在灵长类动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则――等级低的必须经常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向等级高的示弱。
犯人与干部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幻象，不能指望有干部对犯人说"我们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因此，犯人示弱是天经地义，犯人不当引以为耻。彭老者创一个"犯人格"的概念大约主要是有感于此。不过，如果把"犯人格"就理解为"犯人没有人格"，恐怕也歪曲了彭老者的原意。
两条通则：最后一点尊严
诚然，入了大牢就不要再惦记在外面做人的那一套，但有一条古老的规则却被从外面带进来了，而且还得到强化。那就是，告密是可耻的。尽管告密的事实际上总在不断地发生，却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明目张胆地那样做，并且每个人提起告密行为都会表示义愤填膺。告密者通常被叫做"臭虫"或"屁巴虫"，据说有些号子里还发生过集体揍"臭虫"的事件。
我曾目睹一次"闹事"，起因和结局都与"不得告密"的原则直接相关：一位干部来调查号子里一件芝麻大的违规事件是谁干的，所有人都不吭声。那位干部沉不住气了:"不说是吧？不说今天下午就全体不要吃饭。"到了下午开饭时他还动了真格的，就是不让给我们号子送饭。这一下号子里开了锅，立即齐声呼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饭！......"不依不饶。接下来号子里的人一个一个地被干部提出去，背靠背施压，要查出谁是"黑手"。结局是那天全号子的人都遵守了不告密的规则，事情不了了之，并且饭菜也照数补发。当时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父子夫妻互相揭发的种种故事，大牢里通行这种规则耐人寻味。
"告密可耻"其实与"见官要赖"是基于同一种认识，在外面"装积极"是有所图，已然成了坏人，打几个小报告恐怕于事无补吧？当然，看守所没认真设置鼓励告密的机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据说在劳改队就不一样，单是争取减刑一条就能鼓励好多人去立功。
值得一说的"通则"还有一条，说起来也很古老。
大牢里的饥饿确实令人难熬，所以在饮食方面的各种狼狈相一般都不会招致嘲笑议论――大家彼此彼此嘛。但还是有底线，太过了的行为也会引起非议。举例说，你贪馋地舔饭罐菜碗，来来回回地舔上百遍也不会有人说你。但如果你爬到地板上舔洒在上面的汤，就会有人觉得不忍看了。这条规则隐含的价值取向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一个人要是在饥饿面前表现出突出的自制力，他就会赢得同犯们包括那些惯于以强凌弱的"牢头"们的尊重。我因为闹过几次装病绝食，在号子里就凭空地很有威望。号子里的强弱本来主要是凭借体魄来区分，但好些人高马大的壮汉都会让着我这个文弱书生。私下里他们还说:"人家跟我们不同，人家是政治犯。"实际上我的案由虽然是"反革命"，但我坐牢却绝不是因为政治活动或政治信念。我说过，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已。至于"绝食"，那就更与政治无关，我完全是为了一个私人目的――出去见见至亲好友。这些他们其实也都明白，我知道，那点敬意其实是出于最后一点尊严。
犯人精：入于化境的犯人格
坐牢要坐到心平气和的地步，当然也是一种境界。我入狱那天，号子门一打开，迎面看见十三个人端坐在地板上，在我印象中就仿佛十三尊罗汉，自古以来就坐在那儿等我似的。后来在交谈中了解到，他们这一坐，大多已坐了好几年。有那么几位安闲笃定，仿佛屁股已生了根――老犯们总是要比新犯多一份从容。也不知在光线阴暗的牢房里如何可采得"日月之精华"，有的老犯差不多就成了精。
彭老者就有点成精了的意思。他一身市井气，却在牢里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智者。年轻人不仅听他说书讲古评人论事，还请他分析案情指点官司。再加上算命详梦，他几乎成了号子里的律师加牧师。他在号子里的地位因此就有些特殊，不会像其他身体孱弱的老头那样受人欺负。他站起来时总是一只手捂着肛门部位，说是有痔疮导致脱肛的毛病。据说自打入狱就这么捂着，一捂就捂了五年。我不相信他真有那毛病，可是五年如一日地捂着也真不容易！有这毛病的好处大概在于，可以不当值倒马桶，可以不受罚戴铐子――他有可能是惟一一个从入狱到出狱都没有戴过铐子的人，但我问他时他却笑而不答。也许是不想泄漏天机？凡此种种都可以视为他坐牢的战略战术，他借此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帖。
于是他就有了坐牢不过是家常便饭的气派。兴致来时他会在号子里来回晃悠，唱着地道的市井小调，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他不是被抓进来的，倒像是耍了个大泼皮硬赖进来的。我替他算了算，1971年7月我入狱时他已坐了五年，意味着"文革"刚一开始他就进来了。像他那样"五毒俱全"的"牛鬼蛇神"，坐牢恐怕真等于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他那种变无奈为无赖的精神怕也真算得是一种精神。
有比彭老者"修为"更高的。有一位因杀人嫌疑入狱的，整整坐了十年才查清无罪被释放。他坐牢坐得悄无声息，我估计他要么是孤高自许，要么是老实巴交。那是一个农民，默默地坐了十年冤狱，又默默地出狱回到山里。十年不吭一声，也是一种功夫？
待到我转监转到市里的看守所之后，发觉那里的犯人精更多一些，我隔壁号子里就有一位。年纪轻轻，因打群架致人于死，我到的时候他已被关押了八年。由于是"重刑犯"，他在关押期间一直戴着脚镣。每天天不亮放风倒马桶，只要一听到那脚镣清脆如铃的声音响起来了，人们就会说:"某某某出来了。"有一阵子让两个相邻的号子一起放风倒马桶，一道洗脸时说起了他的脚镣声，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全看守所最好听的一副脚镣。"――敢情全看守所的脚镣他都戴过？
还有一位传奇人物，是位老革命，他当时在看守所已呆了一十五年。据说在解放前夕他率领一个地下党小组潜入台湾，回来时却只剩下孤身一人。这件事他说不清，解放没几年就让他蹲了大狱。狱中流传的一个笑话是，有看守人员对他说过:"你的问题就等台湾解放以后再解决吧！"
十五年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数字，他无需费力就能赢得同犯们的尊重。管教干部们也总是另眼相看，凡事都让他几分。人精瘦，眼发蓝，这些都不难想像。我没料到的是，听说他已然身轻如燕。每天两次放风倒马桶，他总是一个箭步就窜上一米多高的水池，两脚跨开，像长颈鹿饮水一样弯下颈背来洗脸。又听说在号子里他像个精灵，常常整夜不睡，背靠墙站着搓棉线。搓棉线是号子里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犯人们自己发明的：用棉絮捻成短纱头再搓接成长线。搓成的线当然可用来补衣服，但大半是不用的。有人曾一气搓了二十七米长，出狱后想再试试，结果是连搓成一米长度的耐心都不再有。
我没问过那位老革命整夜整夜搓成的线到底有多长，只是有一个画面从此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宛如我亲眼所见：一副精瘦的身体斜靠在一面白墙上，发蓝的眼睛盯着手中的线，神情专注。手中的线则垂落到地堆积成圈没有尽头――他以无限的耐心在等。
（摘自《里面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出版，定价：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