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行在一般人的眼里是拍卖物品的，但是我们通过此文看到更多的是拍卖行在做人际关系，因为在他们眼里人际关系比拍卖恐怕还挣钱。
在索斯比这样的公司看来，1970年代中期的伊朗，是全球
索斯比公司开拓伊朗市场，是在1974年底开始的。这年11月，伦敦贝尔格拉维亚区索斯比公司办事处职员杰洛米・库柏撰写一份报告，以纲要方式论述伊朗所能提供的商机。其中他指出，有6种收藏品在这个地区行情最看俏，包括：中东古代文物、地毯和织绵、19世纪法国瓷器和家具、珠宝、俄国搪瓷制品和19世纪欧洲绘画。乍看起来，这是很怪异的一种组合，但库柏也许真的了解伊朗人的品味。无论如何，这跟西方人的收藏习惯是大相迳庭的。
不论如何，公司内部显然有人赞同库柏的看法，因为报告提出后不久，索斯比职员就开始访问伊朗，包括库析自己和彼得威尔森――索斯比公司董事会主席。为了安排这些访问，索斯比当局特地致函伊朗高层人士，信中弃满谄媚奉承的语气，令人不忍卒读。这些信强调的是索斯比公司的非商业性活动，诸如博物馆咨询服务、出版学术书刊等等。光是阅读这些信，我们根本看不出索斯比是一间商业机构，更不会想像到它的主要业务竟然是拍卖艺术品。
然而，索斯比领导阶层很快就发觉，在伊朗这种对西方商人来说很诡谲的市场，最有效的交易途径是透过伊朗王后――伊朗人尊称她为“沙芭奴”――的办公室来进行。这位王后在巴黎受教育，热爱艺术，经常出入西方各大拍卖行，实在是最理想的“内线”。于是，索斯比公司的文宣人员开始对伊朗王后的侍从女官发动书信攻势。例如，索斯比公司一位神通广大的欧洲业务代表锡罗冯华尔道夫，在1975年1月6日写信给伊朗王后的一位助理。这封信的用字遣辞，正是索斯比公司跟伊朗高层人士打交道时，最常使用的一种口气：
敬爱的戴芙达瑞小姐：
我和妮露法儿・梅海文相交多年。
上星期，我们俩在巴黎共进晚餐。她建议我跟您联系。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有缘相会。我从妮露法儿口中得知，您现在服务于“王后办公室”，参与“伊朗现代美术馆”的兴建计划。我在索斯比公司的任务，是负责筹划现代艺术品的拍卖。如果您需要关于伦敦和纽约索斯比拍卖会的资讯，请随时赐知。我一定竭诚为您服务。下回您到伦敦，一定要来找我哦。如果您有时间，也许我们可以一块吃午餐。
库柏也披挂上阵，亲自写了几封措辞相似的信函，给伊朗政坛上的有力人士，诸如副掌玺大臣、副文化大臣和国文博物馆主任秘书。最耐人寻味的，却是他访问伊朗回来后撰写的报告。对照伊朗局势日后的发展，这份执行显得更加有趣。报告一开始，他就先作了个结论。
这次访问，在各方面都使我感到极为振奋。组织工作虽然非常复杂，但我觉得开设这个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我们在伊朗国内拥有高层人士支持，开发起这个市场来更是得心应手。伊朗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开始时会很不大稳定，经营费用非常高昂，但十年后它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艺术品拍卖、收藏和展览中心。我强力建议，〔1975年〕5月或6月在德黑兰开设某种永久性办事处；开幕当天，举行本公司夏季拍卖会德黑兰预展，邀请伊朗各界名流参加，以资庆祝。2月9日或10日，伊朗王后私人办公室主任巴哈多利将访问伦敦〔见下文〕，我们将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提出我们的具体计划和方案，请求国和王后陛下批准。伊朗的关税法正在修订中。新法规将准许百年自由进口〔意思可能是，历史在一百年之内的古董将可以自由买卖流通〕。法国人已经抢先登陆伊朗市场，佳士得公司正在急起直追，我们切莫再犹豫，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下面这份报告，将具体说明本公司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
拍卖公司球员兼裁判
在报告的其余部分，库柏强调索斯比公司所能提供的各种服务：博物馆咨询、书刊出版、信用卡、艺术品展览以及――仿佛事后才想到似的――拍卖。整份报告中，最耐人寻味的是第一节第三段，探讨成立“投资基金”的问题。这段文字和伊朗档案中的其他文件清清楚楚显示：除了一般业务，索斯比公司准备跟伊朗三位商业巨子――雷杰华迪、卡扬尼和巴科尔达――携手合作，开拓伊朗市场。在这项计划中，索斯比公司将以当事人和经纪人的双重身分参与。
这几个伙伴应该维持怎样的一种关系，则需要花一点时间协商。魏斯摩兰勋爵代表索斯比公司向伊朗方面提出3个方案，也许是因为索斯比方面并不十分确定在这场市场争夺战中，他们的猎物究竟是什么，因此只好放胆把网撒开，希望能捕到一只大鱼。1975年2月，在一封长达7页的信函中，魏斯摩兰列举这3个方案，向3位伊朗合伙人中最资深的葛森姆・雷杰华迪提出（葛森姆是马穆德・雷杰华迪的3个儿子之一。1951年，老雷杰华迪在海岸创办他的第一间轧棉厂，逐步扩充，终于发展成伊朗最大的私人企业之一，旗下有银行、钢铁厂、肥皂厂和纺织厂）。
根据索斯比公司提出的方案，三位伊朗合伙人共同出资4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0万美元），成立投资基金。魏斯摩兰在信中指出：“投资金额可以提高，如果您愿意的话。”这笔钱将被视为共同账户。刚开始时，索斯比公司将代表他们采购比较便宜的艺术品――“即价值在1000英镑以下的文物”。魏斯摩兰在信中继续说：“通常，我们会透过索斯比派克・柏耐特集团进行采购，但在适当的时机，我们也会利用其他管道购买艺术品（不管以哪一种方式采购，我们都将按照惯例，向卖方收取一笔佣金）。”然后，这批艺术品将被送往伊朗出售。“目前还很难确定，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因为有太多市场因素需要考虑。下回访问伊朗时，杰洛米・库柏会仔细评估整个情况。不过，我们目前的看法是，我们可能得等待一段时期――从九个月到十八个月。”
根据这项方案，每一笔买卖，索斯比公司都将收取两万美元咨询费。接着，就是整个计划中最具争议性的一部分。除了向卖方收取10%佣金、向投资资金收取两万美元咨询费之外，索斯比公司还打算分享利润。事实上，魏斯摩兰向伊朗合伙人提出三套计算方式：一、利润以80/20的比例分配，伊朗合伙人占80%；二、利润以65/35的比例分配，伊朗合伙人占65%；三、索斯比公司不分享利润，但索取13%的佣金，而不是通常的10%。
这些方案从不曾被公开过，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样的计划难免牵涉到利益冲突。记住：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件艺术品被送进拍卖行时，双方――卖主和拍卖行――就得协商如何订定估价和底价的数目。这种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妥协，也就是说，在卖主的期望和市场的需求之间，谋求一个平衡。在估价和底价的订定上，如果拍卖行和卖主不能取得协议，这件艺术品就被退回。一般来说，拍卖行是不能向未成交的拍卖品收取佣金，而太多拍卖品卖不出去，会显示艺术品市场景气衰退，因此，拍卖行通常都不愿意花太多精力和时间在那些价钱订得太高、根本销不出去的拍卖品上。
另一方面，如果拍卖行除了佣金之外，还分享拍卖品成交后所得到的利润，两个严重的问题就会因而产生。首先，在一场拍卖会中，如果一部分拍卖品属于拍卖行所有，而其余则是外人委托拍卖的，那么，在拍卖过程中，拍卖行难免就会特别照顾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因为这牵涉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这可能成对自由市场的一种操纵，因此，在某些国家，这样的交易行为是不合法的。另一方面，如果全部拍卖品都属于拍卖行所有，那么，在这场拍卖会中，拍卖行就变成了卖主，不再是经纪人。这一来，拍卖行就变得跟一般交易商没什么两样。如果公开进行，这种交易方法也没什么不对，但如果在私底下偷偷摸摸搞这一招，难免就会干扰到市场的正常、自由运作。它会造成一个虚假的印象：一群独立的、彼此之间毫无关连的卖主，在拍卖会上销售他们的物品，显示艺术品市场景气十分看好，而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拍卖行表面上经经纪人身分，而实际上却以卖主身分，在拍卖会上兜售一件艺术品，它的公信力也会遭受质疑。基于以上理由，拍卖行对拍卖品如果具有全部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可能就会造成利益冲突。如果交易是在暗中进行，后果肯定会更加严重。
特洛伊木马潜入伊朗
文件并未说明魏斯摩兰提出的三个方案，究竟哪一个被采行，不过，1975年8月和9月，库柏访问德黑兰回来后撰写的一份备忘录，却清清楚楚显示：“雷杰华迪基金和拍卖会”计划正在积极推展中，目前已经筹集到大约5.2万英镑资金。然而，索斯比公司（或至少库伯）所期望的德黑兰拍卖会，却一直没有举行，也许是因为政治的缘故吧。1975年5月，德黑兰确实举行过一场拍卖会，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那只不过是一场“鸡尾酒加艺术品的表演秀”，虽然报导中也提到“总价值高达50万美元的一批绘画作品”，在这场的拍卖会上成交。文件也没提到基金会购买的艺术品究竟有没有透过索斯比公司其他销售据点卖出去，如果有的话，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进行。最让我们感到兴趣的是，索斯比的伊朗方案显示，早在1970年代中期，索斯比公司就已经――至少考虑――以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艺术品市场。这桩交易牵连到索斯比公司的领导阶层，包括威斯摩兰勋爵和他的表兄弟彼得・威尔森。
索斯比公司在伊朗的活动，还有另一个层面。1975年底、1976年初，库柏又撰写一份报告，长达二十五页。它提到另一项高度机密的计划：索斯比将提供专业知识，协助伊朗王后搜集印象派和现代绘画作品。根据这个方案，索斯比公司董事长彼得・威尔森将受聘为伊朗王后辖下美术馆采购委员会的永久顾问。文件显示，威尔森的办公室和巴哈多利的办公室，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接触。巴哈多利博士阁下当时是伊朗王后私人办公室的主任。
威尔森和巴哈利的亲密关系，在伊朗、在艺品交易圈，都被索斯比员工当作一个高度机密。诚如库柏在他那份报告的引言中所指出的：
这份报告的内容，以及今后索斯比公司和伊朗王后办公室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都必须视为最高机密。索斯比公司各有关部门的专家，都会受命提供必要的服务，但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接受这些服务的人究竟是谁。索斯比公司和王后办公室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保密。这点至为重要。索斯比公司尽可能提供王后办公室最完整、翔实的资讯。但是，这种服务通常是属于私人的、秘密的性质。
康柏的报告中有一个章节，标题为“直接向五岳办公室提供的艺术品”。兹摘录如下：
交易商或私人收藏家将一批收藏品或个别艺术品，直接向王后办公室兜售时，如果需要征求索斯比公司的意见，则可将照片和相关资讯寄送索斯比公司。卖主也可将艺术品送到伊朗大使馆，让索斯比专家鉴定。我们决不可以让卖主知道索斯比公司以顾问的身分替王后办公室出主意。
为什么需要保密到这种程度呢？交易商向伊朗王后兜售艺术品，请第三者评估作品保存的情况和现在的价值，是绝对正当的作法，但必须公开进行。如此一来，一旦发现重大的问题，就能够公开讨论或解释。然而，索斯比公司却以秘密方式替伊朗王后评估别的交易商或收藏家提供的艺术品，从而获取内线资讯，使他们能够充分掌握市场动向，知道谁拥有哪些艺术品、谁准备出售什么东西、开价到底多少。事实上，索斯比公司把伊朗王后的美术馆当作“特洛伊木马”来利用（译注：根据荷马史诗记载，希腊联军久攻特洛伊城不下，于是制造一匹巨大的木马，内藏士兵。特洛伊人不明究里，将木马拖进城内。半夜，木马中的士兵跑出来，和城外的希腊军里应外合，轻易攻下特洛伊城。由于这个典故，“特洛伊木马”也指潜伏在敌后从事破坏工作的人员）。显然，索斯比公司认为这样做并没什么不对，但在其他交易商看来，这简直就是使诈。
柯梅尼返回德黑兰
这个秘密一直没被泄露出来――直到现在。事实上，索斯比公司的保密工作一直在加强，以致于到后来竟然产生出相当滑稽的效果。蓝色档案中有一封信函的草稿。这封信是彼得・威尔森写给当时担任纽约索斯比公司“印象派与现代绘画”部门主任的大卫・纳许。虽然没有注明日期，这封信显然是在1976年4月间写的。信中表明，替伊朗王后采购艺术品的工作，目前已经在进行中。威尔森提到三幅画，其中一幅是〔20世纪法国画家〕杜布菲的作品。信中说：
巴哈利多一再强调，索斯比公司和王后办公室的关系绝对不能让外人知晓。站在索斯比公司的立场，我们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种关系，更不想让别人察觉到我们正在替王后办公室采购艺术品。为了保密，切记；只有你（纳许）、阿诺德・卡冈和约翰・马里安才能接触这位客户的资料。从今天起，我们在信函、电报或电话中提到这位客户时，都必须使用代号“杜博”。
伊朗王后的生意，确实值得争取。同一个月（1976年4月），杰洛米・库柏向彼得・威尔森、裴瑞格林・波连和大卫・魏斯摩兰发出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在过去八个月中，“杜博”在索斯比拍卖会上所出的标价，总值高达223.89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美元）。1976年5月24日拟订的一份采购单显示，到那个时候为止，伊朗王后至少已经购进十九件艺术品。除了上面提到的杜布菲之外，画家高更、范东根、卢奥、米罗、维雍和莫兰迪各有一幅作品被伊朗王后看上。此外，王后还看中〔美国摄影家〕史泰格里兹（Stieglitz）的一幅摄影作品。
姑且不谈这种秘密交易所牵涉的商业道德问题，我们要指出的是，索斯比公司的伊朗方案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十六个月后，1977年9月13日，替索斯比公司拉生意的麦可・司徒爵士写信给彼得・威尔森、魏斯摩兰勋爵和索斯比公司其他高层人士，向他们报告，他跟伊朗宫庭大臣阿巴斯・霍维达大公共进晚餐的经过。这位大臣询问司徒华，索斯比公司能否协助整修德黑兰的大理石宫殿，使它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博物馆。虽然索斯比公司一直未能如愿在伊朗举行拍卖会，然而，这段谈话却显示他们已经被伊朗领导层所接纳。跟伊朗王后做生意，索斯比公司获得相当丰厚的报酬。他们斯盼明天会更好。
奈何，天不从人愿。伊朗爆发了政治动乱，震醒了索斯比公司和每一个人。1977年底，伊朗的局势表面看起来还相当稳定。12月，美国总统卡特访问德黑兰。在大年除夕发表的贺辞中，卡特宣称：“在这个动乱的地区，伊朗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全世界的领导人中，我最感激的是跟我私交最好的〔伊朗国王〕。”
一个星期后，伊朗圣城孔姆发生第一场暴动。二月，孔姆和塔布里？市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一场又一场暴乱。诡异的是，在这个时候，索斯比公司竟然考虑在伊朗销售“肉品”。3月，卡祖因、巴巴特和德黑兰等大城市相继发生暴乱。5月，学生开始串连，德黑兰市场关闭。6月，伊朗恶名昭彰的秘密警察组织“杀伐客”的头子纳西里将军被撤换，但整个夏季暴动持续进行。为了消除民怨，伊朗国王在8月5日宣布，明年春季举行大选。不久，伊斯法汉市就发生空前大暴乱，情势完全失控，政府不得不下令戒严。一个星期后，阿巴丹市一家电影院遭人纵火，当场烧死477个人。
局势持续恶化。阿巴丹惨剧发生后一个星期，首相被迫下台。
1979年1月11日，美国国务卿宣布，伊朗国王出国“休假四周”。5天后，国王陛下开始流亡生涯。
（摘自《拍卖索斯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3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