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遗传工程学家可以有目的地改变生物的遗传特征，由此制造出带有新特征的个体。当然我们的动物饲养者和植物种植者从来都是这么干的。但是遗传工程学家使用的方法与前辈们大不一样，见效也快，有时他们
比如带着一个水母基因的土豆，就是长了腿的扫帚也不见得比它更奇怪。这种植物是苏格兰受丁堡大学的遗传工程学家发明的，当土豆需要水时，叶子会发出黄光，这种光太微弱，我们看不见。但是如果一个农夫在他的普通的土豆地里种了几棵这样的发光植物的话，他只需要再买上一个专门的探测器，通过探测器，他就能知道是不是该给庄稼浇水了。
水母土豆的种植至今还只是停留在大学的试验田野，而其他基因控制的植物早就遍布五大洲，在最普通的农家田地里生长繁殖了。最重要的例子，就要数“抗除草剂”的玉米品种了。研究人员改变了它的遗传特征，使它对某些“完全除草剂”毫无反应。也就是说，农夫喷洒的除草剂杀死了所有的普通植物，单留玉米茁壮成长。农药和种子都能从一个康采恩那儿买到，这个康采恩因为这种新的种植方法发了大财。还有些玉米品种含有能生产毒药杀死昆虫的基因，否则一种鳞翅目昆虫――玉米螟蛾的黄褐色幼虫总是在茎秆和棒子上四处钻营，现在它们再也不来侵犯这些玉米了。除了玉米之外，还有些别的经济作物也被遗传工程学家变成了能抗除草剂或能杀虫的怪物，比如大豆、芸薹、土豆、棉花、米、芜菁和菊苣。西红柿的遗传特征也得到了特别多的研究和处理，这个待遇它们是受之无愧的，因为它们是全世界的人吃得最多的蔬菜，专家们的目的是让西红柿的果实美味而又能长久保存。
据说，这才刚开了个头，我们还处在遗传工程的“石器时代”，一些研究人员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真正的奇迹发生。他们想根本改变我们的食用植物，让它们对我们惟命是从，我们想让它们干嘛，它们就干嘛。比如他们想改变气孔的开合习性；干旱地区的植物，气孔应该尽快闭合，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水分的损失；潮湿地区的植物，却应该让它们的气孔尽可能长久地张开着，这样它们也许就可以长得快些。有些科学家甚至想完成植物进化了几百万年都没能完成的事情：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
我招来的精怪
歌德的诗渐渐地变成了恐怖片，勤快的扫帚停不下来了，打起水来没完没了，“麻烦大了！”绝望的学徒最后嚷道：“我招来的精怪我再也摆脱不了了。”“遗传工程”让很多人想起那个巫师学徒，这些人所担心的也正是这样令人不愉快的情形。他们相信，用基因技术制造出来的植物，有朝一日会摆脱制造者的控制，会危害于人，就像那把中了邪的扫帚一样。
当然，在那些栽培基因控制植物的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灾难。所以有些人认为害怕遗传工程是没有道理的，都是那些仇视技术的人在煽风点火，要依着他们，我们所有的人最好都回到中世纪去，回到那个充满了迷信、疾病和饥饿的世界。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大多数反对“绿色”遗传工程的人都不反对技术进步，但是他们担心技术进步的后果。反对者中也不乏遗传学家、生物学家、生化学家，而他们正是最精通遗传工程的人。
在许多欧洲国家，包括联邦德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他们的意见，往往不允许有些公司把经过基因技术改变了的种子推向市场，有时也会对种植的安全措施做出规定。比起有些国家来，比如美国、阿根廷或中国，欧洲的基因控制植物要少得多。那么植物新品种到底有什么危险呢？说得确切些，一样是改变遗传特征，通过基因技术处理和通过普通杂交，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之一在于参与新品种培育的生物。传统的培育者总是让同一种类的个体或两个亲缘关系较为相近的种类的个体进行杂交，这样，他们就把这个种类中自然存在的不同基因混合起来了。有时他们也进行干预，人为造成基因变化――所谓的“突变”，但原则上他们只对一个种类中本来就存在的基因进行处理。
遗传工程学家当然也要做这些事情，但他们往往走得更远，他们不但混合同种的基因，还往生物休中私运异种的基因，比如那带有水母基因的会发光的土豆，好在它还只是充当指示器，大概没有一个知情者会把它做成土豆泥或油炸土豆条，但其他大多数基因植物可是我们的食物，植物在人工引进的遗传信息的帮助下产生的异类蛋白质也会一块儿被我们吃下去。
这可能不利于健康，遗传工程的批评者警告说，特别是那些有过敏反应的人很容易受到危害。他们尽量不吃那些会让他们长出脓包、出现哮喘或晕厥现象的食物，但是如果他们的食物中到处藏着异类蛋白质，比如在他们以为对健康非常有利的大豆汉堡包中突然出现了巴西果的蛋白质，或者如果食品工业的原料和生产方式老是在变化的话――现在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叫他们怎么才能避开对他们不利的食物呢？
绿色遗传工程中存在的另一个隐患，来自于所谓的“抗抗生素基因”。这种基因原本存在于细菌体内，含有对某种药物进行消毒的有关信息。一部分基因控制的植物除了含有“真正”的新基因外，还含有隐性的抗抗生素基因。这纯粹是技术原因造成的。植物也根本用不着这种基因，但这种基因存在于植物的每个细胞中。要是植物死了，或部分枯萎了，这种基因就会进入周围的环境。
所有生物体的遗骸中都有这种自由遗传物质，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一般说来，分解了也就没事了。但是有时候它们中的一小部分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因为细菌有时候会干起遗传工程学家的活来，它们会吸收异类的遗传物质安装到自己体内。如果它们吸收的是一般的植物基因，那是没什么要紧的，但是抗抗生素基因却能使病菌对相应的抗生素产生抵抗力。如果我们受到这种细菌的感染生了病，那么效力最强的药物对我们也会失效。所以遗传工程的批评者要求，基因控制的植物中不能含有这样的基因，这个要求也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新植物的其他基因也会产生问题。因为它们是遗传特征的一部分，随着花粉四处扩散，所以无法控制，它们可以自作主张制造新的基因植物。比如基因控制的抗除草剂的芸薹花粉使一种野草受了精――这种野草与芸薹有亲戚关系，所以它们能够杂交，于是就会产生一种抗除草剂的野草，这样的野草是很难对付的。
那么绿色的基因技术难道是洪水猛兽吗？当然不是。它只是一种新兴技术，人们对它的后果还研究得很不够。推动这项新技术的人们首要的目的并不在于拯救世界――虽然有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他们的兴趣在于科学荣誉或者经济利益，或者两者都要。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人需要监督。因为他们很容易对“他们”的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视而不见。
所以，基因技术的批评者就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没有他们的遏制，这个新技术可能就发展得太快了。他们揭示其中的危险性，他们要求在本来没有监督的地方实施监督，也许他们还能促使政府和消费者扪心自问：这确实是我们想要的吗？而这也是我们这个技术化了的世界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想，能长久保存的美味西红柿对我们也许有些好处，但是我们通过传统的育种方式可能也能得到这样的品种；结实的多产的米和小麦品种或许也是一个福音，如果它们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种植的话，这样它们可能就可以养活很多人了。但是，开发者必须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确实不存在值得一提的危险，这些重要的基因植物新品种才可以投入使用。
但是许多基因控制的植物――已经存在的或计划中的――我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特别是那些令人恶心的东西，比如像有些食用植物，它们像所有别的植物一样生长，但是形成的种子很不正常，在发芽的时候都会自杀。美国一个大型的化学和育种公司就想生产这样的植物，这样的话，农夫们再也不能像现在很多大豆种植者那样，把收成的一部分用于播种，而是不得不每年购买新种，这可能就意味着破产，尤其对于贫穷国家的农民。
精妙的人造自然
说够了纠缠不休的精怪，现在让我们买一盒酸奶，“樱桃”味儿的，这能让我们想起那美味的果子。酸奶里确实也有真正的樱桃，只是量很少，大概还不足以对那强烈的果味负责。那么是魔术？这种情况下，看一下那印得极小的配料清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排在第四位的――酸奶、糖和果子后面――是“食用香精”，“食用香精”大概是比真正的樱桃价廉物美……一点不错，只要看一下工业生产的食品的配料清单，我们就能明白，这些产品中往往含有一些我们本来想不到会在里面出现的东西，因为我们人类掌握了一项很成问题的技能，能仿制植物性食品（当然还有动物性的）。描述这种行为最合适的词汇是由雀巢公司发明的，1986年这个公司就看出，“人造自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想像自己吃到了果、叶、茎和根――纯天然的，事实上我们吃下去的根本不是植物身上的任何一个部分，而是由各种各样的原料杂凑起来的仿制品。
比如说，“天然香精”往往是从专门培育的霉菌中提取的，而没有任何其他说明的“等同于天然的香精”是在化学实验室里调制出来的。樱桃的气味是由一系列的物质共同发出的，像所有的水果和蔬菜一样，要发出这样的气味，它就必须含有多种显然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的成分，而食用香精一般是由单一的化学物质组成的，我们喜欢它的味道，可能是因为在自然条件下这种味道说明可食用植物中含有一些好东西，但如果是食用香精，那么这不啻是一种错觉。
想出这些办法来调我们胃口的人，我们称之为“食物设计者”，最近他们开始仿造整个水果了，而不只是仿造水果的味道，它们的人造水果是由糖浆、藻类、水、防腐剂、色素和食用香精做成的，用于制作麦片糕、糕点、果味酸奶和冰激凌。
谁要赞成这种做法的，当然听凭他的随便，他甚至可以下决心盲目相信工业，乖乖地吞下工业所提供的一切东西。但是谁要想弄明白他把什么东西装进了自己的身体，他可以看一看那印得很小的配料清单，再通过知识手册了解一下清单上出现的词语的意义，将来不仅仅对基因食物发出这样的疑问：我真的愿意吃这样的东西吗？
（摘自《吃太阳的家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2月版，定价：2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