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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死

2006-04-01 14:56:00 来源:书摘 胡赳赳  我有话说

行政力把关

现在,随便拉一个人来都能痛斥教育尤其是学术教育的通病:以行政偷换学术;以学术偷换创造力;以有益掩盖无趣;以无趣故作高深。中国学术教育在行政学术共同体内,饱受行政对学术的指挥之苦,备受行政对教育的僵化范式之忧。“体制外”教授陈丹青,指出大学教育正在

用“行政思维”替代“教育思维”。新一轮的大学合并、扩招、扩建运动,不亚于又一场灾难,大学“高大全”了,但行政指令却使大学强行成为校际比拼场。

群抄公当道

网上买卖论文;在全球范围内抄袭;为评职称而买版面上论文。从学生到老师,从学士论文到教授职称评定,无一例外地都发生过抄袭事件。是什么使得人格变得不再重要?答案自然是群抄公当道的外部环境;要毕业、要升迁、要福利待遇、要出人头地、要跑步进入新天地。学术成为一种信息级差下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创造性萎缩

现在,读书无用论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从经济学来看,昂贵学费背后可能是一毕业就失业的底线;从社会学来看,虽读书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接受到的教育方式却千篇一律,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批量化的标准件”,还是生态多样的有创造力的人?有人分析中国全球竞争力无法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大学本是国家创新的动力火车,却成了学术腐败的重灾地。

唯利益是图

大学不是开商场,不是卖东西。所以,大学凭什么“产业化”?教育凭什么要变成“消费”?大学资源凭什么要一一“变现”?大学盛行与公司合作培训模式:由公司招生、教学,由学校盖结业章。每年暑假一过,各大城市的报纸分类广告上,份额颇大的就是各大学的各研究生班招生及培训广告。热门专业的大学老师,正像明星一样忙于走穴授课,公共领域的教授,正奔忙于各地的研讨会、考察活动和商业合作。有研究生感叹说,一年难得与导师见一次面,这等实情实景,委实令人心痛。大学最大的命门和死敌,就是在不可调和的商业利益面前,弯下了腰。

都说读不起

我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教育组织;大学生一年学费相当于一个贫困县农民35年的纯收入;我国大学收费是世界上最富国家的3倍。女儿考取大学,母亲因无力承担学费而愤然自杀;一个胸前挂着“卖身契”的小伙子出现在街头,胸前挂着一张白纸,用毛笔写着“卖身契”3个大字,上面还有一小行空心字:“大一新生筹学费,自愿卖身贵公司,学成回报。”二八律同样在这里有效;20%的人享受的是80%的高等教育机会。到现在为止,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了115万大学生,实际贷出的数字大概是95个亿,但这只是表象。一方面国家在资助补想办法,一方面大学在扩招、增加热门专业收费标准。

精神之缺失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大学为之大学,太多人做过论述,但现在的大学,只能称之为高四年级或高十一年级。

青春集中营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从上大学的那一刻起,学生们便获罪了,与青春赌明天的罪,拿知识当赌注博未来,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死读书活受罪。清华退学博士王垠因此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像他这样洒脱呢,前思后虑一番:想想家人、想想未来、想想前途。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那好,还是继续“服刑”吧。

(摘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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