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权威的合法性
在农村，衡量一个家庭兴衰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土地（包括住房）的多少，二是子孙的多少。前者的责任在男性，后者的责任在女性，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家族运势。假如碰上一个“败家子”，有可能将家族的土地败掉（教子无方也是父亲的责任）。不过，只要还有一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熬”就是忍气吞声、任劳任怨地接受乡村对女性的一系列限制，对自己的小女子个性进行彻底的改造，而且还不能变态。他们从一个在家得宠的女孩，变成一个伺候丈夫及其家人的妇女；从一个父母身边的消费者和休闲者，变成一个生产者（劳动和生儿子）；从一个满怀梦想的少女，变成一个养育儿女、为生计操劳的妈妈。从儿子生下来，长大成人再到结婚，正常情况下也要“熬”18年。可见熬成婆婆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女人在家族里面原本是没有自身价值的，她的价值是随着儿子的出现而出身的。当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娶了媳妇，女人的价值才得到真正的实现。
20世纪下半叶，土地问题被暂时搁置，子孙问题变成惟一的问题。于是男性的责任减轻了（只要有一幢房屋就行），女性独自担起了家族兴旺的重任。事实上问题已经出来了。农村广义的生产（包括土地和人口再生产），变成了狭义的人口生产。土地再生产的责任转交给了一个现代制度的产物――生产队和乡政府，与家庭没有关系了。既然生产从土地上转移到了床上、从整体的自然转到了狭义的自然（人体），那么生多生少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生物学问题了。接下来的矛盾是，谁解决儿孙的生计问题？婆婆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于是，婆婆的权威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其合法性。媳妇（包括儿子）造反的事情经常发生。
媳妇的反叛和新枷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能产生女权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女人的死敌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自身。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女性，由于教育水平比较低，容易被一些表象（比如婆婆的性别）所蒙蔽。她们不知道“婆婆”实际上是一种男权文化的代言人。媳妇以为女人是她们的天敌。其实那些压迫她们的所谓女性的性别，已经完全被乡土制度彻底地改造了。婆婆在一种貌似女性的外表下（性征已经消失），对女性（媳妇）进行男性化的压迫。准确地说，婆婆应该是一种“雌雄同体”的中性（制度化）身份。他们的身体已经得到转换，在一群儿孙身上得到了延续，变成了“宗族身体”。
尚未生育的媳妇，应该是一种完整的女性身体。她的身体是她自己的，还没有得到转换，还没有成为宗族身体。媳妇的这种“自然身体”、“欲望身体”遭到了以婆婆为代表的“宗族身体”、“公共身体”的压抑和打击，目的是要将小媳妇的“自然身体”改造为“宗族身体”。还有一种隐秘的原因，就是婆婆几十年来受到的压迫，如今都要新媳妇来偿还。
在20世纪的中国乡村，媳妇的反叛已经成为公开事件。她们的反叛，采用了与传统乡村制度相同的逻辑，也就是以否定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为前提。因为她们在反叛开始之际，就悄悄地将自己的身体掩藏起来了。她们不是通过肯定自己的个人欲望、独特性、需求来进行反叛的，而是借助于男人的力量来分庭抗礼。比如，唆使丈夫与家庭产生矛盾，私下里积攒钱财和首饰，为分家做准备。当自己成了婆婆之后，她会采用同样的压迫手段来对付新媳妇。
由于传统乡村土地制度的瓦解而导致的家庭瓦解，分家并非不光彩的事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媳妇闹独立是伴随着婚姻而产生的。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流失，使分家的意义变得十分可疑。几亩贫瘠的土地已经无法自给自足了，也就没有管理价值和分配价值。所以，媳妇一开始就被新的生计困境的枷锁套住了。分家或者反叛，并不意味着能从家族获利，而是意味着独自承担自己不家庭的命运。作为传统家族掌门人的婆婆，除了给媳妇当保姆，为她出门打工提供便利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见。所以，媳妇反叛的对象已经消失，压抑她们的不是婆婆，而是窘迫而艰难的生活本身。她们逃避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坏处，也没有得到现代社会的好处。她们失去了旧有的庇护，尚未找到新的庇护。
小姑子是制度的帮凶
“姑嫂关系”尽管没有“婆媳关系”那么复杂，但基本属于一类的，关系好的不多（除非母亲早死，嫂子是她的抚养人）。小姑子在没有出嫁之前，享有同男孩子同样的待遇，也是属于媳妇（嫂子）必须要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婆婆对媳妇进行压抑和管制的过程中，小姑子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她经常背地里为母亲（婆婆）提供批判的证据。她年轻，加上经常接触嫂子的同龄人，信息来源比较广泛，容易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并及时向上级（母亲）禀报。特别是在丈夫出远门期间，小姑子对嫂子的监视最为得力。所以，嫂子与其说害怕耳聋眼花的婆婆，不如说忌讳耳聪目明的小姑子。
有一个笑话说，哥哥冬季出门做木匠去了，妹妹奉母命监视嫂子的行为，以防红杏出墙。但几个月下来也没发现什么动静，嫂子照样早出晚归地下地劳动，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突然，嫂子一连几天卧病不起，问她哪里不舒服，要不要请郎中，她都坚决拒绝，只是一个劲儿躺在床上哼哼。婆婆十分纳闷，只有小姑子在窃窃发笑。原来小姑子在嫂子床头发现了一根黄瓜，并偷偷地将黄瓜切了一刀（欲断未断），给嫂子制造了一个大麻烦……
可见小姑子在家里充当了类似于密探的角色，与婆婆狼狈为奸地欺负嫂子。这种情况一直要维持到小姑子出嫁。出嫁之后，形势就会急转直下。如果此刻她还胆敢对嫂子说三道四，嫂子就会以“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为由，将小姑子轰出去。如果嫂子生了儿子，而小姑子在婆家的处境不好，那小姑子就更惨了，几乎可以说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也有一些离婚之后住到娘家的情况，她得忍受嫂子的报复。
我们老家每年腊月二十左右是请灶神的时候。此刻，无论是谁，只要在族谱上没有登记的人，都必须离开村子。那么，离了婚的小姑子到哪里去呢？这时候婆婆不管找什么理由都帮不了小姑子。嫂子会以宗族规矩的名义，义正词严地让小姑子离开。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在村里找一间废弃的旧房子安顿小姑子，不得出门，由婆婆每天送饭过去。
所以，农妇在婆家受了欺负，挨了丈夫的打，往往是忍气吞声，不愿回娘家诉说，更不敢轻易离婚。因为娘家的路早就被她断了。可见，乡村女性完全坠入了一种等级压迫制度的恶性循环之中。问题在于她们并没有接受教训，一代又一代地重复这种低级错误。直到现在，她们一起背井离乡，成了相依为命的“打工族”，同是天涯沦落人，姑嫂才有可能破例成为好朋友。
妯娌的联合与对抗
哥哥的老婆称嫂子，丈夫的姐妹称小姑，妯娌就是两兄弟的妻子的互称。这只不过是一种称呼而己，还有共同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微观权力冲突。现在的独生子女，将永远无法了解“妯娌”和“姑嫂”究竟意味着什么。“妯娌关系”比“姑嫂关系”和“婆媳关系”更微妙。她们之间相当于现在的国际政治关系，利益和身份地位是其关系中两个十分关键的支配因素。她们既是利益上的敌人，同时，她们又都是家族的外来者，有着共同的遭遇。所以，她们时而联合在一起，时而闹得不可开交，有时候还互相利用。
在传统的乡村，一方面还有传统价值观念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公公和婆婆还健在，加上家庭财产分配（土地、房屋、牛）还没有结果，大家都想讨得村里人和长辈们的欢心。所以，妯娌之间尽管在明争暗斗，但不敢过分造次，面子上要过得去。现在的乡村，要土地没有土地，要房屋没有房屋，要现金没有现金，大家不知道图什么。于是，妯娌关系由明争暗斗而变得白热化、公开化。妯娌关系已经纯粹堕落为一种争强好胜的游戏，充满了非理性。比如，你穿得好、吃得好，我要比你穿得更好、吃得更好。你生了一个儿子，我要生两个儿子。你骂了家里的老人一次，我要骂两次。老人每年在你家住三个月，我要让他们住不了一个月就逃之夭夭。她们就像搞军备竞赛一样，各个都在争强斗狠，谁心软谁吃亏。因此妯娌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来的事情，比比皆是。
在特定的时候，她们也会联合起来。比如小姑子、小叔子出面责备她们中的一个的时候，她们会合起来反击。因为她们都是外来者，不允许这个家庭的人小瞧她们，以为她们没有反击能力。在一个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完全崩溃的时候，在一个享有的财产所剩无几的时候，在一个忍让的德行变得无利可图的时候，在一个共同当婆婆也毫无意义的时候，她们惟一的依托就是强权，惟一的快感就是争吵，谁狠谁就占上风。并且，现在的丈夫也不像过去那样，什么事情都站在父母一边，而是一开始就站在老婆一边。结果是弱势群体更加弱势，强权群体更加强权。当两个强权势力（妯娌）撕咬在一起，造成“妯娌大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拍案惊奇”和“今古奇观”。传统乡土价值的失范，新的价值体系的阙如，是家庭狼烟四起的原因。我们假设现在社会的金钱价值能取代传统的礼仪价值，但她们却没有金钱。她们惟一具备的就是从传统价值体系内部“解放”出来的身体和脾气。
（摘自《土地的黄昏――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东方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