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江青激动万分，讲台下的周恩来一言不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的无奈。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
对《五・一六通知》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指的是谁。
1967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陆、海、空三军文工团部分文艺工作者时，袒露过他的心态。他说：当时虽然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事实上，不仅周恩来没有理解到，就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也没有想到是指自己。
5月18日，即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3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胡志明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林彪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在会场主席台前的桌子上放着林彪手书的一张纸，大意是说他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编者注）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聂荣臻看到后，拿着林彪的这个手书，气愤地说：“发这个做啥？收回！”随即主席台上的人就让把林彪的这个手书收回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刘西尧听周恩来说起过这件事。他在《“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九一三事件’后，我听周总理说，在1966年通过《五 ・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针对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对叶群的指责，林彪竟提出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叶群在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被政治局多数成员否决。林彪叛逃后，周总理提起此事讲，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荒唐。当时他感到很惊讶！”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主持全会，邓小平宣布全会议程，刘少奇做工作报告。报告后半部分着重讲“文化大革命” 发动以来的工作，对派工作组问题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插话批评说：“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8月2日，周恩来在全会讲话，对派工作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他说：
“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销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北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
“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要替北京市负起更多责任来。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
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他说：“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他还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刘少奇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京，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着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在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由此可见，会议气氛紧张到了何等程度。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措辞严厉地指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泽东这张不指名指责刘少奇等同志的大字报，第一次把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分歧公之于众，并且上纲到惊人的高度。
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周恩来一言未发。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刘少奇由常委会第二名降为第七名。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明白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指的是谁。在会议期间，他两次对廖汉生说，“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后来，1984年2月18日，廖汉生回忆说：
“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对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陶铸“很不理解”，始终没有发言。据陶铸的夫人曾志在《陶铸与中央文革决裂的内幕》一文披露：
“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
“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革命造反”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周恩来讲到他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时，多次表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他说过：自己虽然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但就“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许多地方还不如年轻人那样思想解放，那样敢说敢闯，没有条条框框。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袒露过这种“跟不上，但要争取跟进”的心态。他说：
“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我们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时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错误是经常要犯的，当然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保持晚节，就是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
周恩来的这番话并非客套，而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和态度。后来，在许多讲话中还谈到对“ 文革”的认识问题。1966年10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说老实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大局面。”在谈到“文革”运动的时间安排时，反映了他希望“文革” 早日结束。他提出：“可不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大区、省、市、自治区一级能不能在春节以前使机关的运动告一段落，中央各部、各口子在春节以前告一段落。”这个时间表反映了周恩来当时对“文革”确实还“很不理解”。
后来，12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大会上，还谈到自己对“文革”没有“精神准备”。他说：
“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是我们原来所能料到的。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就是说，没有能够完全预料到。”
直到1968年9月14日，接见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 的认识时，周恩来还说过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坦诚地说：“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对于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处境和心境，当时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谷牧深有体会。他在《回忆敬爱的周总理》的文章中写道：
“对于‘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 、‘很不得力’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我体会，包括周总理和少奇同志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他们也是在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他们也是在凭着自己的认识看问题，凭着自己的经验干事情，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做工作。他们的思想和肩上的担子都是沉重的。周总理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是必须贯彻执行的。所以，无论是同我们这些人谈话，或公开对群众谈话，他总是讲要‘加深理解’、‘跟上形势’。但是，‘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的发展是个什么结局？他也搞不太清楚。”
对“文化大革命”，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
周恩来没有参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工作，对许多事情并不知情，因而缺乏思想准备。但是，当时他没有怀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现在看来，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修正主义” 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是含混不清、不准确的；而且他们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估计也是不切实际的。长期以来，周恩来对毛泽东是尊重和信赖的，认为毛泽东总是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即使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总是要求自己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去跟进。因此，他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总体上表示拥护，并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
“文革”初期，周恩来根据当时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的理解和认识，总体上是拥护和支持的，在国内外讲话中多次表示过。1966年6月27日，他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 “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从理论上全面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他《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则是在实践上全面发动“文革”的重要标志。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一发表，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文革”狂飙。
随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同首都百万群众共庆“文革”的开展，进一步震动了全国。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次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主席台上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的结果排列顺序，刘少奇降为常委中的第七位，公布了中共中央高层的重大人事变动。
“八・一八”大会使广大红卫兵受到极大鼓舞，成为“文革”的急先锋。“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大批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体的大中学生，冲出校园，走向社会，把“文革”狂飙进一步刮向全国各地。他们以破“四旧”为名，到处抄家，捣毁文物，更改街名，揪斗老师、领导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肆无忌惮地进行侮辱、打骂，甚至任意诬蔑一些领导干部是“黑帮”，诬蔑一些专家学者是“反动学术权威”，诬蔑一些教师是“牛鬼蛇神 ”，诬蔑一些群众是“黑五类”，致使许多人或被打致伤、致死，或被“扫地出门”。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违反党和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的恶劣行为，及其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罪恶事件，周恩来忧心忡忡，困惑不解。1966年8月22日，他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时，就表露过当时的这种心情。他不解地说：“八月八日的《决定》（指《十六条》。――引者注）现在公布十四天了，你们正在学习。为什么还有隔阂呢？就是因为有许多问题不清楚。有许多问题我们也不清楚。拿我来说，就很不清楚。”
主持制订对“文革”的限制性政策。
“文化大革命”狂飙兴起时，虽然周恩来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卷入的，但他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革命”，力求理解，争取跟进，并对“文革”中出现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加以约束和限制。当时，极左思潮和极左行为泛滥，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乱中篡权，惟恐天下不乱。在这种极度动乱的局势下，对 “文革”加以约束和限制往往阻力重重，但周恩来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以尽可能减少“文革”造成的破坏和损失。
（摘自《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出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