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中国现代科学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里面，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子。有很多自然科学的学科建设，科学家起步的时候，总在一个时候得过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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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教育基金会资助的贫困学生 |
像福特基金会，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它的资产和捐献的金钱，都是占第一位的。现在遥遥领先的是比尔・盖茨基金会。盖茨基金会有几百亿的资产。这个基金会做什么呢？第一是教育。每一个基金都有自己的方向，但是共同的、普遍的必然都有教育，面向各种各样的教育，成人、中小学、大学，以至于大学里面的某一个学科。所以美国的教育事业得益于基金会是非常大的。第二是医疗卫生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对于医学的研究，比如说小儿麻痹、黄热病、钩虫病等疾病的防治研究就投入较多，并有重大成果。关注医学科学的前沿，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点。另外一方面是公共卫生。培养护士，还有类似我们的赤脚医生，培训两年，到农村缺医少药的地方。在中国也培养过，在第三世界，在美国，它都培养过。当然还不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如现在的比尔・盖茨，他把重点放在艾滋病研究上，为防治艾滋病已经捐了几十个亿。它有一个口号，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在没有艾滋病的世界上。进一步比如说社会科学。因为后来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发达，社会财富的增加解决不了人类的各种苦难。比如说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危机，后来演变成蔓延至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危机。可见物质的丰富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些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所以基金会就出钱，建立了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
基金会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为什么会产生？它背后的思想是什么？我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资本家剥削起来很残酷，并且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办一个企业，他的最终目的是利益最大化，那么他为什么要捐钱出来？而且捐这么多的钱出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以个人道德来说。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剥削是坏事，捐钱是好事，所以怎么一个人又做这个，又做那个？这恐怕不是这样来考虑的。首先他有一个物质基础。我觉得这种大基金会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总是以家庭为单位，财富的积累也没有那么快。20世纪的头二十年，那是美国大发展的时候，在工业化的过程里面涌现出来许多财团，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大王，好多大王。这些人积累了非常非常大的财富。财富之大使他们觉得成了问题了。拿了这么多钱怎么办？在我们看起来，钱总是越多越好，是吧？他有几个途径。这些财富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但是扩大再生产是有限度的，因为在经济上如果你无限地扩大，就有一个效益递减的问题了，不是越扩大越赚钱的。还有一个，美国已经出台了反托拉斯法，一个家族的财产不能够大到一定程度的，它有限制。这个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他花不完。并且这些白手起家的老一代资本家，并没有穷奢极侈的生活习惯，他能花到哪儿去呢？就是多造几幢别墅，也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没有为子孙积累财富的观念，觉得那是不对的。美国的文化里面是赞成个人发家、个人奋斗的，哪怕你的奋斗过程里手段比较残酷，人家追究得也比较少。但是你如果完全是靠祖上的财产，自己什么都没干就变成大富翁了，社会对这样的人并不给予很高的尊重。并且老一代的财团主人，他们都很害怕培养出纨绔子弟。
举个例子来讲，老洛克菲勒每个礼拜给他的儿子零花钱三美元。他告诉儿子，这三美元，一美元，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第二个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你总会碰到如生病等无妄之灾，总要有一个储蓄的概念；第三个美元，去帮助别人，你看谁需要帮助，你就应该帮助谁。他就是这样教育子女的。另外当时已经有了一些社会上反对和讽刺摆阔炫富的书，社会上形成一种舆论，就是你拿了钱到处去摆阔，并不能使你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好像大家都很尊重你，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在两极分化过程里，进步主义思潮对于政府的腐败和财团的巧取豪夺，不断地揭露。整个社美国会形成一种舆论，觉得发财发到这个程度，好像处境并不怎么太愉快，变成了众矢之的。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社会压力，造成了他觉得这种钱总得有个去处。事实上，这个社会压力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种思想传统，就是平民主义。美国有两种思想传统，一种得个人竞争，谁有本事谁上去。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有平民主义的倾向，不像欧洲有旧贵族，哪怕是没落的贵族也比平民受到尊重一点。他是世家子弟，怎么样怎么样。美国不是这样的，它有平民主义的趋势，一直到现在。比如说美国的一位总统，他很喜欢说他过去是穷孩子。英雄不论出身，过去很穷，但奋斗出来了，还是很光荣的。不像有的人觉得自己家里（穷），要掩盖家世等等。
还有一种就是志愿精神。就是说每个人对社会尽义务。他们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另外一方面他们有团队精神。因为早期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在17世纪大批地去的时候，名义上都是英皇的子民。但是他们一旦有了问题，有了灾难，有了需要，天高皇帝远，谁也指望不着，只有自己保护自己。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需要社团精神，因此社团的观念非常强烈。所以有了事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互相帮助的观念是很强烈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传统，当然就是基督教传统。所以比如像老一代，我讲美国三个先驱，一个是卡耐基，一个是洛克菲勒，这是咱们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叫塞奇，塞奇基金会是最早的，比他们两个都成立得早。其发起人是金融资本家塞奇的遗孀塞奇夫人。他们三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卡耐基的一篇叫做《财富的福音》的著名文章非常系统地表达了公益事业家的思想，现在已成为经典。他的第一个思想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这个是人类进步的产物，这是人类进步所需要花的代价。因此不能因为看到这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就想着还是回到过去平均主义的时代，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回到那个时候最好，那是不行的。这个以个人奋斗为基础的社会是最好的。因此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改良它，而不是把它拆了重新分配。这是大前提。接下来，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人既然有能力赚钱，也应该有能力组织怎么样花钱，把钱花在点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造福。总的说起来是这么一个想法。而且根据他的想法，那个钱都得在生前散尽，不要到死后再去捐遗产。他不赞成等死后再去捐遗产，写一个遗嘱，他说那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捐）遗产以后。人家把你的钱弄成什么样，你就控制不了了，要在生前看到我的钱用在对头的地方。第三个思想，不是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嘛？这个是《圣经》上说的，生前捐掉财产不就可以跟《圣经》妥协了？我虽然是富人，我还可以进天堂，因为我把所有的钱都已经散光了。他还真这么做了，他在他的企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时候，股票股值非常高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全卖掉了，卖给了摩根。留下他自己的那份股份，就完全捐给了卡耐基基金会。所以他有一句话，“拥巨资而死者，死于耻辱”。就是说一个人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富的人，他这个人就是可耻的，卡耐基强调必须在生前散尽财富。当然以后的大富翁还是捐遗产的多，不见得在生前都散尽，可是他的这个思想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以至于现在的比尔・盖茨，就是卡耐基的崇拜者。他就要在生前把钱都给捐光，他已经向报界宣布，他有两个孩子，他每人给他们留相当于六百五十万英镑的财产。为什么是英镑，我是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的，每一个人得这（一笔钱），其他的他要在生前全捐光。
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他不认为政府是社会的主人。因此他们还想以他们的财富左右社会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我认为社会重点应该发展教育，或者说重点在医学方面，应该重点研究癌症，或者是艾滋病，我就把大量的财产投到这个上面。并且他们有一种“匹配资金”的条件，就是说我出多少钱，条件是市政府或者是当地政府也出多少钱。这样的话他等于影响了这个政府的预算。政府想我不出这个钱，这笔钱也没有了，他也觉得这是好事。所以有一些左派的人士批评这种做法，说他们拿这笔钱左右了政府的预算。他们说我既然有了这么多财富，我要用在点上，我要使得这个社会按照我认为的理想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卡耐基专门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提出最好的捐献的领域是什么。他提出了几个就是像教育、公共图书馆、医疗卫生这样的领域。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就是游泳池。为什么要捐游泳池？他认为游泳能够使人健康，普及游泳了，大家的健康水平就提高了。所以他拼命地鼓励各个地方造游泳池。还有就是公园，改善环境，公园应该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穷人也有地方去享受美好的景色。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它变成最方便的处理余钱的地方了。你有钱没处花？算了，你成立一个基金会吧，因为它最简便。
接下来我还想花点时间讲一讲基金会同政府是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比如说捐钱是不是为了避税？我要把这笔钱捐出来，我就可以不交税了。这个问题当然是与税收问题有紧密关系的，而且美国的税制改革，就是对于这一块的税制改革波动，对公益事业捐献的程度，捐献多少钱，常常是有关联的。但是第一代基金会的创始人却不是因为税收才成立基金会。因为那个时候免税制度还没有呢，美国真正对捐助慈善事业可以免税的法律出台是1917年，而那个时候那三大基金会都已经成立了。那个时候的所得税是很少的，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卡耐基一向主张提高遗产税，他就是不让把遗产留给子孙。当然税收制度对促进公益捐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现在在美国有条法律叫做税收法的501c3，这条法律专门管一切享受免税待遇的非盈利组织，对于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规定很细。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你必须要提交一个符合这条税法的宗旨，你这个（基金会）是干什么的。然后你去申请在当地的税务局注册，得到批准，承认你是非盈利组织。那么你注册资产是多少，这个资产就可以免税。他们每年要向税务局提供报表，有多少资产和支出。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任何一个公众都可以去查账，其中也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一百年来美国国会经常举行听证会，就是说那些享受免税待遇的非盈利组织到底干什么了？经常就把他们叫去，审查他们，叫他们报账。或者是说你们已经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跟你们的性质不相称的，等等。但是更多是针对税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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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某贫困地区的一所小学 |
基金会的运作实行项目审批制。它有一个会长，真正左右基金会的思想的实际上是它的执行会长。执行会长有点像一家企业的CEO，而且是一批已经专业化的精英。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基金会精英，指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财产不属于他们，但是他们支配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会长连任十年的话，这个基金会的方向跟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大的基金会就有董事会有各级领导，有项目官员，等等。所以这种运作就已经是一个企业化的运作。可是那董事会不是由出钱的人组成的，这个跟企业不一样。董事一般都是社会名流，比如说下台的政府官员、大学校长、企业界人士，等等。比如任命会长、决策，还是要董事会来决定。因此如果我是捐资人，当然第一代的时候，比如像卡耐基这样，一直到死之前，还是左右基金的方向的，他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死了之后就不是这样了，而且就跟他脱钩了。基金会本身就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人。例如我们熟悉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他也是个大慈善家，有一次在开董事会的时候，他说应该怎么样，别人不同意他的意见。然后他一火，说：“是我捐的钱，我说了算。”另外一个人立刻就跟他说：“索罗斯先生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钱，你已经捐出来了，而且你已经享受了免税，假如你不捐这个钱，你就应该交很多税给政府，政府还可以用这个钱去做好多别的事情，所以你不应该说这个钱是你的，你说了算。”
最后我想讲一下，基金会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个也是大家所关心的。我最开始的时候是认为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的国情是绝对不一样的。因为这是私人基金会，我们国家对私有财产这个问题还没有法律保障。尽管实际上已经出现各式各样的大款，而且有一些人特别有钱，但是在制度上私有财产是没有保证的。所以在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证之前，你怎么能够指望他捐钱出来呢？但是从上次修宪到现在十六大之后，慢慢地民营经济有了地位，并且现在说民营企业家也要享受国民待遇，就是完全平等的待遇。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好多好多的民营企业家，财富会集中。而且贫困悬殊已经扩大了。而且据我了解现在也已经有不少有志之士，挺想捐点钱来做点好事的。可是这个钱要捐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捐到哪儿去？怎么操作？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我们的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法令了。就是说鼓励有钱的出钱。最主要的要有一套制度的保证，保证有规范的操作。不能够让人家捐了钱，不知道它干什么去了。现在有一些水灾或者是地震，大家捐钱，捐钱的时候都很不放心，不知道捐款最后落到谁的腰包里去了。这样的话如果是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透明、你随时可以去查，或者每一笔钱都可以追踪的制度，就很难发展公益基金会。
另外在观念上也应该有一个转变。就是说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我从社会赚来财富，我对社会应该有责任感。因为中国人一般是为子孙积累财富，这个观念是比较强的。甚至一些贪污犯说：“我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连贪污都是为了儿子。这种观念应该改。就是说每一代的人都应该自力更生，因此有了财富的人主要的责任应该是面向社会。这个观念不是一时就完全能够转变起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可以跟我们古代的道德，“为富而仁”结合起来。你富了，可以做一些好事，总是善举。但是这善举不是个人的，应该是有组织的。
（摘自《世纪讲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定价：3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