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之者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不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钞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疑地借给我，或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
甲戌本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国际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尚未为世人所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借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也许有人会说：胡先生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于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钞。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作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大意）。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戚序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所显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我的生于“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5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寅、?父亲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
著者手绘胡适先生故居东厂胡同一号大门。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也撤消了（仍主卒于壬年）。当时我年少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不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个大“×”①，加了一句批语，后托孔楷第先生捎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作于1947年，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有1953年之9月，这期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说“胡适，可以不提，亦不必用尊崇的口吻”，“这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亦即‘立场’之谓也”。
其实，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最后连人都被“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据传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徒弟”。
胡先生在雪芹生卒年问题上与拙见虽有小异，但作为学者前辈，还更有丛善如流的一面，令人感动。例如他接受《红梦楼新证》的内涵至少可举三点：一、他改变了曹?乃曹寅次子的旧说，承认是其过继子。二、不再主张脂砚斋是雪芹本人的化名，而承认“可能是雪芹的太太或朋友”。三、承认了曹家的曾遭巨变不是“坐吃山空”的结果。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个鸡虫得失、气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
我得以拜访胡先生，从记忆中，从一向的想法中，是赵万里（字斐云）先生的盛意介绍，他问我：愿不愿意见见适之先生？我答：当然愿意，但一来尚无机缘，二来不便冒昧。如承商洽安排，则深感美意。
详情细节是回忆不起了，总之是蒙赵先生告知：胡先生答应，愿一晤谈，即订于某日某时，请你进城去访问。赵先生所示地址是：北平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宅。
可是这个应当记得的日期却失忆了。从下一封信中所云“前造谒”来推，应是六月末的一天。
那时从西郊海淀燕大要进一趟城（真实的古北京城十分完好），可是件“大事”：没有交通便利，燕大校车一日早晚两次往返，是最好的条件了！但也很费安排――一个赶不好就麻烦了。进趟城，是一整天的忙活事。尤其在我是城里并无亲友，一个站脚喘息之地也无，而地理既不熟悉，行动需雇洋车、人力车。
今日想来，赵先生之所以敢兴此念，也许是胡先生接了我那借书的“不情之请”的麻烦信函，又已见了刊出的拙文“生卒年”争论，这都不好回信，既大费笔墨，又不好措词――此时已知我不过是个在校学生，并非什么学者教授，所以回信“深了不是，浅了不是”。但他并未责怪，仍是一片好意相待。
话要简捷，那天我总算摸路认门，来到东厂胡同一号大门。
什么叫“东厂”？这是明代的遗迹：魏忠贤擅权乱政的“特务机构”所在，是一片可怖的杀人地狱，如今则是一位大学者的住宅，令我感叹。看大门，是木栅栏，简陋古旧――可能那正表明本非居民的住处吧？往北行，来到了客厅。一切朴素平实，绝无“富贵气象”。正面靠墙是一个可坐两三个人的长沙发，前设一矮茶几。胡先生迎出来和我握手，让我坐沙发。他自己呢，却走到我的左方墙边的一个较高的桌后坐下。估量那是他的工作书桌。因为我的左前方有一个小小书架，放着不太多的书――如果这是专只待客的客厅，就不会这么布置。往右看，一位中年先生站在那儿听我们交谈――后来方晓是秘书邓广铭先生。
见此光景，我心中暗忖，未免有点儿担心――这样的宾主座位布局，不常见，令人感觉不大自然，不是可以密切交流、天空海阔的“形势”，便拘束起来，只有全神贯注，倾听教言的份儿。
胡先生的谈话，大致是可预料的：一、奖赞《懋斋诗钞》的发现，是一大功绩。二、雪芹生卒年问题，不赞成四十岁、生于雍二之新说，那样雪芹就不大可能写出《红楼梦》那样繁华的内容故事了。三、研究学问，要虚心求证，不宜固执己见。四、鼓励我将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借阅甲戌本一事，慨然允诺。随即下位亲手将书递给了我。
我因要按时赶校车回燕园，即不多打扰，深表谢意，起身作辞。临行，胡先生又从那小书架上取下一部洋装硬皮书，接过看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论学近著》。他说：带回去，空时不妨翻看翻看。有什么感想，可以写信告知。这样，就是“平生一面”的值得纪念的一次晤会的经过。等到我再次身临东厂，再叩木扉，事情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完璧依依
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写给年轻一代人看的，他们对有些历史实况已不大容易明白，故须多讲几句――这就是老北平城解放前夕的情形，以及我碰巧赶在城中的经过。
时当1948年之初冬，有一天同窗周培章兄有事要进城，偶萌邀我同行之意，说：目下战争形势发展甚快，这个老故都还不知变化如何，我有一同学王家，消息较为灵通，可去听听大局预测，住上两三日，他家好客，没有问题。
我闻此言，心中便想到那部甲戌本尚在手中，为了“完璧归赵”，别发生意外，该送还了，这样才对得起人家慨然惠借之道义。于是便将此书之原本与录副本检齐，并一些随身零用物，打点成一个小提包，在傍晚时分，与培章“奋勇”步行二三十里，进了城，投奔东四牌楼七条（胡同）王宅。
没料到，只隔了一天，北平便关了城门，不准出入了――这时，解放军即成包围之势，国民党军队驻守者是傅作义将军。有关人士正在紧张奔走“国”“共”之间，敦促和平解放，以保文化古城不受炮火之灾（这样叙述，好像我这书呆子很了解时局大事，其实都是事后方知的，也是极粗简的追记）。百姓里巷中，则纷纷交换“小道消息”，关心命运，彼此乱传乱讲；一会儿说“和了”，呆一会儿又传“还是要打”！如此一日不知要多少变！
在此情况下，我坐不住了，决意快些把甲戌本原书送还胡先生。
北京城大得“吓人”，外乡人很难想象。但从东四七条到东厂胡同，却是相去不远，步行可见。那天，确切日期已经失记――我夹着书，再次找到了夏日曾来过的木栅门。
我叩扉恭候，不见胡先生像上次那样出来接待。过了好一会儿，却见一个中年人前来开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蒙胡先生惠借甲戌题本《石头记》，今特到府送还，还有一部录副本，胡先生答应给写序跋记，今一并拜见先生，恳烦践诺。然后自报了姓名。那中年人气质厚重，彬彬有礼，听后抱歉地说：对不起，他有事，不能与您会面了，家父的书请留下，其他以后再说吧。
我便问：您是胡先生的什么人？他躬身回答：那是家严。您把书交给我，不会错的。这样，我递与他甲戌本原本，他收了，并说了客气的词意。他样子匆忙，我就不便多言，告辞转身回“七条”借寓了。
我这人钝得很，当时一点儿也没想到别的。
多少年后，方辗转得悉，胡适无生拿到我归还的甲戌本后，写了一长跋记：
现存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共有三本。一为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本，一为涂星署藏八十回钞本（我有长跋），一为我收藏的刘铨福家旧藏残本十六回（我也有长跋）。三本之中，我这个藏本为最早写本，故最近于雪芹原稿，最可宝贵。今年周汝昌君（燕京大学学生）和他的哥哥借我此本去钞了一个副本。我盼望这个残本将来能有影印流传的机会。
胡适 一九四八，十二，一
（此后，胡适先生又先后于1949、1950年两次题写跋记。）
12月15日，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他，他便离开了北平围城之局势；而他临走，只带出了两部书，其一即是甲戌本。
甲戌本归还了物主，理所当然，毫无稀奇之可言。但书刚刚送还，立即携带而行，别的书却置之不顾（当然也无法全顾），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摘自《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版，定价：34.80元。标题为本刊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