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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处江湖之远

2006-05-01 13:27:00 来源:书摘 李正宏 黄团元  我有话说

《新人口论》受到错误的批判,风暴不断升级。但马寅初坚持自己的观点。1960年1月4日,马寅初向教育部递交报告,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马寅初的报告马上得到了批准。3月18日,马寅初毅然搬出北大,回到了在北京的东总部胡同32号的家里。

马寅初在北京东总部胡同32号的家里,冷清的小院

罩上严霜,腊梅花却破霜而出。

老伴给马寅初做可口的浙江家乡菜。背着他对孩子们说:“让他多读书吧,他小时候就是‘只有读书可以忘记赌博’。”

子女们说:“爸爸只能在书中寻找安慰!”

莫愁前途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来了到了马家的小院。同马寅初在二楼促膝长谈。论经济,讲人口,议国事。两人时而竞相背出数字,时而相对无言。告别时,一脸严峻的陈云对马家几个子女说:“你们的爸爸不会消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他的可贵的个性。你们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和国家交给你们的任务!”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也来看望马寅初,元帅诗人一进门就是诗:“马老啊,‘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你这好了,由‘饮酒者’变成了‘隐居者’。你是海量,不会有情绪吧?哈哈!”

陈毅率直的性格和马寅初十分相似。两人意气相投,关系密切。二人上楼后,时听笑声琅,时闻叫骂声。陈毅离去时,对马家的几个孩子说:“你们的父亲还是姓马克思的马,很好很好。我曾经作过一首诗,诗曰‘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孩子们,冬天过去是春天,历史定会给他作出公正的评价!”

马寅初还是马寅初。

在全国政协委员会议上,针对“右派分子”已经名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之列,他说:“右派太划多了。有些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是善意的,只‘鸣’了几句个人观点,怎么就是右派呢?同时,有的人很有学问,一棍子将其打死,对我们国家是个损失!”

讲到这里,马寅初提高了声音:“重要的是,有些无辜者也被打成了右派。湖北的学生对我讲,有个学校的炊事员刚脱盲,用方言写了反映实际情况的顺口溜,给党提意见。说的是‘工业化,母业化,卖了谷子吃高巴(玉米),卖了棉花打条挂(光屁股)’。当时他不会写‘挂’字,就用汉语拼音代替――‘GUA’。然而,就是这段顺口溜,让他得了一顶右派帽子!”

有人窃笑,有人翻白眼,马寅初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接着说:“陕西的学生向我反映,他们那里有所中学的老师什么话也没有讲,什么文章也没有写,却被打成了右派!为什么?是上级摊派了指标,校长回去后召开会议抓的阄!”

会议主持者冷冷地问:“就是算有这事,你说怎么办?”

“迅速给这些人平反,还要道歉!”马寅初脱口而出。“你这是为坏人翻案!”会议主持者一下“革命”定义,马寅初便成了众矢之的。

时事政治学习会,自然是千人一腔的“大好形势”颂扬会。马寅初却列举“大跃进”时期的例子唱“反调”。如中央发文件要求实事求是,却对“亩产万斤粮”、农民砸锅炼成“优质钢”的劳民伤财的假话毫不怀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往往说的是唯物主义,做的却是唯心主义。如果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将来还要犯更大的错误!”

“马寅初攻击大跃进!”

“马寅初污蔑三面红旗!”

小组会又开成了对他口诛笔伐的批斗会。

马寅初反击道:“北京大学有一位辜鸿铭先生,民国后头上还拖着一根辫子。遭到许多人的不解和嘲笑时,辜先生说,‘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想去掉可不容易。’你们批判我,我说你们就如辜先生说的一样,‘精神上那根辫子’根深蒂固!”

马寅初参加北京政协会议十多次,每次都要讲真话,几乎每次都被“革命者”揪住“小辫子”斗争一番。好心人劝他开会时少说两句,或者干脆不讲。他说:“只要通知我开会,我就会讲实话,既然不能够实事求是地说真话,除非不要我开会!”

为了少些自找的麻烦,免得有人说政协的学习经常出问题,甚至说主持学习的人缺乏领导能力,政协组织干脆少通知或不通知马寅初开会了。

不开会,不上班,事情还是要管的。

1961年4月,四川大学政治经济专业的学生李盛照写信给马寅初,向他反映成渝沿线的灾荒情况。马寅初看后认为有道理。9月,他亲笔给李盛照写回信,赞扬他说真话的勇气。并表示:“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导决定。”他给李盛照写信的时候,早就向中央寄去了自己的书面反映及建议,然而他的材料石沉大海。

马寅初的一举一动,其实有人在监视。康生、陈伯达之流建议浙江省罢免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政协全国委员会取消他的全国政协常委的待遇。国务院以“理论批判从严,生活给予出路”为由,出面进行保护。马寅初得以继续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的资格,到基层去视察。

11月,浙江嵊县城东区农技站名叫杨木水的蚕桑干部给马寅初写来一封信。信中说大跃进过后,农村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日益厉害。这“五风”使农村有的地方今不如昔!杨木水认为,只有推行包产到户,农民才可以摆脱贫穷。为此,他写了一篇《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文章,给毛主席寄去了,可是一直没有回信。所以给马寅初写信,是想请马老看看他写给毛主席的信(另抄一份一同寄来),能不能再转给毛主席,以此救援浙江老家的乡亲。

马寅初仔细地读了杨木水寄来的材料,认为文章所反映的问题值得注意。不足的是有些数字不准确,情况反映也不全面。马寅初亲笔给杨木水回了信。表示将回浙江同他见面,亲眼看看有关情况。

向杨木水写过信后,马寅初又慎重地向嵊县的党政负责人去了信,表示自己将作为人大代表,于1962年1月份去嵊县视察。马寅初于1962年1月到达嵊县。可是,县委主要负责人据说开“紧急会议”去了,只由县委办公室人员向他对着材料汇报“大好形势”。马寅初也不说什么,只要求和杨木水见面。见对方犹豫,马寅初说,如果杨木水也开“紧急会议”去了,自己就一个人到嵊县浦口镇去找熟人带路调查!

马寅初终于同杨木水见面了。然而,杨木水却说自己的材料是假的。马寅初见状,便将杨木水带到自己住的房间单独谈话。杨木水还是守口如瓶。

马寅初也不责怪他,不管天正下雨,带杨木水坐上小车,要同他一道下乡去看。这时,一位副县长要去带路。到了一个三岔口,马寅初远远望见许多农民在地里干活,就要车往那条小路开,副县长阻止也不行。小车在土路上开着开着,快要接近那些农民的时候,陷到泥里了。

雨在下,小车在吼,杨木水等人在车下推,仍然不能把车推上来。那些农民却一个个避远了。看到马寅初也要下车,杨木水终于忍不住喊了起来:“你们往哪里躲,小车里坐的是马老马寅初啊!”

杨木水的话,比什么都灵。只见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来阻止马寅初下车,来问候马老。一会儿,他们累得一身是泥,硬是把小车抬出了泥团。那位副县长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农民乡亲在雨中向马寅初倾诉衷肠。

通过在实地考察,马寅初认为:包产到户是适应农村形势的一种生产管理方式,可以提高生产力,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能够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能富足集体经济……一言以蔽之,包产到户好!

马寅初又走访了一些地方。 他为包产到户去询问农民的想法,到田间查看春耕情况;他为“五风”问题去倾听群众意见,去查看干群关系。令他最痛心的是,当他看到每家的孩子像楼梯坎一样并排站着叫他马爷爷的时候,就像有人在揪他的心!

他还想到江苏等到地走走,也许是由于太激动和过于劳累,马寅初突发高烧,持续不退。嵊县方面只得将他送往浙江省医院治疗。

通过一个月的治疗,马寅初病情有所好转,就返回北京疗养。上交的报告杳无音信。不过人大方面倒是有了反应:寄来了一纸便笺,上面说:三届人大会议不日召开,马寅初作为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希望他听党的话,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要背离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不要因犯下政治错误而落选第三届人大代表。云云。

 子女们说:“这是对您的劝告或警告!”

马寅初一笑:“这是提醒我不要背离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

马寅初坚持要以人大代表的名义下基层考察。子女们以他的身体不如以往为由,竭力阻止他远行。无奈之下,他就在近郊行走。

在北京顺义县,有一个场面令马寅初哭笑不得:一个年轻的爸爸带着五个孩子来到河边,命令孩子们光屁股并排站着。那个爸爸拿着一个浇水的长柄木瓢,远远地向五个孩子身上戽水――孩子多了顾不来,他就用这种办法给孩子们洗澡!

顺义县是块宝地,距市区仅30公里。总面积1016平方公里,耕地86万亩,其中粮田60多万亩,粮食产量占北京市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素有“京郊粮仓”之美誉。但对比马寅初早年在德国看到的农业都不如。一是育种方法传统化,更没有什么新品种;二是干起活来一窝风,搞形式主义;三是管理也不科学。

窥一斑知其全豹。马寅初继续调查研究,继续上书。

全国人大代表就要换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浙江组几次三番“请”马寅初到浙江组去就《新人口论》作检查(讨)。并放出音来:如果检查过关,还可连选全国人大代表,否则,不仅选不上,恐怕政治生命也得结束。

这次劝告马寅初的人更多了,不仅邵力子、黄炎培等老友出了面,就连马本寅、马本初兄弟俩也加入了劝告的队伍。

马本寅说:“1952年思想改造时,您的学生周炳琳思想不能够‘转变’,您劝他改造思想。为这事,毛主席亲自批语,说‘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您就不能向自己学习,向您的学生学习?”

“是啊,我记得人民日报好像是5月19日登过这篇文章。说您多次到周炳琳家中劝他改造思想,并在室内一个台阶上作出跳下的动作。”马本初在一边补充,一边从门槛上站着往下一跳,“下决心改造,就如这一跳,就改造过来了!”他学起父亲的腔调,引得家里人笑了起来。

“胡说!你们都是在胡说!”从来不对子女发脾气的马寅初怒吼了,“人口问题能够‘跳’吗?‘跳’得过去吗?我这一跳,就要增加几亿人口啊!”

老伴王仲贞在一旁说:“孩子们是好意,你不要向他们发脾气。你跳也好,不跳也好,增加几亿人口你已经管不了了!”

“士可杀而不可侮,明知寡不敌众,我也要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细心的马仰惠制止了家中的喧哗。将爸爸劝进寝室。走出爸爸的房间,她含着眼泪,哽咽地对妈妈、对弟弟们说:“还有谁的劝能够比周总理的重要吗?”

马寅初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全国人大代表也“落选”了。得到消息,马寅初眼睛没离书本,什么也没说。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

什么“新书”?《农书》。早在50年代初,马寅初就为自己定下两个研究课题:一是关于人口问题,二是中国农业经济研究,写作一部《农书》。他要在这两个方面回报祖国。

多年以来,马寅初便是有心人,对有关“涉农”的重要书籍早已了然于胸。如南北朝时代后魏贾思勰编撰的《齐民要术》,马寅初在读书笔记中就作了详细摘录。并且指出了书中的不足:“贾思勰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体系,但是,此文可谓纯技术性的农书,缺乏农业的施政措施。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弥补了这一不足。不过又略显散淡。只有把两文结合起来,并博采众长,才算一部较全的‘农书’。”

由此,他又对《农政全书》的12目也作了全面的记载: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对于意义重大的内容,他还写有自己的体会:“《农政全书》关于‘架田’的记载,值得高度重视。‘架田’又叫做‘葑田’。文中称它:‘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可以说,这就是‘水上园田’。我国人口日益膨胀,为缓解农田少的矛盾,这种利用空间的种植方法当可借鉴。即水里养鱼,水上种农作物。由此可设想:水稻田可以养鱼,渔池边可以圈养牲畜,牲畜粪可以喂鱼……这样既是生物链,又是产业链;既保护了环境,又能使农民增加收入……”

与其说这是“体会”,不如说这就是《农书》的雏形!

正当马寅初整理资料,写作《农书》的时候,又传来了消息:马寅初不能再任职,不能公开发表文章,也不能再回北大上课。这就是说,马寅初从此要在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马寅初就是写了新著作,也不能够发表了!

老伴王仲贞忿忿不平:“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呢?在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就搞了个什么‘三不准’,这不是同――”

“不要讲了!”沉默的马寅初突然出言制止。他说,“就是对我‘十不准’,我也要把《农书》写成!”说完,他进入书房。一会儿,他手拿两张纸,到客厅对马仰惠说:“这是我需要的参考资料,你们给我交给王克宥,要他想办法照着给我办来!”

王克宥曾经任过马寅初的秘书,后来到校长办公室工作。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因解放前任过伪县长等职务,按政治条件不能留在校长办公室。马寅初觉得王克宥拥护中国共产党,而且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便与有关同志商量,给了他出路――到北大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资料室担任主任。

王克宥不负老校长之托,不仅从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借来他所需要的书籍,而且还找来了国内外有关农业发展的新资料。

马寅初每天在各时期的无数典籍中吸收营养;

马寅初每天在下基层考察的资料中提取精华;

马寅初每天在国内外农业新资料中捕捉亮点;

认真地翻阅,仔细地琢磨,悉心地总结。每有心得,他便拿起手边的毛笔,仔细地记录,认真地撰写。浩大的《农书》工程在马寅初的书房建筑。 立意造福于民,不亚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的《农书》巨著,在八旬老人手中打造。

  (摘自《民族瑰宝马寅初》,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定价: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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