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八字朝南开”，这句流传久远的俗话，上年纪的老人都耳熟能详，欲看衙门景观，自当从它讲起。衙门所以要朝南开，为的是天下官署建筑都有坐北朝南的讲究，以此体现尊贵。该费些笔墨的，倒是这“八字”。原来古时候所有官衙的大门左右，照例要分列两道砖墙，沿门侧呈斜线往左右前方扩散开去，转折成一个30度的角
和县衙建筑坐北朝南的用意相同，衙门前的八字墙也是无比“尊严”之物。首先，凡有需要让天下百姓都知道的皇上“圣谕”，大多挂在或贴在八字门墙上。汉简中时常可见有将官府教令“各明白大扁书市里官所寺舍门亭燧堠中，令吏卒民尽讼知之”的要求，因知其来历久远
。而位居一方行政中枢的衙署墙壁，便是这个将“最高指示”逐渐传达到基层的信息网络的发布中心。比如明朝时有个规矩，每年从2月起到11月，皇帝都要在月初向民众口授“圣谕”一道，由文书房通过北京首县大兴(县)和宛平(县)，布达全国。于是，除了年头岁末农闲时外，天下老百姓们每个月都可以在县衙门前领受最新“圣谕”一道。且以正德十四年(1519)为例，
看看八字墙上的“圣谕”内容--
二月，说与百姓每：各务农业，不要游荡赌博。?
三月，说与百姓每：趁时耕种，不要懒惰农业。?
四月，说与百姓每：都要种桑养蚕，不许闲了。?
五月，说与百姓每：谨守法度，不要教唆词讼。?
六月，说与百姓每：盗贼生发，务要协力擒捕。?
七月，说与百姓每：互相觉察，不许窝藏盗贼。?
八月，说与百姓每：田禾成熟，都要及时收敛。?
九月，说与百姓每：收了田都要撙节积蓄。?
十月，说与百姓每：天气向寒，都着上紧种麦。?
十一月，说与百姓每：遵守法度，不许为非。?
(转引自沈榜《宛署杂记》卷1)?
语气通顺，又略带凤阳口音，题材则五花八门，但总不离安分守己、抓紧干活的中心意思。古代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和基层政权的主要职守，都可以从这八字墙上看出来了。
既然有这些常要更换的“圣谕”，堂而皇之的衙门口就不是想象中那般森列肃穆，而是时时有热闹可瞧；因为恭接“圣谕”可是个笙箫鼓乐、吹吹打打的场面，照例还要有和尚道士一起来凑热闹，如同做水陆道场一般。唐人所著《群居解颐》上说，当时南中是块小地方 ，缺少红尘外的人，所以每当“圣谕”传来，都要弄些假和尚假道士陪位。唐昭宗即位后， 派柳韬任容管宣告使，到这里来传达新皇帝宣布登基并实行大赦的“圣旨”。县署临时抓夫，充当假僧假道。有个光头位置站错了，陪同柳韬前来宣旨的太守王弘觉得奇怪，责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人发牢骚说，"还没轮到我服役的时间呢，去年已当过文宣王了，今年又差来当和尚!"周围的人无不笑疼肚子(转引自《说郭》)。到了宋代，“诸州皆有衙乐”(《宋史・乐志》)，即每一个州县衙署都有一支召之即来的乐队，专备在恭接圣谕、庆贺年节或迎送上司等仪式上派用处。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清末，我们在赵丹主演的电影《林则徐》中，就能看到这样的场面。?
然而八字衙门前恭接“圣谕”的热闹，还没到此为止。为了帮助老百姓深刻领会与贯彻落实，衙门前还要举办宣讲“圣谕”的活动。明初时，太祖朱元璋的《御制大诰》，要求“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视为戒”。可是在文盲充斥的古代中国，多少人连字也不识，哪谈得上“熟视”?于是便要讲解。当时承担向民众讲解《大诰》任务的，主要是各级国立学校的师生，开讲前都去京师朝见过，再分赴各地，很有些宣讲团或宣讲队的味道。把《大诰》 内容弄懂了，也会有好处，所以听讲者很多。永乐初年，福建瓯宁县有个6岁小孩丁江阴， 因为老去县衙门口听《大诰》宣讲，居然能背出许多，被送到北京皇宫里，在皇帝面前背诵 ，赏了衣服钱钞，再送到建宁府儒学里读书。那等荣耀，也很不逊于后世的“少年班”哩 (俞纪登《典故纪闻》卷6)。
“圣谕”之外，八字砖墙上还贴有各色各样的告示。一类是传达朝廷和上级官府的谕示 ，比如《宋史・隐逸列传》载，姜潜任陈留知县时，正逢王安石变法，颁下了“青苗令”。 姜潜是改革的反对派，不过坐在这个衙门里，就逃脱不了向民众传达改革法令的责任，也只能“榜其令于县门”。还有一类是本县长官发布的告示或禁令，如《严拿逃凶逸犯示》、《 禁止地棍骚扰示》、《禁止土妓流娼窝匪示》等等。这类告示都有一定格式，多以县令名义发布 ， 也有县令和佐属联名发布的。例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苏州府属嘉定县衙门发过一个《严禁脚结党横行告示》，最后的署名是--知县闻在上、县丞萧文炳、主簿洪天爵、典史宋琏。从一把手到四把手的大名都写上了。为了方便民众阅读和理解，衙门前的告示经常采用韵文或者白话文形式。比如清朝咸丰三年(1853)，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贴在上海县署墙上的告示便是这样写的--?
上海县正堂示?
众志本城，御患第一。现居守望，巡防匪徒。?
户出一丁，务各协力。同声相应，登时齐集。?
即遇匪徒，何难擒截。既保身家，又卫乡邑。?
有备无虞，共期乐业。良法在此，遵行勿忽。?
此外，因为古代县衙是行政司法合一体制，又综理财政文教各务，所以举凡催征拖欠赋 税名单、具秉控告在案准或不准的批示、审结民事刑事诉讼后的判词，以及县级科举考试后 的录取名单等，也都粘贴在八字墙上。因为需要张贴的东西太多，其后，衙署大门前那一堵 正对着大门的照壁，也被派上了公告栏的用场，而且因其处于可供通行的衙前道路上，更方 便大家停足仰观，故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换句话讲，八字墙及此处的衙前照壁，就是古代社 会一方区域内的官方新闻发布处，每天都少不了一群人聚在墙壁前看布告读判词，逢上县考发榜，自然更有一番热闹气象。《红楼复梦》第十二回述包勇"拉着〔牲口〕走到巡司衙门前，只见满地下都是些牛粪，墙上贴着一张告示"，这满地牛粪便正是乡下人牵牛进城，路过衙门观看告示后留下的纪念物。?
遇上爱写“花判”的县太爷，人们便时有妙文可赏了。同样，精妙的批词也不少，花样也很多。清朝文学家褚人获所著《坚瓠集》里，曾抄过一篇张贴在长洲县署门墙上的批词，起因是一对夫妇吵架，被邻居告到县衙里，县官梁廷桂不予立案，批为――?
夫妻反目，常事；两邻首告，生事；?
捕衙申报，多事；本县不准，省事。?
还有花样百出的告示，也让观者忍俊不禁。“依例放火三天”的典故，是尽人皆知了。 又如看过京剧《沙家浜》的人，都忘不了胡司令派人"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的丑闻，孰
知这种事也是古已有之的。《该明录》上就有，说是神泉县令某，曾在衙门前贴张告示，云“某日本县生日，告诉诸邑人，不得辄有所献”。白纸黑字写在那儿，满衙曹吏、合邑绅粮，能不“自动送礼”吗?结果生日过后，再来一张――?
后月某日，是县君(即县令太太)生辰，更莫将来。 (转引自清人独逸窝退士著《笑笑录》卷3)?
逢到这类告示，好事者就要在八字墙上行锦上添花之举了。比如上述神泉县令的第二张太太生日布告贴出来后，就有人偷偷在上面加了首《鹭鸶诗》：“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又如宋人束元嘉当嘉陵知县时，不知为何原因，张榜禁醋，便有人大书四字在告示旁边――“束手无措”。连告示带“添花”，读起来益发有味(转引自清人独逸窝 退士著《笑笑录》卷2)。?
不用说，这些“添花”都是趁着夜黑无人时，偷偷贴上去的。县衙门管这叫“谤文”、“谤诗”，斥其诋毁当道，一经发现，便要撕去或覆盖；仅仅因为作者都是无名氏，才无从追查拿办而已。不过，也有些官员是把“谤文”当补药吃的。如《献徵录》记，明初时任勉当番阳县令，把一些琐碎的民事纠纷委托给乡里有德学、且为民众所敬重的长者随时处理，有人对此不满，写了匿名大字报贴在衙门前，任勉知道后说：“这是教育我， 千万别毁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后，它又被作者自行悄悄揭去了。当然，在专制制度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古代社会里，像任勉这种还算有些民主风度的官员，毕竟是不多的( 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
惟其不多，具有“新闻发布处”和“地方招贴栏”优势的衙门墙壁，就更为“民间议政家”们所看重。特别是到了专制制度发展到高峰的明清时代，这类“作品”几乎成了各地县衙门墙上的“花边文学”，被有心人传抄下来的数量之多，大约可以编一本名副其实的《墙报 》。如《坚瓠集》记，康熙初年时，长洲县令彭某赋性贪酷，还发明了一种用纸做成的枷具 ，令拖欠赋税者戴上，稍有破坏则加责罚。有人贴诗于县墙云：“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扯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于是合县传诵，最后竟传到巡抚耳朵里，派人一查，完全是事实，马上将县令停职审查。再如《素月楼联语》里也记有类似之例：有县令王寅为政贪鄙，有人把他名字折开，作了副嵌字联贴在衙门前――
王好货不论金银铜铁?
寅属虎全须鸡犬牛羊?
鸦片战争以后，许多揭露殖民主义罪行或号召民众奋起抵抗的“揭贴”(即传单) ，也纷纷贴到了衙门口。八字墙上的景观，愈加仪态纷陈。
（摘自《天下衙门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