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一位农民朋友写信来，他说现在我生活在农村，我周边的农民朋友家庭收入是在步步地提高，不过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这么一个问题：未来五年当中咱们农村里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还有环境建设问
题会有一个怎样的改善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先生每年都会花费一段时间到农村，到田间地头和农民的家中，做深入的研究工作。前不久他又去了安徽。安徽省是中国第一个取消农业税的省份，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情况的掌握和调查，对未来五年中间，农民朋友所关心的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解答。
韩先生说，实际上，这几年税费改革是解决了对农民少取的问题，但是怎样对农民多予，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农村，滋润亿万农民的心田，还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经济大讲堂》一书刊登了韩先生在CCTV的精彩演讲。(本刊选登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免征农业税会带来什么
我想首先从安徽的调研来谈起。在安徽调研期间我们选择了两个县，走访了很多农村，与很多农民朋友进行了座谈。在调研期间，很多农民都给我们讲一个看法，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最高兴的是农村的两项改革：第一项改革就是土地包干到户，这个改革也是起源于安徽，另一项改革就是全面免征农业税。我可以给大家算几笔账。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是1996年到2000年，我们全国农民的税费负担是多少呢？是7000个亿。从2000年开始，中央决定在安徽开始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整个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从2001年到2005年农民的税费负担降到了多少呢？我大体算了一下，大约是3500个亿；也就是由于税费的改革，农民的负担减少了3500个亿。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农业税制度起源于公元前594年，对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讲，一年可能交一百多元钱的农业税，他感觉负担不是特别重，但是对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来讲，农业税的负担确实是非常沉重的。过去的基层干部，用相当一部分精力去收税，我们在安徽调查期间，很多乡、镇长告诉我，过去50%甚至70%的精力都是去催粮跟农民要款，所以干群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政府跟农民的关系也非常紧张。记得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曾经讲，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是70%的时间去为人民服务，30%的时间去收税。
实际上前几年正好倒过来了，我们的基层政府整天就是跟老百姓催粮收款，真的没有多少精力去为老百姓服务。税费改革，显著地改善了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我想讲一个看法，就是说取消农业税，这不是对农民的优待，也不是对农民的一种恩赐，应该是给农民一个真正的国民待遇。我们想一想，我们城市居民要交个人所得税，我们起征点是多少钱呢？是800元钱(现在改为1600元)，一年收入9600元钱以上，才要交个人所得税。农民的收入是多少呢？2004年每个农民每个月的收入平均是245元钱，农民每个月务农的收入是88元钱，所以说过去对农民征收一种农业税，应该说不是非常公平的。取消农业税真正是在税收制度上做到了对农民的公平对待。取消农业税以后，我们也不要急于再向农民开征什么新的税种。建国以来农民为我们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我们对农民给予得很少，从农民那里索取得非常多，能够让农民长期的休养生息，应该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本政策。这次我从安徽调查回来以后，第一个感受就是：农村税费改革，解决了对农民少取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对农民多予，怎么样来真正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怎么样真正缩小我们国家城乡的收入差距，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课题，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
当前农民生产和生活当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全部免征农业税以后，农村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工业怎么反哺农业，也就是说怎么让公共财政更多地来覆盖农村，怎么让各种公共服务更加深入农村，惠及农民，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现在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是非常有限的。公共财政的阳光要覆盖农村，就需要我们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对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我们国家2004年的财政收入接近26000个亿，我们财政每年新增的收入四千五六百个亿。财政的增量如果10%用在农村的话那就是四五百个亿，如果存量结构我们再调一调的话，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大蛋糕”里面用在农村的就会更多。
用到农村哪里去呢？一定要优先解决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最密切的一些问题。当前农民生产和生活当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根据我们的调查，第一是教育，第二个是医疗卫生，第三个是农村的各种基础设施，比如说水利、道路，还有农村的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拿教育来讲，农民的教育负担仍然是非常沉重的。农民要养活一个小学生，所有的费用，农民自己算账，加在一块儿一年是一千二三百元钱；要养活一个初中生是1400元钱左右；要养活一个高中生大约是四五千元钱；要养活一个大学生的话，包括大专，一年就要一万多元钱了。由于最近几年我们治理教育乱收费，特别是像安徽这样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始搞义务教育的一费制，义务教育阶段农民的教育负担是减下来了，但是非义务教育负担仍然是非常沉重的。而且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并没有都解决，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体制仍然不合理。
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如何转变？
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如何转变？一个是由农民为主转向政府为主，过去的农村义务教育实际上是农民在办。第二个是由乡政府为主转向县政府为主。在安徽我们看了很多学校，有一个学校的调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个学校校长告诉我，前几年两级达标欠了46万元钱的债，学校跟建筑队签了一个15年的还款协议，一年是还3万元钱。它一年的学杂费的收入是13万元钱。每年要拿3万元来还债，而且教师工资、一部分地方性的津贴都要由学杂费来解决。
学校的公共经费是多少呢？小学每年每个学生的标准是2元钱。大家可能想不到，初中生每年核定的标准是4元钱，这个标准是20世纪80年代核定的。校长讲，到2005年8月份学校账上就没有钱了。
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义务教育是最基本的一个公共品，应该是公共财政最应该优先保证的一个领域，应该说我们国家从国力、财力上讲已经具备了实行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的条件了。要保证义务教育的公平性，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十一五”期间要实现免除学杂费的目标，而且对困难家庭的学生，教科书的费用也要免掉。
我们问农民最大的企盼是什么呢？农民说种田不交税，上学――这个上学指的是义务教育――不交费。这是农民很热切的企盼。我想这个目标很快就会实现了。
今后农民看病将由谁来报销？
农民现在最愁的是得病，尤其是是大病。根据调查，农民每住一次院他的开支是多少呢？是2600元钱，相当于他一年的纯收入。农民每得一次大病，他的费用支出是多少呢？是七千六百多元钱，大约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全年的纯收入。你说这个负担能不重吗？所以农民讲，过去农民最怕进两个地方的门：一个是学校的门，一个是医院的门。20世纪80年代以后，合作医疗在农村很多地方实际上是瓦解了，农民基本上成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完全自费的一个就医群体，一旦得了大病就很容易因病致贫。这几年来新型合作医疗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非常欢迎的。2004年，全国大约有八千多万农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有三百三十多个县，农民自己掏10元钱，地方政府补助10元钱，中央财政补助10元钱。从2006年开始，中央再增加10元钱。新型合作医疗的定位是以大病统筹为主。2004年真正住了院拿到补助的农民大约是200万，平均每个农民享受了多少补贴呢？是773元钱。这个补贴大约占农民医疗费用开支的36%，大家可以想到，另外的64%还是要农民自己来掏腰包的。
这就说明新型合作医疗农民的受益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另外受益面也比较窄。因为患大病的农民大约就占2%～3%，农民的小病、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也是应该考虑的。
这几年，农民是小病不出村，大病去县城。现在交通非常发达了，农民得了病以后可以随便到县城甚至可以到其他大城市去就医，但是农村的小病、大病的初诊，80%左右还是依赖这些村级诊所。这些年真正用于村的这些诊所、卫生室改造上的钱非常非常少。可以说，公共财政的阳光还没有照到村级医疗机构的身上。
我们20世纪90年代全国新增的医疗卫生的投入，真正用在农村的只占12.4%，这个12.4%主要还是用在乡镇、用在县卫生院。为了真正解决农民看病愁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推进农村的新型医疗合作制度；另一方面还要加大对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的支持力度。比如说政府可以掏钱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可以投入一部分资金改造这些村的卫生室，还可以考虑对村里的医生进行补助，因为他们也承担了很多公共卫生的职能。
取消农业税以后，谁来出钱修村里的路？
工业反哺农业是一篇非常大的文章。除了教育和医疗问题以外，比如说农村的道路、农村的水利，这些跟农民的生产、跟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中小型基础设施怎么来发展？在税费改革之前，很多基层同志告诉我们，那是村事村办，乡事乡办，以支定收。需要支出多少钱，就要跟农民收多少钱。取消农业税以后就不能再向农民收钱了，但是农村的水利和道路，这些事情总是要干的。在安徽调查期间我们就发现，要办好这些事情，政府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全国有六十多万个村庄，全部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包起来也不现实。所以一定要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下，由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给一定的补助，来发展这些基础设施。只要农民真正可以受益，整个过程是透明的，那就不会加重农民的负担。
农民进城打工遇到的生活难题
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我们提出要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所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现在乡镇企业已经不再是异军了，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了，现在在我们国民生产总值里面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一亿多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发展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现在跨地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有1.2个亿，举家外出的农民有二千六百多万人。我看到一个资料，说2004年我国农村3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50%都已经出来了。
根据我们的一些预测，今后20年，大约有三亿左右的农民要由农村转入城市。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多地少，人增地减，93%的农户土地规模是小于15亩，可以说这在全世界都是最小的规模，再过30年我想这个规模也扩大不到哪里去。今后我们也不可能指望通过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现在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越来越一体化了，这个手段是不灵验的。我们也不能够指望通过国家财政大幅度地给农民补助，来解决一个农民收入过低的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还要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加快农民向非农产业、向城镇转移的进程。
在大量的农民向城市向各类城镇转移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农民进得了城但是留不下。大家可以问一问他们：你们想在城市定居吗？我看到安徽一个调查表明，80%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想回到他的老家去。他现在在城市的收入还不足以让他在城里过上像样的生活，城市对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在经济上是接纳他们的，因为这些劳动力的工资是非常低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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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回了辛苦钱的农民工 |
比如说义务教育阶段，前些年我们一直对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上学还要收借读费。我想这个也不能责怪学校，因为义务教育一直是城乡分割的。像北京四环边上的学校，外地流动人口的子女占到了50%，甚至80%，2005年北京市秋季入学，小学阶段，外来人口的子女已经占到了三分之一。过去这些孩子都是要交借读费的，因为北京市的财政，流入地的财政没有安排这部分教育经费，也就是说他没有公平地享受到跟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每年我们都去北京外来民工的子弟学校看一看，前不久去调查了一个。应该说这个学校还是北京最好的一个外来民工的子弟学校。这个学校，它的六亩地，都是学校用学生交的钱来支付租金的，校舍所有的设施都是学校自己掏钱建的，老师的工资、整个学校的运转经费都是学生交的学杂费也包括一部分的社会捐助来维持。同在蓝天下，它既然承担了义务教育的职能，我觉得公共财政对它的支持就应该到位。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我们在一些大城市调查，发现过去农民工要把所有的证卡(身份证、就业证、暂住证等等)都办全，一年要交四百六七十元钱，现在这些不合理的收费全部被取消了。2004年光这一项政府就为农民工减少了56个亿的负担。现在一些城市开始宣布取消就业证，只有暂住证、计划生育证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弟的借读费也已经取消了。我看到全国大约11个省已经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要实行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今后怎么样从根本上、从深层次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我归纳了这么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城乡就业要统筹安排，而且要把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第二句话就是劳动力市场一视同仁，建立城乡平等竞争的就业制度。第三句话就是劳动权利的合法保护，外出务工就业的农民，真正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20%，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方面的有关法规，要用法律去保护这些农民的利益。第四句话就是劳资关系要稳定和谐。沿海地区最近十几年农民工的真实工资水平没有多少提高。我看到一个资料，在美国非熟练劳动力每个小时的工资是多少呢，是16美金，在墨西哥是4美金，在中国沿海地区大约是0.5美金。劳动力长期这么廉价，农民怎么能够富起来呢，城乡差距怎么能够缩小呢？第五句话就是城乡户籍管理要一体化。我们的政策对农村跟对城市是不一样的，这个体制的一个根基就是户籍制度。要城乡实行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只有真正改变了这种城乡分割的体制外出务工就业的农民的“农民工”帽子才能真正摘掉，农民也才能真正享受到国民的待遇。
摘自《中国经济大讲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4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