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吧！”“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前进了。”中国
这种对烈士的崇敬甚至延伸到他们的家人。军属和烈属，我们也要时常敬献上我们的尊敬。我上高中时，同班有个同学，他爸爸是烈士，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校的政治明星。班上选班主席，是他，学校选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都是他。他弟弟也在我们学校，由于和他同母异父，便什么也沾不着边了。我们那时真是羡慕死了，人家是烈士的后代。
我对烈士这个身份的敬意略略起了一些疑虑，是六十年代在部队当兵以后。
我刚到部队，部队就出了一起事故，死了一个新兵。事情也简单，小兵到县城去耍，遇上部队后勤部去县城拉白菜。小兵想搭车回队，帮车装了白菜，坐在白菜垛子上。汽车翻了，小兵摔死了。出了人命总是大事，部队一帮首长就商量怎么解决。依照部队条例，军人因公死亡，可报呈烈士，因私只能视为病故。但这个新兵的家人闹得很厉害，如果后事处理不好，他们大有拼个你死我活之势。于是一帮首长们网开一面，嗨，人都死了，报个烈士吧。首长们给自己找的下台阶的理由是：人家帮忙装白菜，也是工作嘛。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知道了，烈士原来也是可以“照顾”的。是不是烈士，要看烈士的表现，更重要的是看领导机关审批的思想倾向。这种掺了水分的烈士，我当然就少了许多敬意。
这几年看历史，慢慢地，发现历史的夹缝里，这种令人同情，令人叹息的烈士还是很多的。
近日看一部写牺盟会的电视片，屏幕上，一个老战士在讲述，1939年阎锡山发动12月事变，我党要把一支独立武装拉出去，突围到晋西，前方遇到阻击。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拼得很顽强。打到天亮，指挥部队的首长觉得不对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哪里有这么强硬。一联系，对方是接应他们突围的八路军129师。老战士说到这个地方，泣不成声，捂住了满脸的眼泪。我想，他一方面是为遇到接应喜极而泣，另一方面也为牺牲的战友而难过。毕竟他们没有死在与日本和顽军的拼杀，他们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战场的残酷也表现在，误伤不可避免。这场战斗双方的牺牲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烈士，但面对误伤，我们总有一种复杂难言的感情。看看那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谈起六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手指缝里渗出的老泪，我只有叹息。
如果说误伤不可避免，那么由于指挥员战略决策的失误呢？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残暴误杀呢？张国筹另立中央，连累四方面军几万红军三过草地，后又在西北荒原被打散。西路军战士被枪杀，被活埋，断肢剖割，女战士被割去乳房，集体轮奸――其中的惨状，数十年后，叫人依然不忍诉说。就是这一批红军战士，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李先念同志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调查甄别，他们才享受到烈士待遇。他们有什么责任，他们是错误路线的牺牲品。做这样的烈士，他们的冤魂至今怕不得安寝。
一个老作家曾经给我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解放战争期间，他所在的部队在广西剿匪征粮。有一天晚上，上级特派的几个审干的领导碰头一嘀咕，说某某是托派，拉出去毙了。当天晚上找到铺位拉出去就枪毙了。第二天黎明部队出操，却看到某某还在队列里迈腿甩臂一二一走正步走齐步。怎么回事？原来前天晚上他临时调换了床位，不睡原来的地方了。我不知道这个幸存者是不是接着被拉出去枪毙，但前一天晚上肯定枪毙错了。按理，那个屈死鬼也应该是个烈士。这样的烈士，听起来让人心头多么深重。真冤哪。
以上所说的烈士，他们的命运大多不由自己掌握。他们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赴死的。尽管参加革命就下定了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但是遇到误伤，遇到残害，生死并不由自己选择。他们含冤而死，自己并没有责任。而建国以后，和平建设时期，这情况就不相同了。
我接受的建国以后第一个烈士宣传，是少年英雄刘文学。
刘文学，1979年版的《辞海》里还有他的条目。说烈士，他当时也就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他死在1959年，烈士的英雄事迹是：有一个地主分子偷摘集体地里的蔬菜，刘文学上前英勇搏斗，被杀害。《辞海》说他“发现地主分子偷盗人民公社的作物”，这个叙述更具备时代特征。
刘文学曾经是我们那一代青少年的光辉榜样。现在回头重新思考，我的疑虑就怎么也解不开了。首先，幸运的是，这个偷窃蔬菜的人是个地主，如果是个贫农下中农呢？刘文学的牺牲还有价值吗？总不能宣传他“和贫下中农英勇搏斗”吧。再从常情常理说，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饿死多少人！人们为了活命，在“人民公社”的大田里偷吃青玉米和蔬菜充饥，是常常碰到的事。这件事怎么说都像个偷盗案，刑事案，怎么就附着了那么浓烈的政治色彩，制造出一个全国传诵的少年烈士呢？那里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是这一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那是一个饿着肚子大喊忠于党忠于领袖的政治口号的年代，工业农业越亏空，越需要政治狂热去填充。刘文学如果选择宽容，睁一眼闭一眼也就过去了。他选择了“斗争哲学”。自上而下的宣传竟然浸润了一个孩子的头脑，他天真的认为，这就是在阶级斗争第一线和阶级敌人殊死博斗，以至贡献出幼小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唉，一个少不知事的孩子，成了阶级斗争宣传教育的牺牲品罢了。
刘文学，1945年生，如果活到现在，该到退休的年纪了。
和刘文学相类似的，还有少年英雄池越忠，赖宁。前者是为了救一个落水儿童，后者是为了扑救山火。池越忠跃入水中之时，他不会游泳。赖宁冲向山火时，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们都是受到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人民利益牺牲一切”的政治理想的感召而奋不顾身的。他们的死去，可歌可泣。但是，把这样的重大责任放在一个孩子肩上，我们无论如何都于心不忍。孩子啊，在考虑你们的救助责任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你们的救助能力。否则你们用生命置换来的东西，我们接受它会不安，会痛苦的。
我们那种无条件的讴歌牺牲，尤其是讴歌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牺牲终于告一段落了。就在最近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的不提倡什么青少年见义勇为，勇斗歹徒了。刘文学老人如果活到今天，定然会涌出一把辛酸泪。
池越忠烈士的骨灰就存放在太原双塔烈士公墓。前年我们去安放老作家孙谦的骨灰，他和这位革命老人并排落户。一老一少，相看两不厌，令人不由沉思良久。
孙谦老人的另边，安放的是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21岁，他牺牲的原因，那骨灰盒上写的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进深山采药，掉下悬崖牺牲。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因为发布在当年的六月二十六日，全国就都这样敬称了。这个战士看样子是进山给贫下中农采草药摔死的。战士采药摔死，应当属于事故。部队首长精明，丧事当成喜事办，出了烈士，是部队教育的成果。立刻，一次无谓的牺牲变成了无上的光荣。
应该说，不只是这个单位这样做。这个战士牺牲在“文革”，而“文革”，是集中宣传这种无谓的牺牲最集中、最狂热也最荒唐的年代。三忠于，四无限铺天盖地，各地各区都在比较，看哪里能冒出为国家为集体其实是为神化了的领袖效忠的英烈。当时，《人民日报》有一个“大海”版，专一刊登这种奋斗牺牲奉献的烈士通讯。因为通栏标题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由此得名。大海版持续了好些年，许多英模都是由此传遍全国。“活着就要拼命干，甘洒热血写春秋”，“为了领袖毛主席，刀山火海也敢上”，当这些口号甚嚣尘上的时候，各种荒唐的无谓牺牲也就应运而生了。和平建设时期，哪里有这么多生与死的考验？造神运动造成了牺牲迷狂，烈士的英名超出常态的宣传如烈火烹油，青少年成为最迷信牺牲盲目献身的高危人群。无必要的牺牲，甚至为牺牲而牺牲，这些有违常态的人事那时都层出不穷。检索“文革”时期牺牲的烈士，诸种狂热和荒唐，以生命开玩笑的事让后人实在不可理喻。一个民族能愚弄到如此程度，让人只有沉重，苦笑和无奈了。
“文革”中宣传的知识青年的光辉榜样是金训华。他的豪言壮语是：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报纸刊登他的事迹，就以此为大字标题。一场山洪暴发，冲垮了生产队的房子。金训华看到急流中有根木头，他说，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集体财产受损失。同学们阻挡不住，他奋不顾身跳进激流，一刹就被卷走，光荣牺牲。他豁出命来，就是为了捞出也那根木头。现在人们会说，值不值呀？真不值。但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这样义无反顾走向死亡。我们除了感到悲壮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悲哀。那个年月，人们犯了什么邪，怎么拿自己的生命那么不当回事。
还有一个知青，住房失火，本来他已经逃离，想起屋里墙上张贴的毛主席像还没有取出来，他第二次冲进火海，结果被烧死在大火里。单位本来是想大张旗鼓宣传一下，多么典型的热爱领袖呀。但是最终，这个报道没有搞成。看来，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疯狂到把画像当成领袖的肉身，把领袖的符号当成领袖本人的程度。
“文革”时期，我所在的部队有一个全军模范，他就是模范饲养员叶洪海。他以全心全意为革命养好猪驰名全国。养猪要防治猪病，叶洪海为了攻克猪瘟，到处寻找偏方验方。那时报纸上到处宣传“舍生忘死为人民”，有一个治聋哑的医生，冒着把自己扎成哑巴的危险，实验深刺哑门穴。扎得哑巴开口说话，“感谢咱毛主席恩情大”。懂一点中医的“踏遍青山尝百草”，不怕中毒自尝自采中草药。叶洪海听说有一种野草能治猪瘟，只是毒劲儿大，当地人叫它“沾牙死”。为了掌握这草药的毒性，叶洪海决定自己采来尝一尝。他的豪言壮语是：“宁可沾牙死，也要尝一尝。”他果然尝了，也果然中了毒。我们几个写报道的都觉得这个事例很生动，很有分量。写来写去，这个事例最终没有见报。有关领导看着我们的稿件表情暧昧。现在我终于理解了这种暧昧。在叶洪海之前出过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英模，不管他们的作为如何不近情理，他的出发点总还是为了“人”，你叶洪海在这里冒险甚至冒着生死风险，却是为了“猪”。人，总不能全心全意为猪服务吧。把人命看得比猪命还贱，人在自觉自愿地为猪做牺牲，这大约是那个时代荒唐的牺牲精神登峰造极的表演。
如果说，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年代，那种荒唐的牺牲只是残存在历史的夹缝里，那么在“文革”时代，这种荒唐的牺牲完全成为正史，它堂而皇之地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招摇过市。比较一下不难看出，战争年代的无谓牺牲，大多不是主动选择。有的烈士至死也不明就里，比如那个所谓“托派”。而在建国以后，“文革”时代，这些牺牲者大多是明明白白自蹈死地。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政治理想，他们押上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看一看那时候报纸舆论宣传的一批一批“层出不穷”的英雄模范吧，他们的英雄事迹，大体上都是这么一个牺牲模式。“文革”中有一句荒谬的行为导向：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政治账怎么个算法？那就是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奔向一个虚假的政治理想，比如说“为了全球一片红”，“为了保卫毛主席”，只要祭起这类旗帜，就不在乎任何物质损失，最终搭上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文革”时期，物质极为匮乏，政治收获是人生价值的惟一判断标准。久而久之，造成一种精神至上苛待肉身的集体意识，在一些流毒较深的高危人群，竟然形成了对于献身的盲目崇拜和病态的迷恋。为一节木头献身，为了猪的健康冒生死风险，都是那个年月的畸形表演。
二十世纪的中叶，在地球的一端，有那么多的人群争先恐后的轻率处置自己的生命，它曾经被涂上最辉煌的颜色炫示世人。历史剥落了油彩，它终于成为华夏大地一道畸形的人文景观。他们曾经的灿烂壮观，不过是人道主义荒原上一丛一丛的罂粟花。我们为一个民族集体罹患的精神癫痫而蒙羞。我们曾经有过那样一段不尊重生命，甚至也不尊重自己生命的年代，那是我们的耻辱。尊重生命是对人的最高尊重。过去的岁月完全可以证明，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尊重的人，何谈去尊重他人的生命。“文革”时代，是舍己救人英雄的高产时代，恰恰也是非正常死亡最多发最惨烈的时代。那一场场自杀他杀也表明，病态的牺牲必然伴随病态的虐杀。对自己的受虐和对他人的施虐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都源于对生命的漠视。回首往昔，多么可怕的一场梦魇。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新一轮的思想启蒙，我们民族歧视生命，漠视生命的表演终于结束了。八十年代，我们的报刊曾经就大学生张华舍己救人展开过讨论。大学生该不该牺牲自己救一个农民？如果真有险情，科学家钱学森该不该冒死救一个乞丐？尽管这个讨论没有也不可能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全国性的热烈讨论至少表明，我们民族的生命意识在觉醒。面对生死的抉择，我们当然要考虑牺牲的价值。如何对牺牲作出科学的人道的界定，如何弘扬牺牲精神，又合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何舍生取义又爱护生命，如何救助生命又保护救助者――人道主义的光芒普照着我们，试看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重视安全生产，对于死人伤人的恶性事故，国家查处的力度也越来越严厉。现代社会以善待生命为最高旗帜，那种以某种理想为诱饵，轻易的让人们拿出生命去殉祭的时代永远结束了。我们歌颂的是真正为国家为民族为大众英勇牺牲自己的英烈之士。那种病态的献身狂热，我们还是疏远一些吧。
面对人道主义的阳光，我拷问烈士，我是否太残酷了？无论如何，他们还都是一群好人，他们的失误是在特定时期那个强烈的政治聚光灯下，作了某些或者矫情或者迷狂的表演。他们为民众带了个歪邪的排头，但责任不在他们。毕竟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宁愿说，那是我们民族患着一场严重的精神流行病，那么大范围的疫病，谁能保证自己不受感染呢。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为此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也够委屈了。我翻检历史，不得不惊动他们的安寝，我心下很是不安。面对这些历史的标本，我时常只有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叹息。历史的进步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只是这代价太无辜了。
打扰了，长眠于九泉的烈士们。但愿以往的发热发烧不再发生。
(摘自《2005中国散文排行榜》，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