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沈宁拥有一个特殊的家族背景，“左派旗帜”沈钧儒是他的伯父，“蒋介石文胆”陶希圣是他的外祖父。在这部书中，他追忆了沈、陶两个家族的千年史，描绘了历史变革中历代家族领袖人物的事绩以及命运，对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都有描写。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前排左五为沈钧儒）
小小的个子，打一手八卦掌，虽不动而惊西海，出神入化。长长脸，飘着长长的须髯，优柔儒雅，又凛然威严。高高额头，光彩照人，内存八百神州，千载乾坤。他与鲁迅至交，覆盖伟人灵柩之“民族魂”三字，乃其手笔。他生死置之度外，坐在牢中，高悬“还我河山”巨幅。他一生舞文弄墨，喜好石头，不曾指挥千军万马，沙场争战。开国大典他立于天安门城楼，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身边。他是浙江嘉兴沈氏现代传人的骄傲，是我天下扬名的一个父辈。
伯父名讳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光绪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元月二日，生于苏州。因为他在嘉兴儒字辈里排行先，年纪大，社会地位也高，家里前辈如我祖母，也称之衡山，父亲叫他二哥，我们晚辈呼之二伯。社会上凡与他比较熟悉的名流，为表示亲热和尊敬，也称他为衡山先生，或者衡山公。
依照我有的这本《沈氏家谱》记载，衡山公的父亲名讳翰，字厚安，号藻卿。衡山公出生时，藻卿公在苏州做知县。他承袭家风，为官清廉，收入低微，家境不丰，但绝不阿谀奉承上司，保持书生尊严。他喜书法，善篆刻，能画花鸟，酷爱石头。深厚的文化和艺术修养，在家里造成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孩子们随时随地受到文化熏陶，衡山公继承父亲的嗜好，终生与石居。
衡山公兄弟五个，他排行第二。长兄名保儒，字惠甫，号定九，大衡山公四岁，府学贡生出身，任两淮补用盐大使，做得好，升山东补用知县，并署理寿光县知县。民国元年，调任财政部会计司主事，荐任佥事，期间获颁四等嘉禾奖章，六等文虎奖章。民国五年，简放江西赣关监督，一年后调任四川成都关监督。
三弟炳儒，号蔚文，小衡山公一年，县学附贡生出身，分省试用县丞，随使韩国，任驻韩国釜山正领事官，兼管马山浦事。后于安徽省立法政学校毕业，民国后一直在财政部门任职，也曾获颁五等嘉禾奖章，二等金质奖章等。四弟恺儒，号元甫，小衡山公两岁，县学附贡生出身，江苏试用县丞，署督粮道库大使。五弟彬儒，号质臣，小衡山公四岁，县学附贡生出身，议叙同知。
衡山公的母亲潘老夫人，江苏吴县人氏，也是名门淑女。她的祖父名遵礼，号紫涯，嘉庆戊寅年考中副贡，已卯年中举，候选太常寺博士，后任安徽广德州学正，主管一省教育行政。潘老夫人的父亲原名燕先，又名馥，号筱雅，在杭州府学读书，道光庚子年乡试中举，授四品卿衔，任刑部主事。潘老夫人是第四个女儿，自小在家读书，贤淑典雅。她小藻卿公两岁，生于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一年。藻卿公二十岁时，潘老夫人十八岁，两人便成婚。六年后潘老夫人二十四岁，生下衡山公。那时藻卿公二十六岁，在江苏做知县，他的祖父五十八岁，还在江苏苏州府知府的任上。
衡山公满三岁，在家受母亲启蒙，开始读书识字，研读诗文。他天生资质优秀，又极好读书，据说才五岁左右，便能够指物成诵，出口成章，家族中有衡山七岁能诗的赞语。古时人用农历讲虚岁，所以衡山公能诗的年龄，才刚五岁。看来是母系家传，衡山公长大之后，也热心法律，在刑部供职。
衡山公五岁入私塾就学，十五岁时，即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年，从苏州回到祖籍浙江嘉兴应试，考中秀才。当时江苏吴县三品花翎中书张廷镶公，喜爱衡山公才华，聘他住家教读子弟，后又将自己长女许给衡山公为偶。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衡山公十九岁，两人结为夫妇，从此同甘共苦数十载。民国二十三年夫人逝世，衡山公悲痛万分，几不欲独余残生。他替夫人写墓碑时，也同时给自己写好一块，并嘱家人，死后定与夫人同葬一墓，双碑并立。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年，衡山公二十五岁，随叔父淇泉公到陕西，在三原学署做文案。当时淇泉公在陕西做四品学政，创办宏道大学堂，提倡新学。三年间，衡山公一边从淇泉公学习，一边帮助淇泉公做事，宣传西方新思想。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衡山公到北京应顺天府乡试，考中第十九名举人，时年二十八岁。次年，衡山公不足三十年，考中甲辰科第五十一名贡士，殿试榜列二甲，进士及第，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正六品顶戴花翎。
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交并，朝内朝外，人人忧虑国事，思索和寻求救国之道。衡山公自不例外，而且他在陕西已接受许多西方新学，知道要救中国，只有学习西方思想，所以刚到任，马上奏请派往留学日本。第二年衡山公三十岁整，去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学习政治。
在日本期间，衡山公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和熊范舆等人交往很多，也与浙江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往来密切。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六年，清廷颁谕实施新政，预备过渡君主立宪制度，中央设立资政局，各省设立咨议局。曾经考中状元郎的张謇，是个积极的立宪派，觉得时机到了，便联合郑孝胥、汤寿潜等人，在北京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衡山公听说，马上由日本回国，希望参加立宪改革，逗留数月后，不见朝廷有改革立宪的大动作，便又回到日本。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七年，杨度和熊范舆在东京成立宪政讲习会，衡山公参加活动，并与熊范舆等四人领衔，联名百余上书朝廷，奏请实施民选议院制度，而且将此上书于国内《中国新报》和《大同报》发表。光绪三十四年夏，衡山公在日本学成归国，继续在刑部任主事，写出《预备立宪要旨》折，上奏朝廷，同时与杨度等人，在北京创立宪政公会。
该年冬衡山公回浙江嘉兴省亲，被浙江巡抚增韫留住，奏请朝廷调衡山公任浙江咨议局筹办处总参议，兼理浙江地方自治诸事，时年三十三岁。宣统元年，公元一九?九年，浙江咨议局成立，衡山公当选嘉兴府咨议员，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并当选为中央资政局议员。
辛亥年武昌起义后，衡山公积极参加组织发动浙江独立。杭州起义成功，浙江成立独立军政府，衡山公受任临时警察局长。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衡山公被南京临时政府任为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司长。五月由同乡慧僧公介绍，加入同盟会。十月，当选参议院候补议员。
民国初期几年，北洋军阀各派系争权夺利，政府走马灯般更迭，衡山公一直在浙江参加护法斗争，担任参众院议员，或省议会议员。虽然当时政府由军阀主持，本性独裁，胡作非为，但因民选议会刚起步，深得民心，势头很旺，军阀们似乎并不敢直接得罪于议会，至少表面上对议会有所顾忌。而且议员们的民主意识很强，正义感也很强，敢于对抗军阀强权。衡山公做参议员时，曾在选民大会上揭露省县选举中政府官员舞弊，迫使当局重新选举。政府官员动用警察，欧打和监禁衡山公和慧僧公等，议员们也不屈不挠，继续公开提倡民主，对抗政府独裁专制，揭露北京政府如曹锟等的非法行为。那个时期，国民议会确实起着表达民意，监督政府的作用，因此袁世凯称帝，段祺瑞卖国，张？复辟，曹锟贿选等等丑行恶迹，都能大曝于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民的公愤和历史的清算。
衡山公做律师，在上海声誉很高，先后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法律委员、执行委员。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和蔡元培等人创办的，其间衡山公曾多次舍生忘死，营救当时处于地下的若干中共党员。他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南京营救罗登贤、陈庚、廖承志等中共高干。也曾与章士钊等一起，营救因抗议上海市政府和国民政府而被捕的《新生》杂志创办人杜重远。
而且衡山公自己也曾遭政府多次逮捕，从未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意志和正义精神。他曾被北洋军阀政府监禁过，孙传芳也曾发通缉令追捕他，上海“四・一二”政变他又遭蒋介石逮捕，在南京坐监牢。更为著名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同邹韬奋、李公仆、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七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史称爱国七君子事件。其中章乃器，是条了不起的硬汉，上过天堂也下过地狱，其人格之伟大，堪为万世师表。此七君子在狱中坚贞不屈，照片和消息不断传出苏州监狱，震动全国。后因“七七事变”发生，获释出狱。衡山公遂应蒋介石之邀，上庐山参加抗日战略会议，受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之后在武汉和重庆，衡山公一直是参议会里最敢于对蒋介石政府提出异议的参议员，为保卫中华民族和实现民主政治，不遗余力，斗争不辍。
他的正直和不畏强暴，赢得中国知识界和全国人民的尊敬。衡山公在浙江兼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期间，聘鲁迅先生到该校任教，二人从此结为至交。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逝世，衡山公是治丧委员会成员，出殡时走在队伍最前面。
民族意识，爱国情操，是衡山公所以一生奔波，数度入狱而不改的初衷。他早年写过一首诗，最典型地表现他的爱国激情：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苏州有胥门/炯炯悬双睛/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衡山公与邹韬奋是老友，曾一同坐牢。他读到邹韬奋悼戈公振先生的文章，有感而成此诗。每四句一节，书毕第三节最后一句我是中国人，开始第四节首句，又写下一遍我是中国人，然后再写一句，还是此五字，再写下去仍是这一句。此节四句写完，只一句我是中国人，泪如雨滴，湿透纸背。
爱国忧民，追求国富民强，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喜也于此，怒也于此，乐也于此，哀也于此。为古老而苦痛的中华民族之生存和振兴，中国知识分子流了多少泪，淌了多少血，贡献了多少青春，牺牲了多少生命。衡山公从满清进士而图民主国体，基于此念。民国初年不畏强暴，多方奔走，为民请命，基于此念。抗战期间被捕坐牢，在狱中悬还我河山巨幅，也基于此念。国内战争期间，疾恶如仇，面对强权，毫无畏惧，针锋相对，仍基于此念。那是衡山公自己的人格力量，精神核心，性格亮点，意志使然。那也是三千年来，世世代代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传统。谭嗣同引刀一快，徐锡麟血沃神州，古今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都不断歌颂着爱国情操和民族感情。
与古代许多民族英雄所不同的是，衡山公和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爱国和民族的层次上，而是因为民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向前迈出更光辉的一步，登上争取国家民主，国民权利的高度。遍观衡山公的简历，民国之后三十余年间，他参加的民主和民权斗争，不少于他参加的抗战活动。
“九・一八”事件发生，日寇加紧侵略中国的罪恶步伐，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在旦夕。衡山公参加宋庆龄和蔡元培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先后任上海分会的法律委员、执行委员。“七七事变”后，他受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第一次大会他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提议。到达重庆后，衡山公与邹韬奋、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等，成立统一建国会，宣传和推动宪政运动。后来他多年领导民主政党民盟，全名是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他在民盟周刊《民主生活》的发刊词里写道：我们愿意做人民的喉舌，用我们的笔来反映人民的公意，喊出人民的痛苦，启发人民的觉悟，协同人民前进，以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
我相信，衡山公从自己一生的经历，懂得只有建立起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中国的民族生存问题，也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爱国必爱民主，民族意识也就是民主意识。
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对争取民众权利的热情，衡山公对蒋介石政府越来越失望，转而寄望于中共。衡山公多年站在左翼立场，利用国民议会讲坛，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成为中共在党外的一个坚强盟友。在重庆期间，衡山公参与发起民主宪政促进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成立国共联合政府。多党参政，相互监督，本来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当时呼吁国民党允许中共合法化，成立两党联合政府的人士，是希望中国走上一条民主社会的康庄大道。但他们到底只是书生论政，用一种玫瑰色彩来幻想中国政治作业，结果他们的理想一个个落空。
一九四八年秋，衡山公和章伯钧等应中央邀请，往东北解放区访问，随后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时衡山公已七十四高龄，他为实现民主社会理想的新中国建立，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忘我献身。同年六月，衡山公当选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副主任，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当选为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衡山公与新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目睹历史性时刻。
随即衡山公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着手建立新中国的法律系统和制度。一九五?年衡山公以七十六高龄，受任中央访问团团长，访问西北五省。一九五一年又率团访苏访东德，参加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副会长。一九五二年再次赴欧，出席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代表大会，访匈牙利。一九五三年大病后回嘉兴休养，了解到江南水乡地区血吸虫病危害很大。他立刻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政府予以重视。中国大规模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就是那样开始的。一九五四年离开法律建设的行政工作，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那时衡山公八十岁了。
衡山公生命的最后十年，雄心不减，但身体不允许他像青年时代那样奔波操劳。衡山公抗争一生，也该养老了，每天打打拳，弄弄石头，写写字。周恩来总理赞誉他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董必武副主席称他为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摘自《百世门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