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键一年，围绕合作化运动的速度问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之间产生了不同看法。邓子恢因主张对合作化速度应适当加以控制，被指责为“小脚女人”而遭到批判，结果致使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迅猛加快，到1956年上半年我国广大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原定用十五年左右的
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由于合化作的速度过快，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一、停、缩、发方针
1954年，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55年1月，全国新办的合作社就达38万多个。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不但有相当多的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迫农民建立的，而且这些社建立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加之1954年是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这样一来，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产生怀疑，甚至用大量出卖或屠宰牧畜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农村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55年3月上旬，他找邓子恢汇报农村工作，当汇报到当前农村的紧张情况时，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当时农村的严峻形势，使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必要加以适当控制。大约在这年2月，毛泽东找邓子恢作了一次谈话。他说，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50%。
邓子恢听毛泽东这么一说，甚感惊讶。1953年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后，他曾主持对发展过快的农业合作社进行过一次整顿，结果导致了毛泽东的批评，说他是“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邓子恢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不敢贸然接受这么低的数字，便说，50%的设想还是适合的，并解释了能够完成的理由。但毛泽东仍不同意，认为粮食征购已到了界限，合作化也要放慢。邓子恢表示，到今年秋后停下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此次谈话后没几天，毛泽东又一次听取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他与邓子恢等人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东、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
3月3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指出：“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强调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通知》指出，在大发展之后，进行整顿巩固工作，社数和户数有合理减少是必要的。有些地方怕数字减少，百分比下降，就不敢贯彻自愿原则，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变。
自1955年三四月起，各地广泛开展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
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1955年7月26日编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的简情》统计，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贯彻“停、缩、发”方针后，原有的67万个社中，有65万个巩固下来了。“缩”的情况是：浙江15000个，河北7000个，山东4000个。其他省份无大变动，有的还有所增加。
二、合作社数字之争
1955年初，毛泽东对农村紧张形势的看法与邓子恢等人是一致的，因而也赞成停止合作社的发展。但是，到了5月，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
促使毛泽东改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原因，一是毛泽东此时感到粮食并非那么紧张。
这年春天，正当农村销粮大幅度增加，而缺粮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一份反映山西闻喜县宋店乡粮食统销情况的材料。其中说，这个乡原本要求供应粮食10170斤，经过对统销工作进行整顿后，不仅不要供应，而且还多余6200斤机动粮。有些农户本可以自给自足，看到别人向国家买粮食，自己也跟着喊粮食不够。也有的农户本来有余粮，只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售粮太少或别人前来借粮，故意和别人一起喊缺粮。有的基层干部因为自己多买了粮或包庇亲友多买了粮，明知缺粮是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由于没有经验，统销办法不规范，也助长了供应不公或宽打窄用。不缺粮而喊缺粮的人中，各阶层都有，而以富裕中农为多。
类似的材料中共中央还收到不少，由此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5年4月28日作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
这个文件下发后，从5月份开始，粮食销量果然大幅度下降，这更使毛泽东相信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形势并没有那么紧张。说农村缺粮，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
促使毛泽东改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此时认为党内有部分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对办合作社采取消极态度，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4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此时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毛泽东在视察的途中，看了铁路公路两旁庄稼的长势，听了一些地方负责人的汇报，对农村的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他说：“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尤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对他讲了一个情况，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这使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种“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立即找邓子恢谈浙江收缩合作社的问题，他警告邓子恢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但邓子恢却没有跟上毛泽东认识的变化。在此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即5月6日，他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仍强调要坚持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
5月9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毛泽东说：下半年粮食征购任务原定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他问邓子恢：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毛泽东勉强表示：三分之一也可以。接着又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这种思想党内也有。显然，毛泽东对邓子恢仍坚持原来的发展速度已经有所不满了。
随后，毛泽东再次前往南方视察，并于5月17日在杭州召开了南方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有的省委书记汇报说，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收缩合作社，引起了农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也有人在汇报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制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
一些省委书记重新自报了1956年春耕前大幅度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也受到了很大鼓舞。经过讨论，毛泽东在会议作结论时，提出了新区各省1955年秋后到1956年秋前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控制指标：河南7万个、湖北4?5万个、湖南4?5万个、广东4?5万个、广西3?5万个、江西3?5万个、江苏6?5万个。他还说，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由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去召开一个会，把精神传达下去，讨论解决。今天在会上定了的，就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
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即约邓子恢谈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提出，1956年春耕以前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同现有的65万个比较，只增加了35万个，即只增加了半倍多一点，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来的65万个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基本上做到全国20多万个乡都有一到几个社。他问邓子恢：你看怎么样？邓子恢回答说，回去考虑考虑。
从毛泽东处回到中央农村部后，邓子恢找农村工作部互助合作处的有关人员进行商量，共同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为好。
第二天，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说，上年度由11万个社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发生了冒进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巩固。下年度由65万个社发展到100万个社，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那就超出了现有办社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两人发生了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和邓子恢谁也没有把对方说服。
毛泽东是一个极为执著的人，一旦他认准的事情，别人是难以改变他的态度的。从这一点上讲，这场争论必定很快就会有结果。
7月11日，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参加约见的还有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和秘书长杜润生。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见解和主张，并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毛泽东对邓子恢坚持己见甚为生气，对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老的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
7月18日，毛泽东致信杜润生，要他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根据这些材料和邓子恢几次谈话的内容，他开始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准备“用大炮轰”邓子恢了。
集体耕作
三、批评“小脚女人”
几天后，即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取关于山西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陶鲁笳：你们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陶鲁笳说，1953年2242个社的粮食总产比1952年增长27?6%，单产增长21?6%，比互助组高21?5%，比单干高39%。全省的大牲畜，由1951年的184万头发展到1954年的213万头，年递增率为10%，其中骡马的递增率达到了15%，适应了初级社添新式马车农具的需要。
听了陶鲁笳的汇报，毛泽东十分高兴，并指出合作社一定要注意防止减产和死牛的现象。他还说，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粮食大幅度减产、牛大量死亡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它导致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汇报结束时，毛泽东一再叮嘱要吸取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中国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7月3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对邓子恢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作了严厉批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作完报告后，由邓子恢发言。会议前准备的发言稿已经用不上了，因为发言稿不像是个检讨，何况稿子还压在毛泽东那里，邓子恢只得作即席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批评。邓子恢在发言中不得不承认，前一段时间对情况的分析不全面，对“停、缩、发”的方针消极对待，采取的是小发展而不是大发展的态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缺点，主要是对占农村人口60%以上的老贫农和下中农的合作化积极性估计不足，对党在农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对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示范作用估计不足，对运动所产生的缺点则估计过分。邓子恢说，经过主席的帮助，我今天才了解到这一点，今后应力求避免再犯。
8月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4月间，中央有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5月17日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议上大家说很好。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可大发展。准备工作加巩固工作不会冒险，准备工作的第一项就是批评错误思想。集体主义比分散主义、个人决断好，应该服从这条纪律，各部门不能乱发命令。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个批评，显然是言过其实的。对农业合作社采取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是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的，并非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擅自作出的决定，何况毛泽东在年初也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就干脆停止合作社的发展，所以不能说是“中央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都是同样的意见，这就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8月3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他问邓子恢：你土地改革时那样坚决，不担心中农害怕，为什么这一次就不坚决了？邓子恢回答说：农业合作化和土地改革不一样。土地改革在土地分配时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中农的土地一般不动，涉及不到经济利益问题。农业合作化则不同，关系到中农的土地、牲口、农具，也关系到他们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贫农、中农的经济联盟，就是贫农的土地、劳动和中农的土地、牲口、农具的结合，没有中农参加不行。合则两利，不合则两伤，但中农有看大势、算利害的特点，所以要半妥协，急了不行，急了他们不来。合作化的问题很重要的是要解决中农入社的问题。
8月26日，毛泽东在青海省委关于在畜牧业生产中互助组织形式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评：
小平、尚昆同志：
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暂时“靠边站”了。
(摘自《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