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之竞争（选自1911年《盛京时报》）
如此“竞争”
近代中国人崇尚“和为贵”，但也不是不争。不过，西方国家的竞争是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你追我赶、争做第一，是积极的、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竞争；但许多国人不是进行积极的、公平的竞争，而是搞明争暗斗式的消极“竞争”，搞窝里斗。这不是竞争，而是内耗；不是共同进步，而是共同落后。(画一)
有些人最崇尚的竞争莫过于纸上的竞争，嘴巴的竞争，往往通过游戏中的一决雌雄，来满足自己“争强好胜”的愿望。他们特别希望自己家的鞭炮比别人家的放得响、自己的风筝比别人的飞得高、自己在麻将桌上技压群雄，“名利双收”。正所谓：“明镜风筝，见戏称雄。竞争中外，毕竟不同。”(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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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争寄鹤（选自1911年《盛京时报》） |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国民对四大发明――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的态度。四大发明传到西方之后，造纸术、活字印刷成为传播科学和文明的重要载体，指南针则成为探索新大陆的工具，火药亦成为开发、改造大自然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而在中国，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用于纸钱和印刷儒家典籍，指南针被广泛用于看风水，火药则大最用于制造鞭炮。这就是新发明的用场。中国拿什么与西方竞争呢？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近代中西方的差距何以如此之大了。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国人依旧妄自尊大、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仍然不切实际、闭门造车、想入非非。虽然已经被西方的大炮轰出了中世纪，但国人的头脑和身子却依然停留在中世纪。死抱“国粹”不放，对西方的先进事物连正眼都不愿看；即使学习西方，亦是怀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头来无异于“水中捞月”，毫无成效。近代中国犹如“屋内骑木马”，纹丝不动，远远落后于世界，就不足为怪了。
（三）中国人之尚武精神（选自1909年《神州日报》）
官本位
封建社会“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卑”。那些学而优则仕者更是尊贵有加，中国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社会。封建统治者希望“让天下英雄尽入毂中”，通过科举考试网罗一大批忠实的奴才；对那些屡试不中者，亦通过开放“捐纳”、奖励等途径，让他们美梦成真。当然，国人对官位的顶礼膜拜，不仅是尊崇官位本身，更多的是出于对官位背后的荣耀和利益的尊崇。官帽很诱人，做官乃是一条“光明大道”，许多“精英”掉进了“官”眼里，拜倒在官服下，为金钱、权力争啊斗啊；各位“俊杰”一心一意地忙着投机、吹牛拍马、谋缺、钻营、升官发财。(画四)
（四）也算几位俊杰（选自1929年《北洋画报》）
传统士子信奉“学而优则仕”，“官”念强列烈。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学生、“洋学生”亦不例外。虽然他们的打扮亦中亦西，十足的洋派头，有时还动不动来几句“洋鬼子话”，好象很时髦、很新潮；还经常以民主、自由、独立相标榜，新名词常挂嘴边，思想观念似乎也够现代，但他们的骨子里却没有任何新的思想，有的只是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的狂热追求，接受新式教育只不过是他们实现人生飞黄腾达的一条捷径而已。为了梦寐以求的官位，这些学界精英早已把所谓的“独立”大旗摔倒在地上了，抱腿的抱腿，飞升的飞升，向着官界的顶子进军。顶子的吸引力不可谓不大。他们不是新思想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也不是新社会的创造者。不过只是一群顶子下的奴隶而已！(画五、六)
官本位无疑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整个社会对官位的盲目追逐、对官员身份的疯狂崇拜之风，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恶果，是封建传统价值观的产物，也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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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优拔之毒
马星驰 |
顶子之吸力（选自1911年《神州日报》） |
奴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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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人之性质 |
高居金字塔顶端的皇帝。皇帝乃天子，即上天之子，神圣不可侵犯。所谓“率海之滨，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任何人在皇帝面前都要称“奴才遵命”。接着便是贵族。封建社会乃“家天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王公贵族享受各种特权，尊贵无比，自然也是情理之中、天经地义。再次便是“代圣上行事”的各级官员，地方督抚大员自然显赫，就是一般官吏(那怕七品芝麻官)，也是朝廷命官，神气得很。那些退职官员或者有功名职衔却无官可做者，便做地方绅士，亦是民间社会的统治者。处在最底层的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老百姓。(画七)
经过千百年的奴役与驯化，许多人已甘心认命，死心塌地地服从上天的安排，听任他人宰割。“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鲁迅语)。国人的奴性意识可谓根深蒂固。
从排外到媚外
受闭关政策的影响，传统中国人有一种盲目的“天朝上国”心态和“夷夏之防”观念。他们思想保守，难以接受新生事物，对外国人一律斥之为“夷人”、“洋鬼子”，大加排斥。自从五口通商以来，国人就进行过多次反对洋人入城的斗争。虽然，此举不无反抗列强侵略的积极意义，但其中也不无盲目排外之陋见。其中长沙的士风民气之强悍、保守排外思想之严重，全国罕见。到1880年为止，没有一个外国人访问过长沙；直到1886年为止，也没有外国人进入过长沙。长沙因之被外国人称为“铁门之城”、“顽固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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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开关纳客
符艮心 |
而在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面前，有些人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心态而跌进“我们事事不如人”盲目崇洋的深渊。清末民初，整个社会都以使用洋货为时髦，许多人的衣食住行都有明显的西化色彩，特别是政界、工商界人士及其家庭更是几乎无一不与“洋”字有“染”。
我们的国务员无疑是最有条件、最有权力享受的，他们是典型的洋派：“头戴外国帽，眼架金线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登(灯)，毡毯、面盆、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独惜其身非外国产”。其他上层人士也是“器必洋式，食必西餐”。许多乐于赶时髦的都市青年和受外面世界影响较多的农村青年，也亦步亦趋，乐此不疲。20年代的上海，还出现了所谓的“三克主义”，以用三克为时髦，即目戴“克罗克”(一种进口眼镜)，手拿“司的克”(西人常用的一种抒手棒)，口衔“茄的克(一种洋烟)。他们对洋货和外国事物的艳羡已经到了一种盲目的地步：“中国之缎甚好，偏爱穿外国缎”；“中国戏甚好，偏爱外国戏”；“中国菜甚好，偏爱吃外国大餐”；“中国之学堂甚好，偏爱进外国学堂；中国之女人甚好，偏爱娶外国老婆”。在当时，被视为前途远大的青年无不具有一些特定的标志：受过西式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出国留学；暂时留在国内的，也被送到有名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或是苏州的东吴大学。在一些家庭里，父亲爱吃英国烟酒，母亲喜欢法国饰品，儿子则要去美国留学，小女儿钟爱日本玩具，样样都不离一个“洋”字。学习西方与崇洋媚外绝不是一回事，崇洋媚外不但不能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相反会使我们丧失前进的根本。(画九)
（九）中国人之福耶祸耶？ 美宣（选自1926年《北洋画报》）
(摘自《社会万象》，岳麓书社出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