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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与了阿富汗战争的决策过程

2006-07-01 12:34:00 来源:书摘 [美]迈克•德龙 著 诺亚•卢克曼 协助 我有话说

从这篇文章中,你将首次了解到:我们军方最高层对9.11事件的反应;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如何发动的,我们为什么选择让特种部队和中情局这支独特的联合部队来完成这项任务。

――迈克・德龙

从2001年9月到2003年9月,在这段非常的岁月里,我一直在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副司令一职,特别的职位让我有幸在政治层面以及军事层面上亲历了这场战争,知道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并且积极参与了各种重大的决策过程。

2001年9月11日上午7时,我们正在中央司令部的主会议室里聚精会神地召开每周一次的工作会议。

上午8点54分,我的秘书走进会议室,很小心地将一张纸条递到我手中,以免打断我们的会议进程。纸条上写着:“一架飞机刚刚撞在了世贸中心一栋大楼上。”

我轻轻地站起身来,和我的高级助手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们在中央司令部里有一台连续(静音)播放的电视机,连接着CNN、福克斯新闻频道或MSNBC频道,于是我们打开音量,开始观看新闻。我对我的助手说:“一定是天气不好,飞机看不清。肯定是这种解释。”

但是,当我看到晴朗的蓝天上又出现了第二架飞机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次恐怖袭击。在这架飞机还没有撞上世贸中心的时候,我接通了作战部主管基恩・雷诺特少将的电话。

“立即召集紧急行动小组。”我说道。

紧急行动小组只有在遇到最可怕的紧急情况下――通常是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才可以召集,而且一旦召集就要求所有成员立即到场。该小组共有15名军官,来自所有6个部门――人事部、情报部、作战部、后勤部、战略策划部和通讯及信息技术部――并且在中央司令部内拥有单独的特设会议室,以供他们全力解决当前问题,并把有关情报传达给其余所有的人。

我转身对我的助手说:

“马上联系弗兰克斯将军,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

既然世贸中心发生了有组织的连续袭击事件,那很可能马上或者眼下就要发生针对我们“责任区”驻军的恐怖袭击行动。

我向我们的地区司令部司令们致电,要求他们封锁基地。基地封锁之后,警卫力量增加一倍,大范围内的防卫装置全部启动,不允许任何人外出,严格限制人员进入基地,士兵必须穿上战斗服(包括防弹衣和头盔),所有人严阵以待,为可能出现的袭击做好战斗准备。运输飞机往往不愿意飞入封锁地区。基地封锁的开支非常大,而且会给基地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你不能长时间封锁基地。

接着,我们听说五角大楼遭到了袭击,而且又有一架飞机正向白官方向飞去。五角大楼内共有两万五千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我们的顶头上司国防部部长。我试图接通那边的电话,但是五角大楼完全没有信号,他们所有的电话都无法接通。

就在这时,我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

红色电话――只有弗兰克斯和我的办公室里才有――是一部直播的保密电话,可以直接接通总统、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以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地区司令部的司令们。我拿起了电话。

“你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吗?”电话那边的人问道。

打来电话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迪克・迈尔斯。他是从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他终于找到了一部还能用的电话。他告诉我五角大楼受到了重创。我们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采取的措施以及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封锁基地一事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我们正在联系弗兰克斯,他说:“拉姆斯菲尔德待会儿也想和你通话。但我刚才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通电话的,而且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可以用的电话号码给你。”

我结束了和迈尔斯的通话后,看到电视上出现了五角大楼正在燃烧的画面。拉姆斯菲尔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正在从大楼里往外搬运遇难人员的尸体。

迈尔斯的声音平日里总是镇定自若的,可这一次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难以掩盖的震惊、愤怒的情绪和立即采取报复性还击的强烈渴望。我那天一直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通话,他们的声音中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一种同样强烈的愤怒情绪。其中一名官员甚至问我:“你怎么听上去都不感到愤怒呢?”

“9・11恐怖袭击”中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
“我是很愤怒,但是我有工作要做。我不能让愤怒的情绪左右我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

许多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当时都认为我们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袭击目标。我们将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内外的安全警备增加了十倍,启动了外围的防卫路障,并在房顶布置了大批射手。

我的助手接通了远在塞浦路斯的弗兰克斯将军的电话。

“我要立即回国。”他说。

“我不能肯定能否给你拿到飞行许可,”我说。“现在空中完全戒严了。”

“我要立即回国,”他重复说道。“你来想办法。”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

接着,迈尔斯又打来电话,这一次拉姆斯菲尔德也在线上。我们又回顾了一下我们为预防新的袭击行动所采取的或即将采取的措施。迈尔斯向我保证,弗兰克斯可以乘飞机返回国内。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处理一些后勤方面的细节问题。我发现现任政府想要的并不是克林顿政府应对恐怖袭击时所一贯采取的、短暂的报复性打击,而是一场战争,因此我i们必须立即着手准备,将目前正在休假的陆军士兵全部召回。我要确切了解恐怖分子的巢穴,以便在得到命令时能立即派遣特种部队。

那天,我们紧急行动小组的成员由最初的12人增加到了最后的35人。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通常保持在1,000人左右,但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的人数增加了三倍。我们此前正在加紧成立一个随时可以(向前方)行动的、设立在卡塔尔多哈的中央司令部总部――相关工作早在9.11事件发生前几个月就已经展开了。

我们设定了初步的目标:基地组织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我们在那里没有部署军力,没有设立使馆,情报人员也很少。我立即向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部门征集我们所能征集到的有关阿富汗的一切信息。我知道弗兰克斯一定想要一份全面的情报汇总、一份颇具说服力的建议书以及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

战争即将打响,而阿富汗就是我们的下一站。

乔治・W.布什总统正在注视着我。弗兰克斯和我正在出席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与会的有总统布什、副总统迪克・切尼、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特、国家安全顾问肯多莉莎・赖斯以及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人员。总统希望简要地了解一下是谁发支了恐怖袭击,我们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我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基地组织干的,”特纳特说,他特别提到了最近截获的基地组织成员谈话的通讯记录,这些谈话中有部分内容声称对这些袭击以及9月9日刺杀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事件负责。马苏德曾经是塔利班的敌人,是阿富汗英雄,阿富汗境内北方联盟的领袖,在战争中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

“中情局在阿富汗有一定的关系网,”特纳特接着说道。“我们最近一直在调查那个地区。我们知道基地组织就在那里――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我们曾向他们发射过导弹。我们还一直与一些部落酋长保持合作,以有限的方式支持北方联盟。行动规模比较小。但是我们有适当的人员。我认为我们可以处理好这件事情。”

拉姆斯菲尔德突然插了一句:“这次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是一次军事行动,就必须由军方来负责,而不是中情局。我甚至还不能断定选择从阿富汗开战是否正确。如果和伊拉克也有关系昵?”

“你这是什么意思?”鲍威尔说。“我们要对付的是基地组织。如果和伊拉克有关,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也参与了,但如果那么说的话,他们就也成了我们的一部分作战对象。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这是基地组织干的――而他们在阿富汗。”

“让我们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总统说。“我们先解决我们所确认的问题。我们确认这是基地组织于的。我们就集中精力对付基地组织。”

拉姆斯菲尔德会后不久便给我们打来电话,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休・谢尔顿也同时在线。

“我需要你们制定一份阿富汗作战计划,”谢尔顿说。“一个初步计划就可以,但我想尽快看到此事运作起来。”

“明白。”弗兰克斯说。

“你准备按什么标准来选择目标呢?”拉姆斯菲尔德问道。

弗兰克斯停顿了片刻。“部长先生,如你想让我来指挥这场战争,就让我来指挥好了。“嘿,汤米,”拉姆斯菲尔德说:“你是我的人。”

乔治・布什总统与德龙中将握手

很好。那就请信任我,我们会很快向你递上关于阿富汗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随着我们的调查深入展开,弗兰克斯和我发现阿富汗不仅是资助恐怖分子――它根本就是掌握在恐怖分子的手中,是基地组织在为阿富汗政权提供全面的支持。虽然基地组织的巢穴遍布大约60个国家,但阿富汗是它的大本营,是它长期的军事行动基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控制了该国80%的地方,其他地方掌握在北方联盟手中。

我们了解到,阿富汗是一个地域偏远的国家,地形极端、气候恶劣――既有冰封的山川,也有酷热的沙漠。它还是一个大陷阱,有将近l,100个矿山遍布全国各地。这个国家完全处于内陆的封闭环境中,南邻巴基斯坦,西邻伊朗,北邻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东北部的一小块地区和中国接壤,我们的军队要进入这个国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这些邻国没有一个是我们可靠的盟国,而我们需要在至少一个国家的境内建立军事基地。显然,要采取行动就必须首先开展一场外交和政治上的斗争。

我们对可能出现的军事目标做了一番研究,收集了有关阿富汗机场与跑道长度以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通讯、供给线路的情报信息。

我们和一些对该国情况最为熟悉的人进行了沟通――学术界专家、历史学家、援助工作者、前中情局特工人员、深险家以及流亡在外的阿富汗人。我们还专门研究了阿富汗与蒙古人、匈奴人、英国人作战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内战史。我们研究了苏联在阿富汗作战的前后历程,在那场冲突中苏联共派遣了620,000人的地面部队。苏联人最终输掉了这场长达十年的战争,士兵阵亡人数为15,000入。受伤人数为55,000人,并且损失了115架飞机和330架直升机。我们很快就排除了苏联式的作战计划。既然阿富汗人能打败苏联军队,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敌手。我们甚至还找来了俄国人,向他们征求意见。

我们再次与谢尔顿以及拉姆斯菲尔德取得联系时,为他们带来了三份可供选择的、初步的作战计划。

第一种选择是进行简单的巡航导弹打击。我们拥有军舰、潜艇和携带巡航导弹的战斗机,可以对基地组织的训练营进行导弹打击。该计划的优点是可以迅速还击,危险性小;这是克林顿政府曾经比较青睐的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是在第一种选择的基础上再派遣有人驾驶的轰炸机(B―52和B―1)对基地组织的营地以及塔利班的军事基地进行空中打击,用10天时间将这些目标全部摧毁。

第三种选择,也是我们比较倾向的选择,就是让巡航导弹和轰炸机与“地面力量”协同作战,动用特种部队以及其他可能需要参战的陆军人员与海军陆战队人员共同参与地面行动。我们需要至少10天到12天的时间才能让我们的军队进人该国境内。如果政府想要的是一次迅速的反击战,那这条路显然就行不通。但如果他们想要的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战争的话,这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谢尔顿和拉姆斯菲尔德很快就给了我们答复。他们需要的是第三种选择。

中央司令部每天都连续24小时工作。我们一开始就明确了一点,要想在阿富汗取得胜利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一个是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盟,保持与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的友好关系;另一个是让阿富汗人在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中扮演主要角色。我们想让他们扮演英雄和解放者,而我们则甘当配角。我们认为,这对重建阿富汗政府、为其打下牢固的基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要想让阿富汗人参与我们的战斗,我们就必须与反塔利班的主要组织合作,而这就是北方联盟。

我们知道特纳特在阿富汗安插了特工,而且他在中央司令部内也派驻了一名中情局特工。通过他,我们安排了弗兰克斯和北方联盟的几个部落首领在阿富汗境外的一个偏远地带举行了秘密的会晤。

弗兰克斯乘坐的C―17战斗机于午夜时分在一个偏远地区的飞机跑道上降落下来,随行的还有他的安保人员以及几名中情局的特工。部落首领们正在等待他的到来。

这些人在理论上即将成为弗兰克斯将军地面部队的统帅。他们被带到了飞机上来。

弗兰克斯一上来便开门见山。

“这是作战计划,”他说。“你们提供军队。我来负责火力支援。美国会为你们的军队提供资金。我们会为你们以及你们的士兵提供武器和军饷,全部现金支付。”说完,弗兰克斯打了一个手势,中情局的特工随即掀开了一块布,布下面藏着一大堆现金,数量惊人。

阿富汗人看呆了。这的确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让哪怕一支美国军队来到地面作战所要付出的代价都要比这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选择太值了――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让成千上万名美国士兵免受伤害。

“这是给你们的,”弗兰克斯说。“如果你们成功地占领了马扎里沙里夫,还可以再得到这么多钱。”

阿富汗的将领们简单地咨询了几句。

“这些钱给我们个人是足够了。”他们说,“但是你们准备给我们的部队发多少钱呢?”

和许多阿富汗人一样,这些部落首领也都是讨价还价的高手。但是他们还不明白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弗兰克斯坚决不容许任何人和他讨价还价。

“放屁!”他说道。

说完,他站起身来,抓过一支雪茄,走到了飞机的尾部,来到飞机跑道上,点燃了雪茄,就站在那里抽了起来,背对着那些人。

5分钟过去了,接着又过去了10分钟、20分钟、30分钟。阿富汗的领导人们还在为何去何从争执不下。弗兰克斯是全世界最强硬的混蛋之一。他根本就不接受谈判――他们只能来到他面前,接受他的条件。

45分钟过去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走了出来,把一只手搭在了弗兰克斯的肩上。

“我想我们可以商量如何行动了。”他说。

弗兰克斯看着他,扔下手里的雪茄,转身回到了飞机里。

就这样,弗兰克斯完成了招兵买马的第一步。

仅仅赢得北方联盟的合是不够的。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和塔利班作战,但却从未取胜。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近距离的、配合默契的空中支援――战斗机、巡航导弱和轰炸机――同时提供地面支援,派遣我们的特种部队,明确我们的火力攻击目标,提供战略指挥援助,搜集情报,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扮演扣动板机的角色。

我们还需要中央情报局的帮助,而弗兰克斯及我本人与乔治・特纳特的关系很好。特纳特是一个真正的、出色的合作伙伴,他对阿富汗简直了如指掌。

我们决定在每支北方联盟的军队中都同时插入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这样的配合方式前所未有,也是有史以来中央情报局和特种部队第一次并肩作战,这是一个特别大胆的作战计划,而美国公众直到今天对此还不甚知情。

2001年9月13日,我们又赢得了一场重大的政治胜利,北约同意为美国所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提供人力、设备和其他形式上的支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通往战争之路只剩下最后一站,而这是我们不很情愿,但又不得不经过的一站: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请示。

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军全军的统帅。

对弗兰克斯来说,请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为了防止泄密,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已经得到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布什总统的批准。

9.11之后,美国上下都急于报复;许多人都觉得我们进攻阿富汗的步伐太慢了。我们在策划战争时的确是非常谨慎,但是面对进程缓慢、政治气息浓厚的外交事宜,我们决不能浪费时间。我们要立即提出请求,不能通过上百万正常的外交渠道,坐等对方的答复。我们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和我们要找的人直接沟通,立即得到对方的答复。我们的请求都得到了外国首脑的许可,尽管他们也都提出了交换条件:我们用金钱买到了我们在那些国家所需要的一切,有时候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他们此前一直没有的武器设备,而且往往要削减他们的部分债务。从金钱上看,这笔交易对他们非常有利,尽管有的国家因此要承担相当大的政治风险。

我们还开始意识到,除了我们“责任区”内的国际合作之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我们此次在战争中面对的敌人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中的敌人都有所不同;我们的敌人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其小规模的秘密巢穴遍布世界各地。要很好地打击基地组织,我们就必须在世界各地同时向他们开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国际上的合作,帮助我们冻结其银行账户、没收其财产、封锁边境、共享情报,并与世界各地的警力展开合作。事实上,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一场战争,我们需要共同作战。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盟。

我们的许多盟友几乎同时纷纷向国务院致电,要为我们提供支援。最终,国务院的人把球踢给了我们:“有那么多人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该如何应付啊?”

对此,弗兰克斯毫不犹豫地说:“让他们直接米找中央司令部。把所有复杂的中间环节都免了。我们来接待他们。”

说完,弗兰克斯转身对我说,“你来处理吧。”

联盟就这样诞生了。

随着战争的临近,我们也开始考虑战争将会导致的间接破坏。在制定战争计划的过程中,你首先必须做出的决定之一就是规定可接受的间接破坏的水平:高水平、中等水平还是低水平。这一决定取决于众多的因索,包括该地区的平民数量、宗教设施数量(例如清真寺)、医院数量、邻近地区的妇女儿童数量、红十字会机构数量以及该地区的人口数量。你究竟选择高等的、中等的还是低等的间接破坏水平,对你整个的战争计划、策略和具体作战方式都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我们针对阿富汗所做出的决定是,这场战争必须保证低水平的间接破坏。这意味着每当我们想要打击一个会造成中等水平间接破坏或高等水平间接破坏的目标时,就必须征得国防部长的亲自批准。这是极其耗费时间的。

当然,我们必须首先制定一份需要打击的目标清单。对大多数目标国家来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他们拥有明显的打击目标:重要的政府建筑及军事建筑物、能源与公共设施厂房、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水坝、隧道、飞机跑道。可是阿富汗比较特殊。那里没有主要的政府或军事建筑物,没有主要的交通体系――甚至不存在一个组织机构比较集中的敌人。那里的桥梁、水坝、隧道或者铁路都非常少;没有港口或船只;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或能源中心;没有平整的公路,没有主要的高速公路;也没有油库,因为阿富汗人大部分时间都是骑马的。那里90%的建筑物都是土制的。基地组织的成员非常分散,居住在山洞里,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本・拉登身在何处。

在阿富汗战争中,我们的三个基本目标分别是:彻底摧毁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推翻该国的塔利班政权,帮助阿富汗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办医院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当开战之日日益临近之时,我们在抓紧时间完成最后一秒钟的部署。2001年10月6日,布什总统给塔利班首领穆拉・奥玛尔发出了最后通牒,让他交出奥萨玛.本・拉登,否则后果自负。我们都知道他不分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他果然没有理睬。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如期爆发。

(摘自《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东方出版社2006年4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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