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我父亲王锦第，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他在北大上学时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我的名字是何其芳起的，他当时喜读小仲马的《茶花女》，《茶花女》的男主人公亚芒也被译作“阿蒙
北大毕业后，父亲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三年毕业。回国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时间不长，但是他很高级了一段，那时候的一个“职高”校长，比现在强老了鼻子啦。我们租了后海附近的大翔凤(实原名大墙缝)的一套两进院落的孩子，安装了卫生设备，邀请了中德学会的同事、友人、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来住过。父亲有一个管家，还有专用的包月人力车和厨子。他并与傅吾康联合在北海公园购买了一条瓜皮游艇，我们去北海划船不是到游艇出租处而是到船坞取自家的船。有几分神气。
这是仅有的一小段“黄金”时代。
没有多久，父亲就不再被续聘当校长了，我事后想来，他不是一个会处理实务的人。他宁愿清淡，大话，叫做大而无当，竖立高而又高的标杆，与其说是像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更易于被视为神经病。他确是神经质和情绪化的，做事不计后果。他知道他喜欢什么，提倡什么，主张什么，但是他绝对不考虑条件和能力，他瞧不起一切小事情，例如金钱。他不适合当校长，也不适合组长或者科长，不适合当家长，他又是一个最爱孩子的父亲，对这后一点，母亲也并不否认。他最重视风度和礼貌，他绝对会不停地使用礼貌用语，谢谢与对不起，你好与再见，请原谅和请稍候，但是他不会及时地还清借你的钱。他最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与罗素，但是他不知道应该给自己购买一件什么样的衬衫。如果谈境界，他的境界高耸入云。如果谈实务，它的实务永远一塌糊涂。
立竿见影，校长不当，大翔凤的房子退掉了，从此房子搬一次差一次直到贫民窟。父亲连夜翻译德语哲学著作，在《中德学志》上发表他的疙里疙瘩的译文，挣一点稿酬养家糊口。他的德语基本上是自学的。英德日俄语，他都能对付一气，但都不精。
谈起他的高商校长经历，父亲爱说一句话：“我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呀。”天乎？命乎？性格使然乎？
母亲个子不高，不大的眼睛极有神采，她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表情，转眼珠想主意，或者突然现出笑容或怒容。
母亲上过大学预科，解放后曾长期做小学教师，她善于辞令，敢说话，敢冲敢闯，虽然常常用词不当，如祝贺一个人时的成就时说你真侥幸――原意是说你很幸运。
我想她也过过短暂的快乐的日子，我上小学以前，她曾每周定期到北京的一个庙会点西城的护国寺学唱京剧。我很小就听她唱苏三起解的西皮流水。
母亲也读书，冰心，巴金，张恨水，徐志摩她都读过。她知道了许多“五四”带来的新思想，她直到很老了还多次说过，越懂得一点新思想，她越是痛恨痛惜痛苦，她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人家就能过那样的人生，而她的人生是这样倒够了血霉，她的人生只有痛苦，屈辱，恶劣……
她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相当紧张，一个是一直经济困难，无保证。一个是她感觉她常常被人攥(骗)了。父亲对于家庭的财政支撑有时是灵感式、即兴式的，他声称给过家里不少的钱，但他也会无视家庭的固定需要而在毫无计算计划的情况下一高兴就把刚领到的月薪花掉一半去请客。父亲适合过富裕的生活，为此他习惯于借钱与赊账，有时是不负责任的赖皮式的赊账。我见过他怎样地对付来要账的小伙计，令人汗颜。而只要他富裕，他就优雅绅士，微笑快活，吃馆子，吃西餐，结交名流，请客，遇事慷慨解囊。他对俗务和他最缺少的银钱一万个瞧不起。他说过只要他的潜力发挥出来了，钱算得了什么？他说过自己适合当老板，不适合当雇员，适合有钱，不适合没钱。就是说，如果他当了有钱的老板，他会很宽厚，很仁德，说话行事都极漂亮。而作为一个贫穷的雇员，他简直就是一无可取，白白浪费嚼裹(消费品)。他极喜欢花钱，却拒绝考虑如何挣钱与还债，更不要说节约与储蓄。
这样母亲就对父亲极端不满意。她的精神紧张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无法与王锦第相处，不能信任她的丈夫。她同时渐渐发现了父亲的外遇，至少是父亲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年轻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尤其是在父亲的样长职位被炒以后，我的外祖母董于氏、姨妈董效到来之后。她们三个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研究防范和对付父亲的办法。
我当然无法做出判断，究竟是谁更加伤害了谁。我只记得从小他们就互相碾轧，互为石碾子。他们互相只能给予伤害和痛苦，而且殚精竭虑地有所作为――怎样能够多往要害处给对方一点伤害，以求得多一点胜利的喜悦。
你伤我一分，我伤你十分，当然是我胜了。父亲曾经给过母亲他已经登记作废了的旧图章，做一切收入由母亲做主状，母亲立即喜笑颜开，如同苍天降福。而等到母亲去领薪的时候，才上当受骗。
母亲下了狠招，她的一个直捅死穴的做法是搜集父亲交往的学界教育界人士乃至名流的名单名片，然后她一个个地突击拜访，宣称父亲如何地不负责任，如何地使妻儿老小陷入饥饿，如何行为不端。
有许多发生在这所住房的场面至今令我毛骨悚然。父亲下午醉醺醺地回来。父亲几天没有回家，母亲锁住了他住的北屋，父亲回来后进不了房间，大怒，发力，将一扇门拉倒，进了房间。父亲去厕所，母亲闪电般地进入北屋，对父亲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钱财。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
河南作家张宇有一句名言，你想找农民吗？不一定非得去农村，你所在的大学、研究所、领导机关、外事俱乐部……哪里不是农民？哪个教授，哪个艺人，哪个长官，哪个老板不是农民？信哉斯言！
可怕的不仅在于父母的纠纷，而且，在父亲不在的时候，被称为“三位一体”的相濡以沫的三个长辈也常常陷于混战。为什么战我已经说不清了，当然很重要一点是钱，愈是困难就愈怕旁人占了自己的利益。还有那种高度紧张、警惕的精神状态，父亲称之为性恶论，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欺骗自己的诺言，每一分钟都有被最亲近的人“攥”了的可能。
记不起原因，但是我记得她们对骂的场面与言语：她们跳起来骂：出门让汽车撞死。舌头上长疔。脑浆子干喽。大卸八块。乱箭钻身。死无葬身之地。养汉老婆。打血扑拉(似指临死前的挣扎、搐动)。有时是咒骂对方，有时是“骂誓”，是说对方冤枉了自己，如自己做了对方称有自己辩无的事，自己就会出现这样的报应，而如果自己并未做不应做的事，对方则会“着誓”，即不是自身而是对方落实种种可怕的场面情景。骂的结果，常常她们三个也各自独立，三人分成三方或两方起灶做饭，以免经济不清。这母女三人确实说明着“他人就是地狱”的命题。
当然也常常反省，有一次三个人到老家去了，下火车时失散了姥姥，两个人回到北京家中，却没了她们的母亲。两个人极其不安，挂念，寻找“咱娘”，最后回来了，三个人抱头痛哭，一面哭一面发誓，以后再不吵架了。当然，以后，仍然会为一个莫须有的小事大吵大闹，如同死敌。
不但三人间吵，有时骂到邻居，有时骂仗甚至发展到我的姐姐和妹妹身上，以最仇恨的言语给儿童以毁灭性的毒害。
家庭成员中处境最优越的是我，所有的长辈，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都宠爱我，所以我就有了几分超脱和高雅，有了几分(对长辈们的)怜悯和蔑视，有了几分回旋余地。一个落后的野蛮的角落里的宠儿，这就是童年王蒙。?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后
小说(“组”)发表没有两天，《人民文学》杂志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到西四北小绒线胡同27号我的家，给我送来了四百七十六元人民币的稿费。四百七十六元，相当于我的八十七元六角四分的月薪的五倍以上。这也够惊天动地的。
先是听到对号入座的工作部门同志对于小说的爆炸性反应：主要是“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其实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着由韦君宜、黄秋耘主编的《文艺学习》杂志，展开了对于“组”的讨论。我收到这一期大规模讨论的杂志的时候真是乐不可支。第一篇无保留地称赞小说。第二篇就是严厉批判的了。一批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也还有刘宾雁等都写了文章赞扬这篇小说。而一批我的共青团干部战友著文批评之。
看到作品引起这么大动静，看到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时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五百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员、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先生找我约稿。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于是文汇报的人带着预付的五百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我给他们讲了该小说的故事性不强，也许不适报纸连载。便他们坚持要载。
到了一九五七年一月，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我问是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五百元，宣布此事作罢。
与此同时，批判“组”的调子渐高。出现了一些传闻。《中国青年报》的张总编辑与佘副总编辑，两位关心我提携我与我私交甚好的领导，找我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他们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要有自我批评。他们还引用一位刚刚调入我区工作的老区来的女领导同志的话说：“王蒙，有点不听话呀。”
同时，组织讨论的《文艺学习》的主编与副主编韦君宜与黄秋耘也找我谈，说是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他本人则对小说一百个欣赏。他的表现是既感动又无奈。韦则表达了对我的器重与爱护之情，同时试图帮助我认识到小说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确对待批评。韦的爱人是杨述，时任市委文教书记，我知道韦的意见里包含着市领导的意思，我必须好好听取。
一九五七年二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约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子民堂一谈。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
我的回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扬喜形于色。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态度的赞许，重复我的话，同时嘘寒问暖，关切备至。甚至于说，你怎么这样瘦啊，检查过X光没有？没有肺结核吧？
形势突变。我听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主席说，有个王蒙写了一篇小说，什么什么，一些人准备对他围剿，把他消灭。主席说，我也是言过其词。主席说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比如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中央出过王明，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说，小说有缺点，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对缺点要批评，一保护，二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说着说着找不着香烟了，便说“粮草没有了”。据说是陆定一连忙给主席送去了烟。
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呈祥，我的感觉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
北京市文联也召开了座谈会谈这篇小说。我从而结识了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对“组”大唱赞歌，抨击棍子，情绪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则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闪转腾挪，行云流水，不溅水滴，不沾泥点，与作品与批判都保持着绝佳的距离。我的印象是有点不知所云，但又都很学问，很教授，很潇洒，很老练，很成熟，与毛头小子们果然不同。
此后，传出来一个说法，说是市文联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个词：“五小闹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还有刘绍棠、从维熙，可能还有邵燕祥几个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动静。文坛上的“词儿”，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诗：“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卖杂货》流行歌曲也唱：“风波浪里危险多”。与当时的总的情况相比较，这倒也不足挂齿，它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的注意。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文坛多事，成为水深浪阔的险地，除了抓斗争的方针外，文坛本身的不忿儿，不服，白眼儿红眼儿，恶语伤人或者伤人不带恶语，也构成了每次大动干戈的舆论基础，群众基础。
（摘自《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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