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心寻找“另一半”
“我这样的年龄在老家已经很难找到女朋友了。”30岁的洪国瑞搓着手，憨厚地笑着。这位来自甘肃陇西农村的年轻人在杭州工作已经整整13年了。“白天忙着上班，晚上也
2004年情人节的前一天，在杭州打工的浙江衢州青年邹庆丰做了一件连他自己都有些吃惊的事情：在杭州的闹市区举起大幅征婚广告牌。邹庆丰在牌上写道：我想成个家――为了自己、为了父母、为了所有爱着我的亲人。可是时光匆匆飞逝，我就是没有寻找女朋友的渠道，我真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29岁的邹庆丰向媒体吐露心声说：“我做泥水工六七年了，工地上没有女的，开放一点的工友到舞厅里找女人，其他的回老家相亲找老婆，我真是着急了。我妈去年高血压突然去世了。她本来准备第二天去拜菩萨，问问我的婚姻的……”
在年轻的农民工中，真正能像邹庆丰这样大胆寻找“另一半”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将心中的渴望掩藏在自己的心里。由于农民工交友的范围狭窄，工作又相当繁忙，致使许多达到婚龄的男女青年依然处于孤身一人的状态。“现在关于外来打工者的报道很多，可大家只关心他们有没有讨到工钱，能不能安全回家过年，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情感需要。”细心的杭州人汤勉租了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开办了一个完全免费的“都市人交友俱乐部”。按照汤勉的说法，她的俱乐部就是为邹庆丰这样的外来打工青年“牵牵线搭搭桥”。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来报名的外来务工青年就达到了二百七十多名。有两个年轻人得到消息后，甚至专门从绍兴和淳安千岛湖赶到杭州，走进了俱乐部。
刘庆雷在一家国有企业当电焊工，他所在的车间清一色全是男性，而单位的女性全躲在办公室里。“她们戴眼镜、敲电脑、喝咖啡，和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刘庆雷认真地说。虽然工厂附近还有一个服装厂，可在刘庆雷的印象中，那里的女工只是一群永远埋头干活的人们。
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虽然也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漂泊在城乡之间，但他们基本上没有父辈们那样对土地的信赖感。他们从走出乡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不会再轻易回到乡村了。但是，他们却很难在都市里找到属于他们的爱情。
由于身份、地位与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民工一般没有机会也不奢望找城里人恋爱。农民工大都现实地选择“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农民工作为恋爱对象。但纵然这样，农民工的恋爱也是相当困难的。“流动性太大，工作不稳定”和“交际范围窄，没有认识对方的机会”是农民工很难找到对象的原因。因为居无定所，流动就业，四处漂泊，也许一次失业就能让两个热恋的“打工仔”“打工妹”相隔千里，最终成为陌路。
在我们的采访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一些“打工妹”，在城里已经有几年的打工经历，有的甚至超过十个年头。但是，她们现在却相当茫然，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归宿究竟是在何处。有的“打工妹”说，在城里打了几年工，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城里，城里人认为你是乡下人；在乡下，乡下人又认为你已经变成城里人。这些在城市里逐渐长大的“打工妹”说，一个个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回家去嫁人，似乎已经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对象。况且，回到农村几乎等同于回到贫困。在城里找个对象成家立业，是大多数“打工妹”的城市梦想，但是，因为户籍的障碍，这样的机会终归是可遇不可求。结果，许多“打工女”变成了“大龄女”。她们的内心深处往往更为孤独和痛苦。
“打工妹”在都市找对象尚且如此困难，“打工仔”就更加不容易了。在打工群体中，本来就是男性多于女性，这使他们在找对象的问题上本身就底气不足。况且，自身条件好一点的“打工妹”还有可能选择城里人恋爱，可男性农民工要找一个城市女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使得男性农民工的选择余地大大地缩小了。尤其是在男性农民工集中的建筑行业，整个工地都是清一色的“打工仔”，他们要想在城里找一个“打工妹”成家，那也是很难的事情。大多数男性农民工只能无奈地选择回老家找对象。如果当地的姑娘也大多外出打工了，那么他们的这个机会也很渺茫了。据了解，现在许多男性农民工集中的工地，出现了较多的“光棍汉”，有的已远远超过正常的婚恋年龄。他们极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与空虚，甚至出现变态与激进。
从“计薪”到“讨性”
辽宁营口市一位普通的社区女医生孙云环，注意到农民工匮乏的精神生活后，就常人难以启齿的农民工“性问题”，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想为农民工讨要“性权利”。年过50的孙云环说，当城里人住在宽敞明亮、温馨舒适的高楼大厦里享受着男欢女爱、亲情融融的快乐时光时，却很少有人想到，住在低矮潮湿的工棚里的农民工兄弟，过着怎样枯燥无味的精神生活。而事实上，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他们应该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着爱与被爱的权利，可是在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他们的精神生活却被人遗忘了。农民工难以启齿的“性权利”还无人关注。城里的公务员、干部、职工，每年有法定休假；两地分居的夫妻也有探亲假，并报销车费；当兵的战士也可以回家探亲。而在异乡打工的农民工呢？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是那么枯燥无味，偶尔在夜晚看一场电影，或者在大商场的电视前看看电视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孙云环在信中写道：农民工大多是血气方刚的男性，因为不能与妻子团聚，过不了夫妻生活，久而久之，导致性压抑、性饥渴，甚至引发性犯罪。她建议，国家通过立法，要求用工单位给农民工休探亲假，或为农民工家属探亲提供廉价的出租房屋，给农民工夫妻相聚创造条件。
提到农民工问题，许多人想到的就是欠薪，就是工伤，就是子女上学，孙云环作为一名社区医生，以自己的职业敏感，让我们把注意力从“讨薪”转移到了“讨性”上了。
大量的调查已经充分地表明，对于生理处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轻农民工来说，性压抑已经成了他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找小姐、喝酒麻醉自己、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拼命干活发泄或强忍着是他们的无奈的选择。
相当多的农民工都是夫妻长年两地分居，一年就春节期间能回来见上一面，相处一段时间，大多数时候是天各一方，那种彼此牵挂、思念的痛苦，是很多人都体会不到的。而即使同在一座城市，甚至同在一个工厂，因为农民工大都没有单独的住房，致使他们也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由于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太小，感情不像以前那样亲密，甚至导致恋上他人，发生婚外性关系。即使在外面租了房子的夫妻，条件也相当恶劣。在广州市增城新塘镇一个村子里，一间间面积不到10平方米、光线异常昏暗的平房单间里，居然住有两户人家，有的则是一家三口合住。在两张床中间拉个布帘，带孩子的家庭则是一个双层床，夫妇睡下面，孩子睡上面。这边稍有动静，那边就听得清清楚楚，很难想像在这样的环境下怎样过夫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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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生活条件简陋，精神生活匮乏 |
卫生部公布的一组数字显示，我国88%的外来农民工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性压抑症。长期的性压抑与性饥渴，极容易引发自杀、酗酒、斗殴，甚至强奸、情杀等恶性治安案件。
谁来拯救农民工的婚姻？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由于农村相对封闭，农民相对保守，因此，农民的婚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农村的离婚率也应该是相对较低。然而，最近有关部门作了一项调查，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农村离婚率已经远远高出城镇水平，在一些乡镇，外出务工的已婚人员离婚率竟高达50%以上。有专家分析，在一亿多农民工中，有2000万正处于婚姻的动荡期。每年春节之后，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背着简单的行囊，带着家人的期望，挤上爆满的火车，进入了城市的角角落落。谁会想到，在他们凭着辛勤的汗水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时候，许多人的家庭却也随之破碎。
据婚姻专家分析，农民工家庭离婚率突然猛增，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谓先天不足，就是原来的夫妻有相当一部分是父母包办婚姻、换亲婚姻，有的甚至是买卖婚姻，本来就缺乏感情基础。这样，原本对付着过日子的一对夫妻，一旦有一方进了城，爱情意识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觉醒，男的就容易与其他“打工妹”产生感情，见异思迁也就难免；而少数家家女进城后眼看花花世界，与原来老实巴交的丈夫一比，抵不住城市生活的诱惑，再也不想忍受命运原来的安排，更容易“另谋高就”。所谓后天失调，就是农民工单身进城后，夫妻身处异地，缺乏沟通交流和情爱性爱以及互相照应，这样，原来感情基础就不牢固的夫妻便很容易劳燕分飞。
有人拿穿鞋来比喻婚姻，说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农民工的婚姻是一双什么样的鞋呢？农民工的婚姻是一双背井离乡的鞋，这双鞋载着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里四处奔波，载着他们找机会，求衣食，正因为这份婚姻的沉重，就有了2000万家民工婚姻在风雨中飘摇，而高达50%的离婚率让人不得不发出慨叹：谁来拯救2000万农民工的婚姻！
（摘自《中国农民生存纪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2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