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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居住档案

2006-08-01 17:12:00 来源:书摘 夏骏 阴山  我有话说

许多荒诞与离奇是历史造就的。当所有的人都对身边的荒诞与离奇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荒诞与离奇就变得很正常了。

筒子楼里的生活

这些年中国的城市面貌变化之快,让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排排的老房子被拆除,一幢幢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这20多年,整个中国大陆不知道拆了多少老房子,更不知道建了多少新房子。

我们这里所说的已经和还在被拆除的老房子,是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大多数中国人都居住过的房子。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之小,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在狭小而雷同的房子里栖居的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求,几十年中,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仅仅是满足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对那些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人均不到两平方米的住房,比如两代、三代同堂挤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等等――则更多地表现出麻木不仁。没有尴尬,没有抱怨,甚至没有梦想。

曾几何时,“单位”成了人们全部的依靠。人之所以甘心依附于“单位”,并不在于每月领到的区区几十元钱工资,而是一生都不能缺少的并且离了单位无从指望的可怜的那一小间住房。那时,单位领导最具威胁性的语言就是“收你的房子”或者“不分你房子”――单位手里的房子足以窒息人的一生。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城镇居民都住在以单位为领地的宿舍楼里,政府的一句流行口号就是“安排人民生活”。被“安排”着的人们排着队分房子,这种状态的“结实”程度一度让人不敢去想像如果没有了“单位”将会如何。

老单元房、筒子楼、大杂院和石库门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遗存,至今也还在明媚的阳光下映衬着都市的繁华。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遗存必将一天天地减少,但从这些遗存中走出来并正在享受现代都市文明的人们,他们记忆中关于这些历史和遗存的印记,恐怕永远也无法抹去了。

向利庆《永不摇晃》(局部)

永不摇晃

2002年11月22日下午3时,第四届上海艺术双年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当代艺术与建筑艺术交融展示的大型展览。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代艺术家和建筑师第一次将目光聚集在都市文化与建筑问题上,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对话都缘自一个前无古人的主题――“都市营造”。

在2002上海双年展上,有一件以楼房为表现对象的前卫摄影作品格外引人注目,这件作品的题目叫《永不摇晃》。作品由6幅高2?5米、宽1?26米的照片组成,画面上全部都是接贴而成的单调的,甚至是乏味的老住宅楼。

从远处看这件作品似乎只是一些巨型建筑,但是走近一看,却是由无数的建筑细节和建筑的局部拼合而成的。

这些细节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些局部,全都是所谓的‘新工房’。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元素,被切割拼合成了一个更大的楼以后,会让人感到有些可怕,感到一种极端的拥挤所带来的结果。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假如宇宙有更高级的生命存在,在其法眼俯瞰下来,所谓的都市,不过是精巧的蜂窝而已。这样的蜂窝,在一幅《永不摇晃》的拼贴影像中,再生动不过地呈现出来;层层叠叠的都市建筑,犹如一片人工营造的水泥森林。”

这样一种城市面貌,它使我们的生活相对变得缺乏选择性,比较单调,比较拥挤,层次也比较低。我们在居住的空间当中,很难领受到精神方面的需要。比如说文化的,美的,感情的,历史的,民族的这类需要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它只能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这件作品看了以后让人感到很心酸。因为这些地方曾经都是我们儿时寄托很多梦想的地方。我们那个时候,玩的空间可能就是阳台的一个很小的局部,你再多往前一走,就碰上了一个烂棉被,再伸手一抓,抓到一个破竹竿,抬高一下又撞到了一块尿布……童年时候的想像力,全都被窒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永不摇晃》的作者向利庆说,作品之所以叫做《永不摇晃》,是因为所反映的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东西。

为了创作这件作品,向利庆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他爬遍了杭州城里几乎所有的老居民楼。

“在众多同样造型的楼房面前转晕了,”他说,“相同的造型使我深感某些无名力量的强大,人们用尽了全部的能力占有了其中一个格子,他们在窗口向外?望的惟一的风景就是对面那一幢楼,在那里他们或许窥见了与自己一模一样的生活内容,或许他认为一切是应该这样的。”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房子最大量、最普遍地占据了所有中国城镇的空间,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统一的住宅样式。

  一模一样

在全国所有城市的政府档案馆中,都可以找到一份几乎完全相同的图纸。向利庆《永不摇晃》中的“蜂窝”,就是依照这样的图纸建造的。在国家建设部也有一份一模一样的图纸,不过建设部的那份图纸是全国所有这样的图纸的母本。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中,随着这份图纸的大量复制,图上的房子也被千篇一律地复制到了中国的所有城市。(见图)

今年70多岁的吴藻生干了大半辈子建筑设计工作,退休前在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担任高级建筑师。他不仅住过而且亲手设计过《永不摇晃》中所展现的那种楼房。

“当时全国的居住水平都比较低,平均的居住面积每人两个多平方米,”他回忆道,“两个多平方米,相当于什么水平呢?如果是一户人家有5口人,居住空间也就相当于10来个平方米,再加上厨房、卫生间和过道的一些面积,加起来也不过是20多个平方米。当时的居住水平仅仅解决的是‘有’‘无’住房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只能仅仅满足于“有”“无”住房的中国城市居民,不仅在人均居住面积上小得可怜,而且住宅样式也千篇一律。

一模一样的外观,一模一样的颜色,一模一样的格局,一模一样的面积,这些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那个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的计划经济时代,是极为普通和正常的。

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伍江说:“当时全国都搞标准化的住宅设计,住宅的类型是很少的,因为当时也不主张社会的级别分得太多。所以住房的大、中、小各种类型,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标准化的住宅都由国家按计划投资建设。任何单位要建房子都必须先打报告,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开工建造。

不过,区别还是有的。吴藻生回忆说,“一般的工人,是45平方米以下到50平方米左右,就是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工龄比较长的工人;到了60平方米左右,就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的科技干部,或者是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70平方米的标准就是处级干部了;再上去的话,我记得厅局长的标准也没有现在高,只有90平方米。

有一样东西在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可能只有学校里的学生或厂矿企业的单身汉还能看见――澡票。在计划经济下的票证年代,澡票和糖票、布票一样,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粮票、布票是因为生活物资的紧缺,但澡票并不是因为水的紧缺,而是因为居住面积的狭小――那时候的房子大多数是没有浴室的,于是洗澡就必须去单位的公共澡堂,于是便有了澡票。

人口在不断增加,住房面积却没有多大改变。两代、三代同堂,挤在二三十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并且一住就是二三十年,这在那个年代是不足为奇的。但这还仅仅解决的是睡觉的问题,睡觉之外的其他生活需求几乎都必须借助于公共空间。当然不仅仅是洗澡,还包括其他那些每天都必需的日常活动,比如做饭和上厕所。

吴藻生说:“公用的厨房,每户人家都是蜂窝煤的炉子,没有煤气,也没有其他的设备,厨房的通风问题和排烟问题,都还没有提到需要重视的层面上来。公共卫生间,4户、5户人家合用一个卫生间,也只有一个坑位;没有淋浴间,浴缸更加谈不上了,洗澡怎么解决?都是到公共卫生间去解决。单位里面发福利的时候常常就会发一些澡票,供应给家属和职工过年、过节的时候去洗澡,洗澡是作为单位里面的福利来享受的。一般单位都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集中开几天,供应热水。因为家里没办法洗,大家都到外面去洗,所以到公共浴室里洗澡是很不方便的,常常要排队。”

排队是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现象。买东西要排队,洗澡要排队,上厕所也要排队,当然,分房子更要排队。买东西、洗澡、上厕所的排队,仅仅是“等”而已,而分房子的“等”却是一种人生意义上的“等”,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熬”。熬年头,熬资历,熬职位,只有这些都熬够了,才能有资格分房子。

今年44岁的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是在老房子里出生长大而现在又在造新房子的人。他说,“我们那时候就住在筒子楼的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里,我经常跟太太调侃说,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咀嚼同样的食品,然后排出同样的‘秽气’,第二天打着饱嗝开会的时候全是一样的气味。比如说机关里分鱼,我们每一个人都到冷库去排队分鱼,然后在筒子楼里做,每家做鱼都互相参考,虽然湖南人有湖南人的做法,上海人有上海人的做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吃的都是一样的鱼,要不都是一样的牛肉,一样的大虾,或者一样的猪肉。这就是计划经济,它不仅计划你的思想,也计划你的居住环境,更计划你的胃,计划你的排泄物。”

筒子楼与弄堂

在增补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筒子楼”是这样解释的:中间是过道,两边是住房,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的楼房,这种楼房俗称筒子楼。

拥挤不堪的弄堂

相信很多人现在对筒子楼依然记忆犹新,尤其是中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几乎都曾经有过在筒子楼里居住的经历。

“筒子楼里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朱自煊说,“我也住过筒子楼,我刚毕业结婚的时候就在筒子楼里分给我一个房间。那时候我们都吃食堂,自己不开伙。如果要做饭的话,就只好在门口过道放一个小的煤球炉。”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东南隅,还能找到两栋典型的筒子楼,它们的名字叫东风楼。东风楼几乎可以说是这所大学里现存的建筑中历史最长的几幢。过去东风楼里居住的,除了一小部分在读的硕士、双学士和博士研究生外,全都是学校教学研究任务最繁重的中青年教师。这楼估计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刚开始是当教室用的,后来改的宿舍。所以许多房间之间木头的隔板是后来加的,隔板很薄,平时在家说话从来都不敢高声,稍微大点声左邻右舍就听得清清楚楚。

东风楼每层的中间是一条100多米长、2米宽的过道,过道两侧是40多间房子,房间面积最小的10?5平方米,最大的也不过13平方米。房间的结构非常简单,一扇门,正对着一扇窗,没有厨房,更不会有厕所和洗浴间。房子里面摆一张双人床,一排柜子、一个书桌,活动空间就剩了大概4平方米,在楼道里做饭,门的一边摆一个桌子切菜,另一边摆一个煤气灶。中间就剩不到1米宽,大家要来回走的话,非常不方便。楼很不结实,现在拉着钢筋,原来都是挂衣服的地方,从那头上来你要是走得急一点,在这头都能觉得这个楼好像在震颤。

在知识分子日益受到尊重的今天,大学校园里已经无法找到当年窘迫的历史痕迹。但这种情景依然在许多原国有企业的工人住宅区里延续着。北京石景山区八角路7号楼是一幢红色的4层楼房,里面的住户一部分是首钢的职工,一部分是30年前北京修地铁时安置进来临时居住的普通居民,当时他们一定没有料到,这个“临时”居然会“临时”了30年。像这样的筒子楼在八角路一带还有几十栋。这些楼和字典里对筒子楼的标准解释略有出入,它的过道不在中间。但它们具有筒子楼的一切特征:斑驳陈旧,拥挤不堪。长期的拥塞与杂乱,必然导致卫生环境的恶化,老鼠、蟑螂泛滥成灾。

“水房”是筒子楼里特有的称谓,取水、刷牙、洗脸、洗衣服、洗菜甚至洗澡,都集中在水房里。位于杭州拱墅区登云路华丰新村16栋2楼的水房不仅被各种杂物堆得满满当当,而且这里的水龙头是这层楼的居民每一家所特有的。平时,多数的水龙头上都安装了一个铁盒子,盒子的外面上了锁。水房的位置正好在楼梯的转角上,这里是所有楼上住户的必经之路。没有门,却有一块可以拉上的蓝色布帘。这个水房同时又是这一层楼居民的公共浴室。洗澡的时候把布帘拉上,要洗澡的话,旁边得有人站岗。过来过去要叫一声:“有没有人洗澡?”洗澡的人很多,还要排队,晚上蚊子很多,咬死人。洗得慢,洗得快,经常要吵架。

几十年来,筒子楼里的故事在不同的人的生活中演绎着相同的内容。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只是筒子楼里才有。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上海对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因为他们是在比筒子楼还要拥挤和窘迫的石库门建筑中长大的,他们所经历过的故事比筒子楼里的故事更加不堪回首。

“我们这几栋楼上面的三层房子都摇动了,”王月珍操着很浓的上海口音,在弄堂的自来水池旁比划着说,“北京路的公共汽车‘咣啷咣啷’地一开,这里面的房子也跟着摇晃。这个里面的木头都烂掉了,还有白蚂蚁。房子都松掉了,粉一样的东西撒下来,房子里面随你怎么收拾干净,粉都会下来的。外边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那个屋顶不是漏了吗,一个洞,都是猫啊什么东西在屋顶上走来走去的走出来的。”一旁的一位名叫吴丽华的中年妇女接着说:“很多房间的地板烂了,经常有人一脚踩下去,一只脚就掉下去了。”

每一条弄堂里,都住着100多户人家。在这个长100多米,宽五六十米的区域里,栖居着三四千人。在这里,三四口人的家庭住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是极为平常的事。

家家户户都在原有的房间里搭起了低矮的阁楼,阁楼里,一米六五的人头也抬不起来,里面没有空气,没有光线。站不起来,就蹲在那个地方。穿裤子要拎起来,人挺不直怎么办,就只好站在楼梯上面穿。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低矮的阁楼和陡峭的楼梯常常是要命的地方。房门一出口就是楼梯,年纪大的人记忆力差,一下站不住,‘哐’跌过去,摔死了。

巷道是弄堂里惟一可能看见天空、晒得着太阳的地方,但每天洒落到弄堂里的阳光都是细碎的,因为巷道里人们的头顶上,是惟一可以晾晒衣服的地方。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说:“这样的狭窄,真的是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草原的歌声是很开阔的。因为草原一望无边,心胸就开阔。我们呢,挤压感很厉害,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我们上海人半两粮票也计较,这样的心胸狭窄,‘汉子’的文化就比较少。

单调、简陋、陈旧、窘迫、拥塞、压抑,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居住和生活状况。改革开放犹如拉开了一道沉重的闸门,伴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居住革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全面展开,一个民族被压抑了几十年的信心、智慧和创造力,十几亿人的心灵和精神空间,在这场居住革命中被释放了出来。

这一天中国人已经等得太久了。

(摘自《居住改变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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