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一、工业革命与“城市病”
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在英国，工业化和与之俱来的城市化如此迅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它所带来的福祉和祸患同样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在一个奉行自由放任和惟利是图的国家，这种迅速到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引致一系列灾难。因此，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用“迈达斯灾祸”（迈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梦想点石成金，但是目的达到后却几乎饿死。）来形容这段历史，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城市病”。
根据对各国城市化史的研究，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可能受三种因素的限制。首先，城市化可能受农村人不愿离开家园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可能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也可能是社会心理方面的。其次，城市化可能受城市建设费用的限制，就是说，建设城市要耗费大量资源，而在整个工业化阶段，工业发展也要大量投入，因而，这里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再次，即使撇开费用问题，城市发展也要受到缺乏组织城市生活的能力的限制。城市越大，管理就越困难。如果没有逐步积累的经验和系统的组织，要管理迅速兴起的大规模城市是有困难的。就英国的情况来说，农业人口主要不是由农民构成，从而在感情上与土地没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城市化的第一个限制因素，在英国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反倒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英国城市化能较早地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至于第三个因素，在英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确不同程度地起到了限制作用。不过，从英国的具体情况看，由于工业化的迅速进行，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表现为限制城市化的速度，而是通过城市设施的不足和组织的混乱表现出来，即表现为“城市病”：一方面，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离开农村涌入城市，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给早期的城市人口特别是工人阶级造成极大的苦难。不过，这种情况却有利于资本家。因为这样既保证了资本所需要的劳动力，又可以节省必须摊付的社会资本。
城市化的费用和组织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资源向城市的配置问题。就是说，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组织和建设。如果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而相应的资源却没有相应地向城市集中，即资源城市化，就必然出现城市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即“城市病”。
在英国，工业化起源于农村，而农村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是整个工业化前期的主要特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乡村变成工业城镇，城镇变成大的工业城市，从而出现城市化的加速。不过，在资源从乡村向城镇，从城镇向大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对于城镇的发展来说，资源在乡村的分散，对于大城市的发展来说，资源在小城镇的分散，都是一种不利的因素。农村工业和农村地区对资源的占用，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具体说，就是在人口迅速城市化的同时，资源的城市化出现滞后。
二、“城市病”的主要形式
人口城市化，即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一方面是工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资本积累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工业迅速扩张的能力及其周期性特征，要求有足够的劳动力储备。而在大工业和大工业中心形成以后，还要求这种劳动集中在城市。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还导致了城市的大规模失业。马克思把这种“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存在的失业现象，称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流动形式。
工业革命时期或者说工业化早期城市发展的病态，还表现在住宅奇缺方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记载：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困窟。的确，穷人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胡同里。可是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所有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部分都是一样的。这些城市中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一层或两层高的砖房，几乎是排列得乱七八糟，还有许多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这是最普通的工人住房。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这里的住宅非常集中，以至于空气很难流通，特别是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空气之糟是可以想像的。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由于工业化的迅速进行，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而住宅状况也就越趋恶化。
城市卫生状况的恶化，也是早期城市病的重要方面。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不存在组织城市生活的可供借鉴的经验，一切都是自然发展的，而在出现问题的初期，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问题发展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以后，人们才呼吁加以解决，但往往为时已晚。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卫生问题，部分来自工业污染，部分来自生活污染。城市居民大都是刚刚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农村的那种散居所养成的习惯还没有改变。如生活垃圾到处倾倒，污水随处泼洒，不少城市居民保留着养猪的习惯，所以到处是猪圈。由于厕所不够，人们不得不随地大小便。根据记载，曼彻斯特的议会街，每380人才有一个厕所，在居民区，每30幢住满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在工人的家里，鸡、猪、甚至马都挤在同一个房子里。
对于城市卫生特别是较大城市的卫生来说，排水是很关键的问题。当时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一般污水都是通过大大小小的“阴沟”通往厕所或死水塘；情况最好的是将污水排入流经城市的河流。例如，经过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成了一条大污水沟。甚至在伦敦，大大小小的污水池和污水沟都到处可见。
居住的拥挤和卫生状况的恶化，导致瘟疫横行。对于工人居住区来说，猩红热、伤寒、霍乱等是最容易发生的，而一旦发生就不可收拾，往往危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死亡率回升，与此有直接联系。
三、“城市病”的早期治理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早有人注意到了，并提出过警告。不过，问题没有发展到威胁整个国民健康或威胁到劳动力再生产的情况下，就不会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以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1838年，伦敦瘟疫猖獗，济贫法委员会秘书查德韦克建议派出一个医务委员会进行调查。同时，皮尔在艾希利勋爵和女王配偶的私人敦促下，组建了一个大城镇和人口稠密地区卫生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了大量调查，并起草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于1844年公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惊醒了有头脑的人们，并且对卫生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皮尔委员会对城市卫生状况做出建议：卫生管理应交由直接隶属于英王的地方当局单独负责；在任何排水方案付诸实施以前，应先有适当规模的计划和测量；地方排水区域的大小应随时由英王加以规定；一切下水系统应由地方当局统一建造；大杂院房屋和茅舍产业的费用概由所有者负责，主管排水的当局也应负责铺路；一切尘埃、灰烬和垃圾均为当局所有；当局应负责清扫污水池和厕所。还规定：凡住人的院子，宽不得少于20英尺，进出口不得少于10英尺；地窖和地下室必须备有壁炉、窗户和适当的排水系统，否则不许住人；凡新建的房屋一律应装有适当的厕所设备。还规定：当局有权为加宽道路、清理卫生和筹建公园而征收款项，有权要求充分的空气流通，强制不卫生的房屋打扫，核发宿舍的许可证，指派卫生官员等。
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划时代的。它导致1848年第一个公共卫生条例的诞生和第一个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建立。从此，“国家就以一套杂乱无章的条例对疾病展开了毫无组织的战争”。例如，19世纪60年代的卫生法散见于地方条例、工厂条例、埋葬条例以及种痘、煤烟、食品掺假等条例之中。不过，无论如何，这些条例说明政府已开始正式介入城市卫生管理，城市卫生事业慢慢地前进着。
住宅方面也开始不少有益的尝试，其中著名的是所谓“模范住宅”运动。这个运动是由建筑商乔治・皮鲍迪和悉尼・沃特娄发起的。由于在伦敦中心不可能人人自己有一幢房屋，因而，他们开始建造一种成排的杂院房屋。这种房屋以较低的租金出租给低收入者。他们的成功引起人们的效仿，在伦敦工人区建造了一排排的这种模范房屋。另一方面，不少市政当局开始有计划地清理贫民窟。例如，利物浦市政当局从1860年起用市有地产建造大量工人住宅，后来又根据地方条例和国家立法，将杂院房屋以有碍公益事业而查封，并征购以进行拆毁。不过，大部分最坏的房屋的拆除，是在1882年以后的事。这时，这个城市每幢房屋不到6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以下。而1891年每间房屋的人数已经下降到5?68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0?9%。可见，住房拥挤的情况在慢慢改变着。
四、社会制度与“城市病”的治理
市政改革无疑对解决城市住宅、公共卫生以及城市管理问题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这些改革，基本上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的，所以常给赤贫阶级带来新的灾难。例如，过分强调卫生，限制排污，许多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法进行，工人因此饱尝失业之苦。
不过，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同时，社会也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到城市，并投入到城市建设和组织方面。所以，城市面貌还是在慢慢地改变着。1892年7月，也就是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后的48年，他在本书的德文本第二版序言中指出：“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和改善了；穿过许多最坏的贫民窟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这说明，“城市病”已经得到初步治理，但距理想的标准还很远，这需要资源的投入，还需要时间。
从英国早期情况来看，“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进程的资源配置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的原因又与自由放任主义有联系。当然，英国作为第一个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缺乏经验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告诉我们，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合理地配置资源，使两个过程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用立法手段对私人或企业行为进行规制等；同时，对“城市病”要“防”重于“治”。
（摘自《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定价：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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