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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强权之下呻吟

2006-08-01 18:20:00 来源:书摘 任本 庞燕雯 尹传红 编著  我有话说

历史上以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典型案例

美国国家科学院为表彰在基因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而颁发的金柏奖奖章。奖章上铭刻的四位生物学家分别为达尔文、孟德尔、贝特森和摩尔根。在李森科看来,他们都是“苏维埃人民的敌人”。

李森科曾经是苏联科学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一个不见底的黑暗深渊,无数的优秀科学家在李森科的“科学独裁”下遭到迫害,腥风血雨弥漫在整个苏联科学界,并且,这种噩梦整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它是所有人心中的一块伤疤,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仍然难以磨灭。

  科学新贵

李森科1898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曾经先后在两个园艺学校就读。1925年,27岁的李森科从基辅农学院毕业,随后到了育种站工作。在当时的乌克兰,农作物常常会由于霜冻的缘故而大幅度减产,从而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当时的苏联政府对此一直感到相当苦恼和忧虑,但是又苦无对策,只能被迫维持现状。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森科的父亲把在雪地里过冬的乌克兰冬小麦的种子在春天播种,结果,当年的收成出奇地好。这件事情引起了当时还是育种员的李森科的注意,于是,他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育种方法,即在种植之前令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

不可否认,李森科的这项工作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实际价值,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颇具政治头脑的李森科开始了他政治投机的第一步。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限夸大,声称找到了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当时的政府正在因为粮食短缺发愁,而李森科却“恰巧”在这种时候提出了他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于是,事情的发展就向着他所希望的方向进行了。他的举动首先引起了乌克兰农业部的重视,他们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指定由李森科负责。

虽然李森科基本上没有读过生物学名著,并且还特别蔑视对生物遗传学的研究,但是,由于李森科并不是一个一心想搞科研的学究型人物,他有着自己的一套圆滑的处世哲学,因而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苏联农业科学院的院长瓦维洛夫是当时苏联最有名的遗传学家,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名声。瓦维洛夫就很喜欢这个有着一股子干劲和激情的年轻人,并且一手扶植他。1934年,作为老师的瓦维洛夫,热情地向科学院生物学部介绍了李森科的春化试验,并推荐李森科入选科学院通讯院士和担任敖德萨研究所所长。

李森科的这种所谓“技术成果”,在研究开展的初期,并未受到其他科学家们的怀疑,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项科研项目只是李森科借以达成自己政治理想的跳板,甚至有人还对这种方法所能获得的结果期望甚高。但假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不久之后,他就受到了正直科学家们的批评。

当时,苏联科学界已经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一些自然科学的观点和科学家纷纷被扣上“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并由此引发了清查“资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急风暴雨。李森科用他灵敏的嗅觉,发现了这一政治动向,于是他处心积虑,把自己打扮成苏联著名科学家米丘林的继承人,他宣称,只有细胞才是遗传的单位,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在李森科看来,由孟德尔和摩尔根等人建立的西方遗传学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因此应该被禁止。李森科甚至把西方的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

第一个对李森科提出异议的是美国遗传学家穆勒,他坚持经典遗传学是正确的。穆勒是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曾经因为发现诱发突变而荣获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和李森科的老师瓦维洛夫私交很深,1932年冲破了重重阻隔,受瓦维洛夫的邀请来到苏联,在办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工作,组建了苏联的第一个人工诱变实验室,推动了苏联遗传学的发展。由于穆勒提出了反对观点,瓦维洛夫也静下心来,重新审视李森科的理论。经过谨慎和缜密的研究后,瓦维洛夫坚决地站在了穆勒一边,并且成了李森科的头号对手。

狐假虎威

就在李森科的“画皮”即将被剥去之时,一场会议挽救了他。1935年2月14日,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最高统帅斯大林亲自出席。李森科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这篇发言可谓是李森科处心积虑的成果,他极力迎合政治领袖的思想,在发言中将学术纷争升级到政治高度,声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一样,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做斗争”,他将他的反对者们做了这样的政治划分:“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

李森科的这篇发言,名为学术总结,实则是对学术界的知识分子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的做法得到了最高领袖斯大林的认可。在这种情形下,已经没有人会去关注春化处理对小麦增产并无作用的事实了。三个月后,不学无术的李森科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得他对一班反对者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他倚仗斯大林的“宠幸”,开始以其“理论”――即所谓的“李森科主义”――对现代遗传学进行全面进攻,并逐渐将恶劣影响波及整个苏联科学界。

首先遭殃的是穆勒,当初他是第一个对李森科所持遗传学观点提出异议的人,如今,枪打出头鸟,也是预料得到的。不过穆勒为人比较机警,又因为是美国公民,所以,经历了重重波折,他终于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回到了美国。

但是,瓦维洛夫就没有穆勒那么幸运了。虽然李森科曾经受过他的提拔,并由他一手扶植坐到了敖德萨研究所所长的交椅上,可惜,李森科不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在他的头脑中,似乎只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种信条――典型的政治家才会具有的思想。1935年后,瓦维洛夫与李森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此期间,李森科的势力不断扩大,旗下鹰犬众多,都是些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之徒,他们不断地利用政治手腕将一些莫须有的帽子扣在瓦维洛夫头上,将他指责为“摩尔根-孟德尔分子”、“反米丘林分子”等等。

1937年5月8日,在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出现了苏联科学史上一次青红不分、指鹿为马的闹剧。本来手握真理的瓦维洛夫派遭到了李森科派的围攻,而围攻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学术的争论,完全变成了政治辩论。这真的不能不说是整个科学史中最为丑陋的一幕:科学与真理在肮脏的政治手腕面前,被迫低下高遗的头。

逆我者亡

到了1940年,瓦维洛夫在李森科一伙人的政治高压摧残下,已经疲惫不堪,健康状况极差。他的研究也几次被迫中止。7月23日,瓦维洛夫因为一位女科学家被停止研究工作一事,再次同李森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他遭到了李森科的疯狂报复。

1940年8月6日,几个秘密警察来到了瓦维洛夫的家中,以“积极参与了反苏破坏组织的活动,是一名外国间谍”的罪名,将瓦维洛夫强行带走。瓦维洛夫的案件被定为特大间谍专案,编号为’NO1500”。然而李森科的报复心并未因为瓦维洛夫的入狱而得到满足,他一心想要借此机会排除所有异己。于是,犹如中国古代的株连政策,瓦维洛夫的很多同事也因此被逮捕。

在狱中,瓦维洛夫受尽折磨,每天都要被提审,每次提审时间超过十小时,甚至日夜无休地对他进行人身迫害。于是,一个文弱的学者,终于被屈打成招了。最后,这位对苏联科学界有着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并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幸而后来由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干预,其死刑才没有立即执行。

但1942年1月的一天,几个穿着警服的人把他从萨拉托夫狱关押重要政治犯的3号牢房里叫了出来,对他说,要送他去医院。此时的瓦维洛夫由于受到了长期的非人折磨,加上极度的营养不良,已经形容枯槁,他穿着一件很旧的黑色大衣,就这样被带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一代科学英才,就这样了无声息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叱咤一时

竞争对手一个个被打垮,有的被枪毙,有的被流放,有的还在牢狱之中。李森科周围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弱。而在这期间,李森科又在做什么呢?借着强硬易态度和铁血手腕,李森科在苏联科学界可谓风生水起,不可一世。他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九次列宁勋章的获得者,他是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他也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曾经蒙受斯大林亲自为他改稿的殊荣。可是,这一切的光环背后,隐藏的是李森科卑微的理想和卑鄙的人格。

在1946~1947年中,苏联科学界的这种荒唐现状开始出现些许转机,开始有人对李森科主义进行明确的批判,并且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日丹诺夫的支持。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女婿,同时也是斯大林的主要助手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所以,他的支持,对当时肆意横行的李森科等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可是,正当人人都觉得曙光初现之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在李森科主义摇摇欲坠之时,李森科的政治手腕再一次发挥了功效。李森科在危急关头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1948年8月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即著名的“八月会议”)上,李森科宣读了经斯大林亲自审查修改并由苏共中央批准的大会报告《论生物科学现状》。他豪气冲天地宣称,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对苏联遗传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整个苏联科学界永远无法弥补的一个巨大伤口。无数的实验室被迫关闭,很多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被迫中止。

  烟消云散

1952年底,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植物学杂志》出版了,它再次对李森科主义提出质疑。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更加加速了李森科之流的毁灭进程。1955年底,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当局,要求撤消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这个请求被接受了。1956年初,李森科被迫辞职。

可是,历史再次重演。此时的苏联政府牢牢地控制在赫鲁晓夫的手中,他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辙,学术研究无奈再次地屈服于政治权威之下。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依靠政治手段获得学术地位的李森科既然失去了政治靠山,那么,他那凭借政治手腕筑构起来的学术权威也就在瞬间土崩瓦解了。1965年2月,李森科被解除了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职务。这就宣布了李森科维持了多年的“科学”生命到此终结。

(摘自《假象:震惊世界的20大科学欺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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