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城里人曾因之消瘦或浮肿，乡下的大批人口则“非正常死亡”。为了度过饥荒，农民们被迫瞒产私分、“偷”粮食吃......读了下面的记述，你会对人民公社
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以及农村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饥荒年代，农民每天只有二两粮
这一年冬季，我来到广东。北京正值严冬，在广东，却是下乡访谈的最好时间。这次朋友帮我选了两个地点，一在东莞，一在江门。它们都属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居其右，一居其左。
这次先去江门，最初我访问的是一个老农，叫老庄，原生产队干部（保管），在他看来，这里几乎就没有多少情况，主要就是靠外边汇款，因为是侨乡，侨汇多。当时用侨汇券，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尽管他也谈到了瞒产、去河里摸鱼，也说到各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等等。
在侨汇以外，这里还是经济作物区，各种野生植物和水产品也很多。这可以说是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一大特点。它的另一特点是种植有大量的经济作物，也有许多可以食用。
在我的向导小罗看来，可以“充饥”的东西太多了，像马齿菜、蹦大碗、葛菜……还有一种鹅肠菜，是“忆苦思甜”时常包上猪糠吃的。现在这些救饥的东西反倒值了钱，许多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好几块钱一斤。还有田芋头、鸡矢藤、野栗子，以及竹象虫、小鸟蛋等，都可食用。野果则有青橄榄、红缨帽、番石榴、山稔，长得漫山遍野。常常可以上山去采。
那时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最好的还是挖蚬了。站在水里，把手伸进沙中，花一些工夫就可掏出十几斤。现在这种长有小小贝壳的水产品，已很值钱，据说它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用的铁、钙和多种元素，已是高级酒店桌面上的佳肴。
我在乡间真是长了不少见识，也在农家吃到好几种难以叫出名字的芋、薯，以及佛手瓜等蔬菜，它们尽管不是野生植物，但极易生长，地旁墙边都可种植。
在饥荒年代，农民每天只有二两到四两粮食，只能靠鸡糠（米糠）饼、蕉头（蕉杆芯）包，吃野菜、南瓜花（红色不结果的）、番薯叶……才能过来。所有这些可能都顶过大用，但在真正的困难时期，它们所起的作用，恐怕还不是最主要的。
偷鱼虾、地瓜、甘蔗充饥
广东的“三年困难”，是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据东莞的一位访谈者老郭说：
那时就靠偷东西吃了。1958年底还有些没挖完的木薯、番薯，最紧张的就是1959年。有什么就偷什么，什么能吃的都偷。那时天天偷鱼偷虾吃。河里的鱼虾都不允许抓，规定是队里抓了卖给政府。因为不让人抓，长得很大。那时我们一小时能弄七八斤。偷，也得够胆。人多了不行，吃不了也不行，吃完要把虾壳挖个坑埋起来。我们三个人，拿回来给青年垦殖场的几十个人吃，不说是从哪里弄来的，他们也就不问。
还偷地瓜、甘蔗，偷吃完甘蔗渣要拿到很远的地方倒掉，一点踪迹都不要给人发现。
就是没有米吃。没有米又要想办法了。什么办法？还不是偷呗！到食堂去偷，几个人摸进去，偷一次吃几天。
再没有东西吃就吃猪，从猪场偷。这是偷得最大的。还偷死了的牛。有一次一些人正在挖一头死了埋在地里的牛，民兵过来了，锄头相撞，就像拉枪栓的声音，偷牛的人吓得急忙逃跑，我们就捡了十几斤牛肉。
1960年招兵，全县体检了360人，合格的只有5个，其中就有老郭一个，其他人连90斤的体重标准都达不到。从部队复员后，老郭做了大队的干部。老郭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护：
我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实际上并不是偷，那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但那时人家说成是公家的。我要吃虾，我就放水闸；我要吃鱼，没有工具，我就拿刀去砍。因为我们要生存，不能饿死嘛！这是大地赋予我们的条件，我怎么不去拿？
当时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瞒产私分。后来广东搞“反瞒产”，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广东的瞒产私分全国闻名
瞒产私分，严重起来也是从1959年初开始的，老郭的父亲就是当时被查出撤了职的。当时他担任大队干部，有一个队长要把地塘（晒谷场）上的劣谷分给社员，求得了他的同意。恰巧一个社员偷了生产队的稻谷，被人发现他有饭吃，检查到他家，他不敢说是偷的，说是队里分的。问题就这样暴露了。当时这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性的行为。
1959年初的瞒产私分一直惊动了毛泽东，他在广东省委的报告上批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并讲了如下一段有名的话：“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
但瞒产私分在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贬义词。广东省委也不认为粮食已很紧张，反而以为目前农村仍有大量余粮。于是首先在东莞召开干部大会，反对瞒产私分，会上报出瞒产粮食4000万斤，可能还有一二亿斤。接着在雷南县发现瞒产粮食7000多万斤，相当于原报产量的50％（实际上以后并没清出多少瞒报粮食）。由此在全省开展了“反瞒产”斗争。随后，由广东开始的这场斗争一直扩展到了全国。
虽然东莞处分了一批干部，瞒产的现象还是存在。老郭讲：
“大偷”―――即队长领上我们把粮食藏起来，对上边报一个假数字―――依然存在，那时候不叫瞒产，叫“打埋伏”。人家来找，我们就说：没有啦！只剩下两堆稻草，其实里边满是稻谷。但是拿出来时要想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还是得偷出来，这叫“小偷”。瞒产都是这样通过“大偷”，比如村长、队长，“组织”回来。在分米时，本来一斤的，给一斤三两等。
这种情况在江门其实也是存在的。我曾经遇见一个老婆婆（陈），她说：
农民是被逼得太急了：人总是要生存的，要想办法的嘛。当时队里的谷种都放在一户人家，装在几个大禾桶里。几个队干部就偷扒一些，分给大家。他们也乘此多拿一点。农民把粮食藏起来，放在木笼（即木箱）里，拿衣服盖上。没有地方碾米，就想出办法，把小石磨铺上草，关上大门，快快的碾。家里的老人也总是叮嘱，一定要藏一点，多藏一点粮食。
尽管瞒产私分是很难的――如在东莞的老何看来，集体瞒着是不可能的――但从广义来说，“私下多分”的现象却始终存在。我从东莞了解到，分粮食的时候，可以把所谓劣谷（即瘪谷）分给大家，中间混上一些好谷，以劣谷做挡箭牌。据说一家大约能分到三麻袋（一麻袋好谷能装140斤）。所有的都是全村来分。
还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粮食分配只计稻谷，番薯、包谷、杂粮是可以不算的。尽管这些粮食的总量不多，但每户都可分上一些。冬小麦因为不需要上调，也可以自己用小磨磨了吃。东莞县委在一份给上级的报告中曾反映，农民认为：“生产多少是政府的，吃多吃少由政府决定”；“稻谷多收是政府的，杂粮多收是自己的”，即企图以多种杂粮，来达到私分的目的。
饥荒过后，“擦边行为”依然不断
偷，在“困难时期”最厉害。老何评论说，是得靠偷偷摸摸渡过难关。在“三年困难”以后，情况又怎样呢？这就要涉及珠江三角洲的另一个特点，即口粮标准也就是分粮水平问题，据说这里似乎比别处分配要高一些。不过，对此农民好像也有他的看法。
例如，有的农民说过去平均每月35斤稻谷（这是按月计算，并不一定是按月分粮），可碾成二十四五斤米。但每年情况不一样，完成任务好时，可以吃到55斤（人均），就够吃了，还会有一点剩余，拿来养鸡养鸭。但老何说，过去吃两顿饭，中午喝“糖水”；现在吃三顿，还有四顿的（宵夜），因此那时粮食还是不够吃。
那么农民怎样“填饱”肚子呢？显然，在正式的口粮分配外，他们可能“私下多分”一点，再分上一些薯、麦、杂粮，此外靠的就是自留地了。
东莞沙田地区田比较宽，自留地可以留到一分五厘，六七个人，分一亩多地，可以打七八担谷。也有人说人均二分自留地的。产量比生产队的要高得多，这和北方是差不多的。
另外这个村里种了不少菜，由两个地主负责，他们原是由种菜发家的。因此一天每人可以分两斤菜，就很顶用了。那时村里人开玩笑说，这是“地主养活贫雇农”。后来队里种了很多香蕉，经济条件好转了，还可以买高价粮吃。
农民是不是就靠这些了？在“三年困难”以后他们还靠些什么？据老何说：
还是要靠偷的。最主要的是偷鱼虾。
偷鱼虾要晚上出去，不让干部知道。秘密的，互相之间也不知道，自己干自己的事。
如果在大田干活，回来还得做饭什么的，就没时间了。做散工最好，叫“顺工”，好差事。
那时我被派去和另一个人养猪，她要不说，我就去捞。因为我家里人口多，负担大。捞回来主要是卖（由老妈妈去），再买回日用品，因为那时候缺油（一年只有一两二钱半油吃）、缺布票。除了鱼虾就没有什么了。鱼虾最好捞，又快，又方便。
那时为防止人偷，家里发现斗萁都要没收，我就用两根竹竿一个网，不用很多时间就能捞好多鱼虾。别的社员也偷，每个人都要靠这个。每人有所不同，但都是以鱼虾为主。
勤快一点的，挣的钱多，布票就有得买，衣服就穿得光鲜，否则就多一点补丁。
但这是不是仅在东莞才有的现象呢？我再次回到江门，才了解到那里也有类似事情。比如说偷甘蔗，成片的甘蔗林，边上很好，中间都没有了。江门的老林那时候经常去。
肚子饿了就上甘蔗田吃甘蔗，每天起码吃一次，可吃不少了。
早些时候老庄也说过“到河里捞鱼”。附近还发生过一个人因为偷鱼，被人抓住，觉得没脸见人，就自杀了的事情。另外，在广东的经济作物区，不但可以吃甘蔗，吃水果，一边干活一边就可以吃。
在山西调查时我就发现，农民的这类行为，不能仅以“偷”字来定义。“偷”字本身带有一定的贬义。我使用了当地农民所说的词汇―――“抓握”，还有“捎带”等词汇。据他们说：
红薯长大了，会从泥土里露出一条缝来，缝大的红薯肯定大啦。假装在地里走，一手下去，赶紧站直腰，揣在兜里，有五六条就够解决一顿了。大白天就可以偷。偷甘蔗得是夜晚。
晒红薯时就可以吃；收西瓜时，拣好的，一掌拍开，也可以吃。
在广东，同类的行为有拾稻穗等。老何说：
拾稻穗的很少。只有两个老太太（其中一个就是他妈妈），非到地里拾稻穗不可，队长说也不听。一年两熟就拾够自己一个月吃的。另有一个老头，每回抓一把带回来。
还有，村里的姑娘下地时腰里多别着一个小筒，下工回家，就跳下水去摸几条小鱼。按当时规定，河里的鱼也都应该卖给国家，这可能也属于一种“擦边行为”吧。
（摘自《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