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圈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对圈子的研究和经营，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官员最重要的基本功
之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设法投靠加入，并逐渐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要组建经营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最高级的领导者（如皇帝）则要平衡好各种圈子：让其存在并竞争，但不能容忍其中一支势力太大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一
圈子本是个数学名词，标准的定义是：圆而中空的平面形；环形；环形的东西。引申到社会生活中，意指：集体的范围或活动的范围。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自己为圆心，以不同的纽带为半径，就可以划出不同的圈子：以血缘而定的亲人亲戚圈，以交际而定的朋友圈，一起工作的同事圈，此外还可以有同学圈、老人圈、娱乐圈等等，不一而足。
在社会职业框架上，我们也经常说各种圈子：演艺圈，体育圈，学术圈，政治圈……
圈子无所不在。
各种大大小小的圈子交织而存，各色人等也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圈子中。
圈子给人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这是每个人生存的心理需要。
二
圈子一说，在百姓而言只是个生活范围的概念，但在政治系统中，却是一个官员安身立命的本钱。在政治词汇中，与圈子相近的表述还有很多：宗派，帮派，山头，派系（或一般称“xx系”），党羽，势力，班子，集团（体）等等。一个官员置身于这个系统中，或主动自觉加入一个圈了，或无意识地卷入一个派系，或纯粹是被别人当做是某某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被归类和贴标签。一个圈子就是一股政治势力，要想完全置身事外，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边缘化了：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也不会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朝中有人好做官”――被人推荐赏识和提拔了，你就应该站到这个人的队伍中，如左右摇摆，不但会被这个圈子抛弃，也很容易被别的团体不齿，也就很难混下去了。
对圈子的研究和经营，可以说是古代政治官员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小人物要选好圈子，设法投靠加入，并逐渐在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要组建经营好自己的圈子，上下其手，形成自己的资本和势力；最高级的领导者（如皇帝）则要平衡好各种圈子；让其存在并竞争，但不能容忍其中一支势力太大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三
就圈子的组建和形成的目的而言，可以分出一定的层次来：
第一层面是志同道合，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团结到一起的“君子”。
这一类人物因着共同的追求而逐渐走到一起，他们会互相欣赏和支持，同气连枝，其中的优秀政治家也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但他们的目的基本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是为自己的升官发财，而的确是忧国忧民，如果有点个人想法的话，无非也就是在青史上留下好名声。
这些君子们如果能够将理想和现实相结合，不是迂腐的书呆子，能够随机应变，能够委曲求全，有些必要的政治谋略和手段，有些坚韧不拔的毅力，还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欲望，那么多半能“内圣外王”，做出一番事业，成为后世所景仰的典范。这样的一流人物注定了不会太多，但历朝历代都会有那么几个，如“汉初三杰”中的张良、萧何，三国时的诸葛亮，唐时的有“房谋杜断”之称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魏征、郭了仪等，宋时的范仲淹，明时的戚继光，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等。
四
第二个层面可简单定义为利益集团。这部分的人物相对前一部分来说，要“低级”一些：他们的才干和襟抱要小些，地位也低些，在圈子中也多属于二流人物，但他们人数众多，枝叶繁杂，是政治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骨骼部分。他们所结成的圈子是一个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集团。
公正地说，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胸无大志自甘平庸的。初出道时，他们也同样有理想有追求，是想干事业的热血青年。但理想往往在现实面前被击碎，几番碰壁和挫折之后，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畏难而退，变得世故和圆滑起来。宦海沉浮，伴君如伴虎，他们开始明哲保身，而且，经过多年的为官生涯，他们已经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要保住这一切他们免不了要媚上斯下，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一句话，棱角被打磨掉了，他们庸碌但圆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这个层面，我们还要强调一点的是，他们也非大奸大恶，没有什么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的恶迹。他们只是官僚系统中的普通人――有较多私心和较少牺牲精神的普通人，在政治生态系统中，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是很多的，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基础。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圈子会形成一张潜在的大网，把你裹在其中，把你的命运同很多人联系在一起。
对于众多的官员来说，他们要解决好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跟对人，思考这个问题，一般要从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政治势力的大小。是权倾朝野如日中天呢，还是风头已过在走下坡路？有没有发展潜力：有没有牢固的根基？核心领袖人物的前途如何？身体健康情况如何？性格如何？是一时的小人得势还是长盛不衰？有没有潜在的危机？……诸如此类的因素，不可不细细盘算，否则“一失足便成千古恨”啊！
曾国藩带湘军围剿太平天国之时，清廷对其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态度：不用这个人吧，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无人能敌；用吧，一则是汉人手握重兵，二则曾国藩的湘军是曾一手建立的子弟兵，又怕对自己形成威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对曾国藩的任用上经常是用你办事，不给高位实权。苦恼的曾国藩急需朝中重臣为自己撑腰说话，以消除清廷的疑虑。
忽一日，曾国藩在军中得到胡林翼转来的肃顺的密函。得知这位精明干练的顾命大臣在西太后面前荐自己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大喜过望，咸丰帝刚去世，太子年幼，顾命大臣虽说有数人之多，但实际上是肃顺独揽权柄，有他为自己说话，再好不过了。
曾国藩提笔想给肃顺写封信表示感谢。但写了几句，他就停下了。他知道肃顺为人刚愎自用，很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才气也有脾气。他又想起西太后，这个女人现在虽没有什么动静，但绝非常人，以曾国藩多年的阅人经验来看，西太后心志极高，且权力欲强，又极富心机。肃顺这种专权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呢？西太后会同肃顺合得来吗？
思前想后，曾国藩没有写这封信。后来，肃顺被西太后抄家问斩。在众多官员讨好肃顺的信件中，独无曾国藩的只言片语。
其次是自己与理想中的圈子的渊源。能不能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诸如同乡、同年（科举考试时的同一届）等等。自己能否体面地加入？以自己的身份在圈子中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有没有发展前途？自己能得到的眼前好处和长久利益是什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机会成本？……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要有人跟，也就是说你还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小圈子。这个以你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是你的重要政治本钱之一，它也决定了你在上一个层面的圈子中的地位。一个政治官员，要善于跟“上”，上边要有人，也要善于御“下”，下边也要有人。要妥善分配好下层的利益关系，学会用各种手段团结人，用理想，用利益，等等。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
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一度非常宠信戚姬。戚姬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如意继承王位，而刘邦也十分喜爱如意，吕后的儿子刘盈生性怯懦不讨刘邦喜欢，刘邦有意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刘如意。
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地位，吕后求计于张良。张良本不想卷入这些麻烦事中，但禁不住吕后的哀求，便出主意让吕后去请“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所谓“商山四皓”就是商山之中的四位隐士，名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周里。这四位饱学之士先后为避秦乱而结茅山林，经过张良的穿针引线，刘邦都没有请动的“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和吕后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作太子的宾客。经过这四位长者的教导及潜移默化，刘盈的修养和见识大有长进。
一天，汉高祖刘邦与太子饮宴，见太子身后有四位从未见过的白发老者侍候相随，一问才知是“商山四皓”。四皓上前谢罪，言道：“陛下轻视谋臣，我等不愿挨骂而隐居不仕；太子仁义，敬重士人，故此来投太子。”
刘邦回宫黯然对戚姬说道：太子羽翼已丰，不能再废了。
羽翼已丰，班底已成，就有了势力，就不会任人摆布了。足见在政治角逐中，自己小圈子的重要性。
为官行政者，要组建自己的圈子，最忌讳的是贪婪和刻薄寡恩：好处和利益都归功于自己，过失和责任推诿给下属，而且对下属严苛，少有笼络和示恩。具体的行政事务千头万绪，再好的政策也必须要有得力的人手给你去实施，所以，没有一支精明能干忠心耿耿的队伍，自己在政治上也很难有好的前途。
另外，在历史上，有许多的政治家自己并不贪婪，很精明，也有好的抱负和追求，但往往功败垂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清廉：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结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见容于上下以及同僚，搞得就剩下自己一个好人了，即使是很好的政策，也让下边的歪嘴和尚给念坏了。
给下属利益和好处是最起码的条件：人家跟着你干有前途，那么干得才有劲。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们，甚至是“护短”！――有个小毛病小问题，要能保住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羽翼！羽翼被人家剪除了，你自己还怎么飞？
“有声望，没势力”――这是一些政治家的致命硬伤之一。反观另外一些人，也许没什么大“本事”，不显山，不露水，可盘踞政坛多年，皇上都换好几任了，他还是个“常青树”、
不倒翁”，怪哉乎？不怪也，他的势力如同海平面下的冰山，大得很呢！政治上的角逐可不像我们在戏剧舞台上看见的那么简单。大家见面都客客气气，桌子下拳脚相接，基本上都是“内功”和势力比拼，你死我活，来不得半点客气和谦让。
更多的时候，政治是一种妥协和平衡。任何改革新政需要大部分原来的人马去施行，在现实面前，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妥协，古代政治系统中的这些“无名之辈”是很严密的关系圈子网，是盘根错节的生态系统，是政治舞台上表演不精彩没有太多掌声的众多配角似的人物，但他们却是最基础的力量。
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都不能轻视他们的力量。
五
还有一种圈子类型不得不提：那就是结党营私的小人集团。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这样的小人集团。北宋欧阳修曾写过一篇流传千古的《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辩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
欧阳修老先生所讲的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以利为朋，那么，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道理就这么简单。
但在现实中，没有百分之百的君子，也很少有百分之百的小人，利和道也往往纠缠在一起，道和道也有水火不容的时候，而小人集团，也不是那么好“退”的。
第一，忠奸之辩、君子与小人之别，非常非常的困难。大家都标榜自己是君子忠臣，谁承认自己是小人奸臣？千百年之后，我们评价诸多历史人物尚一头雾水，何况当初？
南宋末年的湖州守臣蹇材望，在蒙古大军杀奔而来的时候，他一脸毅然决然之色指天发誓，要自杀殉国。为了表明这份决心，他还特意找人做了一面锡牌，刻上“大宋忠臣蹇材望”字样，又把两块银子凿了孔，拿根绳子系到牌子上，并附上一个详细的说明：“凡是找到我尸首的，请代为埋葬并树碑祭祀，碑上题‘大宋忠臣蹇材望’。这两块银子是埋葬、立碑的费用。”此后他便每天腰上挂着这牌子和银子，声称只等元军兵临城下就投水自杀。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个想法不厌其烦地一一交代给乡亲们和相熟之人，人们听了，无不油然而生悲壮之感。
后来，蒙古兵果然破城而入，混乱之中，蹇材望不知去向，大家都以为他英勇殉国了，但不久以后却发现，蹇材望竟然一身蒙古装束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满脸喜色，仿佛衣锦荣归。后来才知道，他在城破之前就出城投降了，元人任命他为本州同知。
第二，小人集团也绝非那么好“退”。既然上了一条贼船，也就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哪怕相互之间也勾心斗角，可真要面对外来的威胁时，他们也能同仇敌忾的。而且，小人出招，君子更难以招架。对付小人，也必须有非常的招数。
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任命曹彬为主将，率军征讨南唐，临行前太祖交给他一把尚方宝剑，说：“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接着又问曹彬还有什么要求。曹彬说，请求皇上恩准，调用将军田钦祚担任另一路的前敌指挥官。这一请求弄得部下们莫明其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姓田的既狡猾又贪婪，爱争功名，最讨人嫌的是爱在背后打小报告。这样的人大家躲都来不及，为什么还要把他弄到军中呢？
曹彬事后曾对心腹言明个中道理：此番南征，任务艰巨，时间要很长，需要朝中群臣的全力支持，自己领兵在外，若朝中有人不断进谗言捣乱，这很有可能坏了大事，而这个田某就极可能是这样的角色；要防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放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派他点用场，分他点功名，堵住他的嘴；再者还有尚方宝剑嘛，不怕他闹事。
政治家要想干成自己的事业，要“亲贤臣远小人”，但有时候也须采用手段，利用好小人，或者最低限度要不让他坏自己的事情。
（摘自《圈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4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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