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埃尔拉着母亲的手。“来，快点，否则我们买不到票了！”人们挤在选侯堤大街上的那家大理石电影院的门前。米夏埃尔心情激动。他所有的朋友都看过那部动画片了，只剩下他还没有看。他们说：“米老鼠是种动物，你必须看。”这种老鼠肯定是所有老鼠中最聪明、最有趣的。它不怕高塔般的巨人，自己还敢嘲笑那个最危险
这是米夏埃尔一生中看到的头一部米老鼠电影。当时，快到1934年圣诞节了。他12岁。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已经快2年了。他今天已记不清楚，作为男孩的他当时是怎么看待纳粹主义者的，但他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在那家大理石电影院里看的那部米老鼠电影。他与他的朋友数星期之久地谈论着瓦尔特・迪斯尼的动画片，后来还交换米老鼠的小人书。
我们今天研究米夏埃尔的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呢？我讲述了他的经历，因为我曾介绍了篼三帝国一段很长时间的、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米老鼠和可口可乐。我很难想象，人们当时完全像我们今天一样地为了消遣而走进电影院、戏院，听音乐会或跳舞。我读过的或是在电视中看到过的关于第三帝国的内容，通常展现的是另样的画面：齐步行军的战士，满怀热情倾听元首讲话的人们，排列成行、全身制服的年轻人，迎风飘扬的“+”字旗，“希特勒万岁！”的呼喊和高高扬起的手臂。然而这些画面仅仅只展示了第三帝国的一个方面。谁想一天24小时地齐步行军和向元首致意呢？
米夏埃尔的电影院经历以及他的回忆并不是个别情况。它向我们证明了两件事情：一、第三帝国中的德意志人无需不间断地担心遭受迫害：二、他们没有兴趣让自己持续不断地倾听宣传。谁不进行抵抗，政治上不引人注目，懂得适应并不会遭到种族迫害，谁就首先不用担心纳粹主义者的恐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也存在着大量退回到私人生活中并像1933年以前那样消遣和娱乐的大量可能性。尽管纳粹要求全面彻底地改变这个社会，按它的思想来教化“民族同志”（Volksgenossen），并操纵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但事实上，纳粹只能部分地贯彻这些日标。德国真实的日常生活经常展现出与他们的要求不一致的面貌。
“你不算什么，你的民族才是一切！”通过这样的口号：德意志人被要求加入“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任何人都不应以他从事的职业、他的宗教、他的出身或他的财产而自负。为了这个“民族共向体”，“民族同志们”必须撇开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区别。这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是服从、忠诚、好战的。它以它“高贵的血统”而自豪，它是坚硬和热情的。希特勒讲道，只有通过这样一个民族才能推行伟大的政治。而政治对他来说意味着战争。但是，人们又是如何教育一个民族为这样的目标而备斗的呢？某些纳粹领导人认为，在德国仅仅只有睡觉才是私人的事。但他们中的聪明人认为，要想赢得一个民族，仅靠不停的宣传和暴力威胁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当人们感觉到他们在第三帝国里也能过上一种正常的生活时，他们才会保持对我们的忠诚。这种认识虽简单，却极为有效。这些纳粹领导人还认识到：尽管能够控制人们在想、读、听、看上的许多东西，但是在没有为他们提供某些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不能更换所有的报纸、书籍、戏剧作品、绘画和电影。由于纳粹不能在艺术、文化和娱乐领域里提供什么新的和自己的东西，因此他们不得已地动用了那些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东西。
电影院里演些什么？
宣传部长戈培尔对这个问题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作为负责监督整个德意志文化的帝国文化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媒体的最高监督人。帝国文化委员会的各个部门看管着新闻出版界、作家、戏剧、无线电广播、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尤其是故事片的生产。纳粹主义的宣传最头疼的是电影片和戏剧作品，这些东西不仅使观众们感到厌烦，而且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当1933年几部纳粹影片进入电影院时，这些影片笨拙地颂扬了冲锋队（《冲锋队员勃兰德》）或希特勒青年团（《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却既没有激起这位部长的热情，也没有激起观众们的热情。“我们纳粹主义者并没有靠我们的冲锋队在舞台上和银幕上的行军提高价值，他们的领域仍然在大街上。”因此，戈培尔公开承认，电影院里的宣传影片与其说让观众得到了消遣，还不如说使观众感到害怕。在电影院里，《新闻简报》负责纳粹主义思想的教化和宣传。这种新闻片在故事片前面放映，它们以最高的腔调显示和赞美希特勒和党的成就――以后在战争中――也颂扬德国国防军的成就。但在这之后演的是故事片。在这些故事片中，政治几乎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喜剧片、爱情片、舞蹈片和奇遇片是占优势地位的。观众喜欢那些在1933年以前就已经受到欢迎的明星：汉斯・阿尔伯斯是勇敢的冒险者，海因兹・
吕曼扮演过愉快的小人物，察拉赫・勒亚德总出现在令人悲伤的爱情片里，而威利・弗里奇和莉莉安・哈维是恩爱的一对，他们总保证了一种幸福的结局。许多受欢迎的演员由于是犹太人而必须移居国外，看来这并没有对绝大多数观众造成干扰。电影院记载下了越来越高的创记录数字。在1942年这个进行战争的年份里，有超过10亿人次的观众走进了电影院。相反，在今天，每年只有几乎不足2亿人次的观众。而且观众们在这些年里所看到的绝不仅仅是德意志影片。人们嘲笑布斯特・凯通、斯坦・劳雷尔和奥里维・哈迪是傻瓜和笨蛋，而喜爱克拉克・加布尔、格雷塔・加勃或琼・克劳福德。自从1941的德国与美国交战以后，第三帝国的电影院里便再也看不到这些好莱坞的演员了。
戏剧、文学和新闻出版
戏剧为观众提供了绝大多数与纳粹日常生活无关的作品和材料。首先，人们演的是那些消遣性的作品和古典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在1933年以前就已经决定了演出计划的。人们上演歌德、席勒、克莱斯特、莎士比亚或莱辛的戏剧作品，但也上演魏玛共和国著名诗人格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作品。但是像贝托特・布莱希特这样的左翼作家或是像弗朗兹・韦弗尔这样的犹太作家的作品遭到了禁止。煽动反犹的宣传品和作品在观众那里只获得了很少的成功。绝大多数德意志人在剧院中想要的不是接受政治上的训导，而是消遣。
人们也能在文学领域里找到不同于纳粹主义流行语和思想的口味。例如，在书店里能买到大量的外国小说。美国的畅销书恰恰在德国也被人们贪婪地阅读。威廉・福克纳或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书籍在德国有热情的读者，而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多次再版。像圣埃克塞帕里这样的法国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过来，直到与英国开战前，英国的刑事侦探小说同样也属于德意志人的心爱读物。相反，那些逃离纳粹德国、现在正在外国出书的作家的作品是不允许发行的。犹太作家的著作遭到禁止，公共图书馆受到严格监控，在这里有“黑名单”，上面仔细标明了哪些名字的书籍再也不许上架。然而，在许多书店里，人们总能订购到那些长久以来已被从所有图书馆清除出来的书籍。
想在第三帝国中寻找没有受到监控的信息和观点的人，能在报亭里大量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尽管德意志的新闻出版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但是直到战争开始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外国报纸在德国都可以买到。
体育英雄
体育明星也是人们特别喜爱的，他们的名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越来越大。纳粹统治者并没有放过充分利用运动员的成就来为自己服务的机会。1936年6月19日，德意志拳击手马克斯・旋梅林在第12个回合中击倒美国黑人乔・路易斯，成为了一场引起轰动的胜利。施梅林战战了当时许多人认为是不可战胜的这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拳击手。纳粹主义的宣传这样宣称：这场胜利是北方-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标志。
在第三帝国，像卡拉西奥拉或罗泽迈尔这样的德意志赛车运动员同样很出名。根据元首的期望，这些明星在他的总理府门前，驾驶他们的赛车前往出席1937年汽车博览会的开幕式。出于宣传效果上的考虑，还让他们与元首照了像。然后他们发动马达并驾车穿过柏林市区前往博览会大厅。这个热闹场面赞美了赛车的技术和车手们的勇气。利用这些德意志青年应学习的样板。纳粹领导层高高兴兴地美化了自己一番。
戈特弗里德・冯・格拉姆，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为群众喜爱的德意志网球手；在纳粹领导层面前却成了问题。这位冠军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而他也向纳粹主义者清楚地表示，他不喜欢他们。盖世太保于1938年逮捕了他，并多次审讯他，但又必须再度释放他。为了不损害国家的威望，纳粹在一般情况下是努力避免发生意外事件的。能在外国面前将明星作为纳粹主义的招牌来展示，当然更好。此外，人们相信，能将体育迷们对体育的热情也纳入到其他的轨道上去。当某人在为一位德意志拳击手而感到自豪时，他也必然会以这个德意志民族和这个新国家而感到自豪。当公众为这些伟大的体育明星而欢呼时，他们也会对元首欢呼。这将向整个世界表明，德意志人是多么地崇敬他们的新领导。
为了向世界的公众显示德意志人是多么强大而又热爱和平，纳粹利用1936年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了一次浮华的、极具舞台效果的集会。在这里，金钱和花费并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在奥运会期间，纳粹克制了对犹太人的仇恨，为的是不引起外国的怀疑。敌视犹太人的标语牌被撤了下来，而且人们还努力地邀请了两位犹太运动员加入德意志代表队。然而，在这种布景的背后，已经计划好了新的反犹行动。在此期间，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向外国显示自己是受到人民爱戴的、值得信任的政治家。最后，希特勒的胜利是完美的：德意志代表队赢得了89枚奖牌，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还有重要得多的东西：外国对纳粹主义政府的不信任感极大地下降了；来自外国的参观者数量现在明显上升；连美国的旅游者也越来越经常地想到德国来旅游，观赏它“美妙的自然风光”。
假日、业余时间与休息
德意志人应该去旅行和休假。“通过欢乐获得力量”（Kraftdurch Freude）的组织负责“正在从事创造的民族同志们”的休息和放松。当这个组织成立时，希特勒讲道：“我想向德意志工人提供足够的假期。我期望如此，因为我想有一个精神饱满、神经健全的民族，因为只有通过一个保持住它精神的民族，人们才能去真正推行伟大的政治。”今天人们能够从这段话中听出希特勒的真实意图。需要一个精神饱满、神经健全的民族去干什么呢？又是在什么时候谈论需要“饱满的精神、健全的神经”的呢？
对于德意志人来说，这个宣告头一次意味着他们的休假期延长了，而且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进步。1933年，德意志人已规定的休假期总计平均为3天。现在它每年上升到6～12天。“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提供了大量假日供应品，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价廉物美的：人们组织了滑雪旅游，徒步和乘车厢相结合的旅行，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滨度假，到巴伐利亚和辛姆湖去的周末旅行。乘坐“和平号白色邮轮”进行海上游弋也非常受欢迎有些轮船有规律地从马洛卡启航，开往挪威，甚至开往纽约，或是开往西尔维斯特―马德拉群岛。
20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工人和职员在他们一生中头一次能度假了。尽管绝大多数“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旅游者仍然对政治不感兴趣，然而他们感谢这个国家为他们提供了惟一的和全新的经历的可能性。“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开展的活动绝没有仅限于度假旅行，它还组织观看戏剧演出、出席音乐会、参观博物馆，“通过欢乐获得力量体育局”也关心着企业的体育活动。另一个“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的部门“劳动之美局”还致力于创造工作岗位上更好的通风条件和更好的照明条件，通过布置鲜花、更新餐具，企业食堂也得到了美化。尽管雇员们被剥夺了政治上的权利，但他们整天地得到了照顾。
现在该我们享受享受了！
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并梦想着职务上的提升，谁就会萌生那种用钱便能满足的期望。人们为收音机、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汽车和自己的住房而储蓄。谁努力工作，谁就至少想想得到合他口味的食品。如果因为所有这些东西没卖的而得到不到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国家不满。
对于纳粹主义者来说，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要想长期确保他们的统治，就必须满足人民大众的消费期望。因此，这个独裁政权想将人民大众与一种广泛的物资与商品供应联系起来。家居房的建造得到了促进，人们追求照像机、收音机以及如咖啡器、电冰箱之类的厨房用具。甚至对许多人来说，连电视机也很快就买得起了。尽管自1935年以来已经开始有规律地播放一套电视节目，然而在第三帝国里，从没有超过几百台电视机。战争阻碍了“大众电视接受机”的生产，这种电视机原本想在1939年上市的。纳粹主义者也花了极大的的精力和响亮的宣传来支持“大众汽车”的建造。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许诺：归根到底，不仅是富人才能买得起一辆汽车。为了资助这种汽车的生产，未来的客户们投入了他们的存款，他们应用这笔钱获得购买汽车的资格。然而这些储户对他们汽车的等待是徒劳的。战争阻碍了大众汽车的生产。投进去的这笔钱泡汤了。
退回到私人生活之中
纳粹想规定和塑造国民私人生活的每个角落，但是这种要求并不能兑现。许多人越来越从预先规定的“民族共同体”退回到私人性的生活之中。他们尽管利用了这个政权如此大量提供的业余务时间供应品，却拒绝那种通常与这些供应品相联系的政治说教。“大众收音机”，一种廉价的收音机，是纳粹下令生产的一种系列产品，为的是让每个人在家里也能听到元首的讲话，但人们却越来越多地利用它来进行非政治性的业余消遣。当元首讲话时，人们便关掉收音机；当播出轻松的舞曲和打击乐时，人们才再度打开收音机。许多人通过这种向私人生活的退却来摆脱希特勒的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这个独裁政权也强化了这种态度。谁满足于他的小康生活并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的幸福，那么他也就多半不会去考虑进行抵抗的理由。在此期间，这个政权的反对者也就消失在一种“正常的”日常生活的布景之后了。谁不想看到其他的人被迫害和屠杀，谁就会长期不去理会这些事。战争快结束时，在第三帝国里，这种暴力活动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来。囚徒的行列被赶过大街，逃跑和不想再战斗的士兵完全被公开地枪毙或绞死。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对纳粹的恐怖视而不见了，也再也没有人能够用他“正常的”日常生活来心安理得地欺骗自己了。
（摘自《给纳粹德国的兴亡》，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定价：1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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