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九月份，对于许多人来说，会成为生命中一个新的起点。谁能计算得出，这个月份的许多日子里，在广袤的国土上，在那一列列、一辆辆、一艘艘向着天南海北众多城市行进的火车、汽车、轮船中，负载了多少梦想？梦境里填满了自豪、激动、憧憬，或许还有些许的不安。
我指的是一年一度的高校新生入学。
正值收获季节，秋色盈目，仿佛在对他们的未来提供某种暗示。不知道他们是否在考虑，那一道校门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一张步入职业生涯的入场券？一叶划向知识海洋的的舟楫？一个充分拓展心智的实验场？或者笼统言之，一种无限敞开的丰富可能性？可以做出不同的想象和理解。但有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入学伊始就应该充分认识到：他们在走入一个精神的高地。
尽管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中，陈平原试图厘清“大学传统”和“大学精神”在内涵上的某种差别，但并不影响人们对于大学熔铸、守望人文精神的崇高使命的共识。英国十九世纪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其名作《大学的理想》中，提出“博雅教育”的概念，主张在人格层面对大学生进行品性熏陶，旨在“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可谓是大学人文教育的滥觞。其后的一个多世纪，大学教育的人文内核，又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和弘扬。
正是着眼于这种精神维度，大学不但要有“大楼”等硬件设施，还要有学术大师，更要有难以用“考核指标”度量的大学精神。它的核心是探究真理，追求超越性的精神价值，为此而孜孜??，矢志不渝。当年谢冕先生在纪念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时，曾激情洋溢地称之为“这真是一块圣地”，指的正是她高擎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对于文明传播、民族进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这本来是一个无需质疑的话题，但在本土语境中，近年来却被屡屡提及，正反衬出这种品质在当下现实中的稀缺。大学是一个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场所，知识与真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市场，构成不同的对应关系。如今不乏到处讲演拿取高额报酬的教授，不乏成为各级权力者智囊的学者，但相对而言，那种淡泊名利、潜心拥抱精神价值的态度和行为，却远远不够。许多高校受到职业化、商业化的冲击，从办学理念到专业设置，唯市场马首是瞻，大学办成了职业培训所。“工具理性”代替了、遮蔽了“价值理性”，社会批判、理想建构功能日渐减弱。
人文精神缺失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许不乏面向市场的专业技能，但却可能是自私、蒙昧、粗鄙、丧失爱心的精神畸形者。几年前轰动一时的清华大学学生用硫酸伤害北京动物园黑熊的事件，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同样，缺乏独立、自尊等“精神成人”课程的教育，某种依附性的甚至是市侩式的人格的产生便也不奇怪了。刚刚工作，却八面玲珑，乖巧逢迎，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人事关系游刃有余。这也许会带来个人仕途经济上的某种“成功”，但对民族社稷的进步事业来说不会是什么好事。陈平原先生的焦虑，并非杞忧。
好在，有不少清醒人士在为重振大学精神而奔走呐喊。在《呼唤大学生做学问的热情》一文中，丘成桐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大学生“缺乏做学问的热情和对科研的大视野”。这种情形与社会的、体制的原因有关，与高校管理的弊端有关，与某些为师者的不佳“示范”作用有关，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精神价值的失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身为海外华人，丘先生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诚如该文作者所言，“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也体现了他对本民族的大爱、真爱。”
同样，在校园里的一间间书斋中，一座座讲坛上，也仍然有不少人，耐住寂寞，默默耕耘，践行着一个精神守护者的职责。当年在燕园求学时，“王瑶先生的大烟斗”曾经是一个在中文系师生间广为流传的美谈。《王瑶怎样教弟子》简略勾勒了一代名师的风骨神采，读之如闻如睹，多少弥补了无缘亲炙的遗憾。钱理群将导师王瑶的三次师训，概括为“沉潜”二字：“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问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境界”。看淡物质的诱惑，倾全力于精神追求，不汲汲于眼前的获取，而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这些，不但是做学问的要求，也是一切精神创造活动所共有的前提。正是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种坚守的姿态，夯实了大学作为精神高地的根基。
往事并不如烟。
二十多年前的这个时节，在亮晴的蓝天下，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空旷爽朗。坐上拉新生的校车，经过天安门广场，西单，甘家口，白石桥，一直向北行驶。如今的白颐路两边，当年还是大片的菜地、农舍。随着车轮滚动，激动也在一点点地积聚，当望见校门时，心不由得怦怦地跳动。星移斗转，如今校园周边环境已大变，每每令人生发恍如隔世之慨，但每次经过时，心里仍然泛起隐隐的激动。我会想起当年宿舍里围绕某个形而上话题的彻夜辩论，会想起中国男排夺冠之夜校园里游行欢庆的队伍中，如何第一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所有这些行为的后面，正是一种精神的弥漫性的存在。
这种精神将绵延不尽。因为成为它的强大动力的，是一个民族的嘱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