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省身之后，丘成桐大概是最有成就的华人数学家了。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终身教授，二十多年前就获得过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在国际数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身居海外，却从来没有忘记
不久前《文汇报》报道，丘成桐兴冲冲地赶到杭州，和一批在高考中得高分的数学尖子会面，结果却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对定理不甚了了，只是做习题的机器。”他一方面感叹“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什么数学人才”；一方面他也对国内大学生缺乏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钻研精神深表遗憾。在他执教的哈佛大学数学系，本科生平均每年都有2到3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一流的学术期刊上，水平甚至可以超过中国一些名牌大学教授的论文水平，而近两年来，“能够进入哈佛数学系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国的学生智商不够、聪明不够，也不是中国在数学方面的缺少投入，缺少的是“做学问的热情和对科研的大视野”，“太过追求短期出成果了”。这位深爱着自己祖国的国际数学大师为此向莘莘学子大声疾呼，要有做学问的热情。
考试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所以只是做习题的机器，跟我们的应试教育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要找到做学问的乐趣，怀抱做学问的热情确实有些困难。同时，我们流行的世俗价值观也注定了很少有人把研究学问当作生命本身的目标，自科举时代以来主导的读书入仕、官本位传统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的思想。丘成桐曾发出过这样的慨叹：“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
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学生缺乏钻研科学的精神、没有做学问的热情，除了整个世俗化社会的价值导向有问题，只有物质层面的利益追求，没有能提供另外一种足以支撑人们仰望星空、寻找精神世界的价值尺度，教人陷入急功近利的泥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原本被视为精神圣地、学术堡垒，独立于世俗的浮华与喧嚣之外的大学校园本身也面临着精神失落的危机。丘成桐教授尖锐地批评某些名牌大学竟然也是唯利是图，有一家名牌大学的代表曾和官员一起到哈佛大学取经，但他们问的问题却让丘成桐失望至极，“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当丘成桐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现在，有些大学好大喜功，只追求表面化的数字，以为大学之大就是有大楼，就是面积大、规模大、人数多，这和有的教授居然以一人带30个博士生为荣，以为学生多就是“大教授”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多数学生在迈进大学的门槛之前，就已经开始为职业前途考虑了。在选择院校、专业的时候、他们更多的都是这方面的精心计算，哪里还会有什么做学问的热情？对此有人还振振有辞地辩解说，现在子女教育占家庭支出的比例相当之高，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所付出的教育投资（哪怕仅仅是货币投资）相当昂贵，而投资就要有回报，他们能不考虑“职业”和“饭碗”吗？无论是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以“职业”、“饭碗”为求学目的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选择。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功利”，那也是人们冷静权衡成本收益后作出的理性抉择。
诚然，教育产业化导致高校收费猛涨，让普通家庭不堪重负，大学生求学成本畸形攀高已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大学生可以回避求真知、只把大学当作谋饭碗、求职业的理由。关键是不能把寻求职业、饭碗当作求学的惟一或者主要的目的，这样的人生未免太可怜了。其实“谋道”与“谋食”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得，一定要放弃其中之一。人当然要求温饱、求小康，只有吃饱了，只有衣食无忧，才能更好地钻研学问。但是毫无疑问，在“谋食”即解决生计的同时，照样也是可以追求学问，追求超越世俗功利之上的理想，这两者决不是矛盾的。毕竟人在世俗生活的污泥浊水中可以时常抬头仰望星空的。我不相信，在21世纪初的天空下，丘成桐教授的呼唤注定了回音空荡。
公众为什么厚“丘”薄“杨”？
继上次杨振宁和翁帆的婚姻之后，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一次乃是因为他关于“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这一番话。他列举的主要理由是，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基础更扎实，学习更努力，连“三角方程式”都能脱口而出。所以他不仅断言中国大学教育很成功，对社会贡献很大。而且认为“中国对学生的中学时代基础教育是成功的”。杨振宁的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有关大学教育的看法，他说：“以目前国内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
两位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华裔科学家，对中国目前高等教育的看法有着如此不同的见解，对此公众到底有着样的看法，《中国两年报》和新浪网校园频道专门组织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4802名参与投票的公众中，赞同杨振宁观点的不到百人，只占2.1%，而赞成丘成桐观点的却占了92.3%。2005年8月22日，《中国青年报》以《公众冷落杨振宁支持丘成桐》为题进行了报道，公众何以厚“丘”薄“杨”？这是一个值得沉思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的大学是不是办得非常成功，这是一个常识判断，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专业知识，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而是凭良心说话，我们就会同意丘成桐的意见。近些年来，随着高校“扩招热”、“并校热”、“改名热”的不断升温，大学企业化、商业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有些民办高校的在校生人数也动辄数万人，规模之大令人咋舌。不少大学名不副实，片面地追求高楼大厦、操场面积、硬件设施，忽视大学的基本理念，只强调专业、技术、工具化的教育，根本不顾大学作为人类精神堡垒，负有特殊的使命，在塑造人、提升人的价值等方面元所作为。杨振宁为清华学生能背三角方程式、知道“正弦”、“余弦”而兴奋，认为他们中学时练习题做得好，他之赞美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中学教育非常成功，就是肯定应试教育，肯定这一整套教育模式。我们无法知道这是他在公开说客气话，还是真心认为如此，我们只根据自己拥有的常识，观察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优劣成败。必须清楚，一个民族要发展、求进步不能只看到自己的优点和成功一面，而不敢正视自己的缺陷与不足。在这个意义上，杨振宁的夸奖、赞美如同是裹着一层蜂蜜、糖衣，无助于我们进一步自我反省。而丘成桐的苦口良药则引起了公众的共鸣。这也证明今天的国人并不是那么愚蠢，是随便拿几句好话就能糊弄的。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的是，短短十年，大学学费至少涨了20倍以上，在“产业化”的旗帜下，高校几乎把学生当作了摇钱树，扩招、涨价的背后无疑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教育部曾多次发通知、下指令要求遏止高校的乱涨价、乱收费之风。然而，许多高校总是能找到自己的应对之策，我行我素，在捞钱上面做足文章。农村学生、城市普通家庭面对日益高涨的学费，怨声四起，媒体时有披露。在这样的风气主导下，大学离它本来的目标只能是越来越远。这次调查当中，甚至有45％的公众认为目前的大学读了“得不偿失”。
应该说，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比某些学术大师更知道“大学何为”？评价大学办得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到底是什么？在调查中，有85.1％的投票者认为是“能否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有82.4％的投票者认为是“学生能否适应社会需要”，至于杨振宁提出的“能否从事尖端研究”等则是次要的。按照这样的尺度来衡量今日之中国大学是不是像杨所言“非常成功”乃是最便捷的方法，大学生的健康人格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健康向上的环境、一个有正气、有朝气的氛围，这一切要比会做练习题、背方程式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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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 |
（摘自《偶像的黄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版，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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