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正统的代表”
高岗1905年出生在陕西省横山县一个贫苦农家，原名高崇德，字硕卿，7岁丧母，其父为脚夫小商。幼年时，他在米脂县龙镇小学读书，后考入横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1925年秋，高岗进入榆林六中求学，加入进步组织――共进社，积极寻求新思想。次年冬，他由史巍然介绍
1928年4月，高岗协助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陕西渭华起义，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1928年冬，奉刘志丹之命，高岗设法打入驻肤施县（延安）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被敌人发觉后潜回横山。
1930年春，高岗成功打入国民党驻宁夏第八旅搞兵运，担任学兵队分队长、中共地下党支部副书记，积极发动武装起义。1931年8月，高岗率部在甘肃华池县东部南梁堡投奔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工农红军南梁游击队，担任二大队队长。10月，高岗协助谢子长、刘志丹整编红军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树起抗日反蒋大旗。
1932年1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兵力仅为1个团），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亲自兼任军、团两级政委。红二十六军很快开辟了以陕西铜川县照金镇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杜衡被捕叛变。严重危急情况下，高岗显示出了应有的革命意志和英雄本色，他对战士们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后来，刘志丹、高岗率领余部经激烈战斗，死里逃生，回到照金镇。随后，高岗大力开展扩红工作，数天内组织起上千人马，继续开展游击战争。7月28日，高岗在西安参加中共陕西省委会议，叛徒杜衡带领敌人包围会场，高岗力战群敌，冲击重围，化装成农民，摆脱追捕，辗转回到陕甘边区。8月初，国民政府通令各地：生擒“赤匪”高岗者，悬赏银元5000块；斩获首级者，悬赏银元3000块。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高岗任政委。11月7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华池县东部南梁堡的莲花寺恢复，高岗任政委。1933年冬至1934年夏，高岗等指挥红四十二师成功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5年，谢子长、刘志丹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高岗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刘志丹、高岗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
在陕北期间，毛泽东对高岗十分器重，他曾这样评价高岗：“外来干部肯定不如当地干部对情况熟悉，也不如当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那样密切。拿我来说吧，虽然来陕北已五六年了，无论是了解这儿的情况方面，还是在与这个地区的群众关系方面，我都不能与像高岗这样的同志相比。”
毛泽东还说：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初到陕北时，开头忽视了这一问题。应当记住，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
日渐提升的政治地位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高岗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1月，高岗离开延安来到东北，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北满军区司令员。1946年6月，高岗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秘书长，在东北的地位日益抬升。
从1946年上半年开始，高岗在清剿土匪以巩固战略后方、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发展东北经济、壮大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和发展地方武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1947年7月至1948年11月，为适应大规模进攻作战的需要，高岗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了二线兵团建设，先后组训了164个团，为主力部队输送新战士37万人，同时教育改造了大批俘虏补入部队。这一时期，毛泽东致电东北时，总喜欢强调“林（彪）罗（荣桓）高（岗）收”、“林罗收并告高”，甚至“林高收”。1947年5月20日，东北我军夏季攻势开始7天后，毛泽东复电林彪、高岗，尽显对高岗的器重：“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王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两个序列。东北野战军序列：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分别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东北军区序列：司令员兼政委为林彪，高岗担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同年9月，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分开：70万兵力的东北野战军由林彪、罗荣桓统率，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33万兵力的东北军区由高岗领导，下辖13个军分区，负责后勤保障，是东北野战军的战略大后方。这时，高岗在东北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948年12月，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挥师八关，高岗接替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并代理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在东北的影响与日俱增。
1949年5月，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批评了东北局在城市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在为党中央起草的通知中，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问题上有“左”倾错误，反对在对待资本家问题上跟苏联学。本来，高岗对刘少奇总是位居他之上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一个白区党的领导人，凭什么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次批评，引发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为此，他让秘书集中收集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并整理成一份材料。材料中耸人听闻地说：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国不采取苏联模式，其实质是对抗苏联；刘少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材料还说，在我们党的上层领导人中，总是潜伏着这个帝国主义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很快，这份报告传到科瓦廖夫手中，又很快传到斯大林手中，加深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怀疑与猜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悍然介入，新中国不得不作出军事反应，组建以第十三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对于高岗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准备阶段和战争相持阶段的作用，彭德怀这样评价：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兵精，是高大麻子主持练的；粮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战争相持期间，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1951年10月，高岗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
1951年冬和1952年春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身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却等闲视之，且个人非党行径越演越烈。时任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当时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的萧一平决定上书中央，反映高岗的生活作风、腐败和拉帮结派等问题。署名“东北一党员”。
1952年1月27日，薄一波将信转给了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接信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不满。
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五马进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到党中央工作；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范围很宽，8个工业部门都由计委负责，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能比。但是，高岗却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名不副实，因为他觉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高岗满肚子的怨愤。1953年1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北京，经高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搬弄：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刘少奇在党内形成的地位，高岗就是不服。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新税制颁布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税制改革引发的混乱，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毛泽东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建议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党中央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门都交给高岗主管。高岗以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中央政治局中人细细数来，无论资历，还是才干，总理一职，舍我其谁也？他认为，自己欲攫取更大权力的阻力和障碍首先来自刘少奇，现在搬掉这个障碍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想，这个新税制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搞的，薄一波能担得起这副担子吗？他后面还有人，那就是刘少奇。众所周知，薄一波是华北局出身，很受刘少奇赏识。
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饶漱石唯高岗马首是瞻，一唱一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经他们一搅和，一些人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休，非得要薄一波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方肯罢休。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只得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薄一波可以不检讨了。你的会议结论难做，可以“搬兵”嘛！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从北戴河赶了回来，邓小平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都在财经会议上讲了话，表示反对过分打击薄一波。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这样，全国财经会议才走上预期的方向。
同年9月、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工作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攻击一直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大搞“批安射刘”。高岗为了搞垮刘少奇、周恩来，散布所谓“军党论”，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为此，他游说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此时，林彪正在杭州养病，高岗见到林彪，一口一个“林总”，口口声声说：毛泽东支持他来主持政治局，让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谈话中，他向林彪讨好说：“我坚持向主席建议，林总当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因为，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林彪以自己的身体有病为由，提出不要再提这个建议了。至于党内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林彪一摆手：“你身体好，那就你干吧。”
紧接着，高岗来找陈云，他对陈云说，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我一个。陈云笑了笑反问：我那一个可不敢当。不过，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最后，他找到邓小平，又以高官厚禄相利诱，欲取得他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
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后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说：“你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也扔到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1954年1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来到杭州，名为休假，实际是在这里起草宪法草案。期间，毛泽东还在为高岗的事彻夜难眠。4日，他在杭州刘庄接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说：“我们党内，或许国内，要出点乱子。”“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你们有贝利亚，我们也有。”2月2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作了详细通报，点了高岗的名字，相当详细地谈到事件经过。他说得大义凛然，然而却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高岗出来后，小心翼翼地揣度着毛泽东的话：天塌不了？是指自己的事没什么大不了，还是自己和饶漱石倒台没有什么大不了？
“回去吧，没得关系。心里没有亏，半夜不怕鬼叫门。”
临走时，毛泽东送了句不咸不淡的话，更使高岗摸不着头脑，也更没有安全感。高岗心里有些失魂落魄，回到了他的住所“高岗”楼。
就在这次谈话过后，毛泽东到外地休假去了。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因休假没有出席会议，这是历次党中央全会中毛泽东唯一的一次在党的重大政治斗争中不出席的会议。
2月10日，四中全会就要结束了。陈云的讲话对高岗震动极大，他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显而易见，陈云在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表示高岗的检查“还不完全，还不深刻”。尽管周恩来在讲话中是不指名地批评“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独立王国”等，可是，高岗总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感觉。最终，他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
2月17日，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上演自杀闹剧，骗取值班警卫矫洪良的手枪，自杀未遂。
自杀身亡的党内野心家
高岗自杀未遂，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成立专门管教组，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担任组长，负责对高岗实行管教。高岗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乱想，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来两颗安眠药――速可眠胶囊，服后便安然入睡。醒后，他想，这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最无痛苦的方式。于是，他开始暗中私藏安眠药。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有“批薄讨刘”的企图，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8月16日，星期天。
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像是在察看什么。上午11点多，高岗的夫人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又怕刺激他，所以没有报告此事。
8月17日凌晨两点半，李力群已经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他坐起来，摸出一大把私藏的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他下床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赵家梁冲进高岗卧室，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高岗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10点17分，抢救停止。
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周恩来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并吩咐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当晚8点半，周恩来在东交民巷8号召开会议。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10点多，一位医生宣读了检验报告：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十分震惊，也十分痛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叶子龙见状宽慰说，“高岗是自绝于党，主席不必难受。”毛泽东神情黯然：“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本想让他去陕北还当个省委副书记，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我想他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
18日凌晨1时，高岗遗体入殓完毕，大卡车当做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而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载人货车。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
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恩来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摘自《湘潮》2006年4期、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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