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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之痛

2006-09-01 13:40:00 来源:书摘 王金钢  我有话说

1

医生说,导致老年痴呆发生的原因有多种,像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都可能最终诱发老年痴呆症。父亲以前的身体很棒,并没有这些老年常见病。医生又说:“当然了,这里面的情况很复

杂。并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父母病情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恶化的,做子女的永远比医生更清楚。父亲精神变态开始初显端倪,我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2001年那次拆迁。

父亲住了六十年的房子说拆就拆了,就像拆了父亲的心。

2001年4月,我们住在西四的院子里贴出一纸拆迁令,限令4月11日之前43号院整体搬完。早就听说这一片将要搬迁,只是没想到这次来得这么坚决,时间这么紧促。一时间大伙都没准备。

以北京的危旧房改造速度,我们居住的这片市中心的胡同平房,要拆除是迟早的事。但这次拆除的范围仅限我们这一个院,说是被国土资源部征用为停车场。那几天,小院里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左右邻居体现出空前的团结精神,互相打探口风,开会共同出谋划策,与拆迁办联合“斗争”――其实无外乎想为自己多挣得一些实惠。这种没有硝烟的“斗争”实在怨不着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况且将来要买房,对一般家庭来说是一大笔支出,那点拆迁补偿费根本不够。

“斗争”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痛说革命家史”,通过软磨硬泡向拆迁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诸如人口多,有老人,孩子的上学问题,自建房该不该算面积,等等;二是采取“拖延”战术,就是不动声色,你不动我也不动,认准了拖得越久所得实惠肯定越多。

拆迁办对我们自鸣得意的伎俩毫不畏惧,轻而易举就各个击破了每家每户的“软肋”。有些家扛不住了,打算见好就收,提前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军心随之开始动摇。我们家是在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开始搬家的,我以为还会有人继续战斗在烽火前沿第一线,与拆迁办“死磕”到底呢,不曾想,当我后来到拆迁办领取那30万元的补偿款时,听到的却是――“全院都已经签字了。”

不是相约一起抱团“斗争”到底吗?这么快就全都妥协了?!

2

拆迁从根本上改变了每一个底层市民的生存困境,这一点是毋庸霉疑的。如果不是因为拆迁,能住上设施齐全的崭新的现代化大居室,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很遥远。但对于父亲这样的老年人来说,说拆迁是抽筋断骨之痛,其实并不为过。

自从得到要搬走的确切消息以后,父亲便整日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这座43号小院,伴随了父亲四十多年(之前我家住在与这儿相隔不远的同一条胡同的另一院子),他曾为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与街坊红过脸,他到处拣来的破旧桌椅木料堆满了一座油毡搭盖的小棚(也许计划着今后盖房用得着)……他怎么舍得搬走?

父亲每天都要跨出小院的门,走出胡同,到街上遛弯。从胡同到大街的距离不过三四百米,他要走上半个小时。那时候不是因为腿脚慢,而是一路上不停地有老街坊、老哥们儿拦住他聊上几句,大到国际国内新闻政事,小到退休养老金的最新变化和煤、水、电价的上涨……父亲的大多数信息来源都与这三四百米的路程有关。谁谁一天不来,老哥们儿们就会猜测――

“老张怎么没来?”

“你还没听说呢?――住院了!”

“呦!什么病啊?昨儿还见着来呢……”

……

为了证实自己的健康硬朗,父亲每天必会准时出现在大家面前,风雨无阻。这已成为他们互报平安的一种特殊的约定方式,一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乐趣。

如今,父亲即将与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彻底告别。

山墙的一侧已经成为工地,轰鸣的开掘机昼夜不停地运转。声音刺耳,更闹心。父亲在屋里,一刻也不安宁。

出去,进来,又出去……

那时侯的父亲就像一头憋疯了的困兽,随时准备扑咬一切扰乱他平静生活的人。

临近动迁的最后几天,父亲一整天一整天坐在院门对面的广场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家的房子和山墙旁边的工地。他大概正盘算着,还有几天我们的家也会像这样被夷为平地,43号小院将永远不复存在。他就这么死死盯着,脑门冒火,心里运气,谁叫也不回。我们看出了父亲的反常,觉得他精神不对,目光发狠,当时却并不十分在意。

我们计划着把年迈的父母暂时安置在农村老家,等这边买了新房,再接二老回来。

搬家那天,父亲寸步不离他的老屋子,强令搬家公司把所有家什一样不落地搬到车上,他要带回老家。一只破椅子、火钩子他都不许留下。

我们阻止他,他就大声怒喝我们――

“混蛋!这都是我置的,都得带走!”

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老哥们特意赶来跟他告别。依依不合。

父亲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攥紧对方的手,不禁老泪横流。

老哥儿俩一定都在想,这辈子,也许再也见不着了。

整整一辆大卡车的破旧家什,一路颠簸着运到河北老家,运费1000多元。我问父亲:“这么老远,花这么多钱运一堆破烂回去,值吗?”

父亲恨恨地:

――“值!”

3

回老家看父母――是那期间我和妻子、姐姐们每个周末的固定安排。有时是一起去,更多时候是轮流去。坐长途汽车单程少则三个半小时,还不包括在城里的倒车时间。这样就必须住一晚再往回返。短短两天的双休日,不得不全部花在这上面。

逢有姐姐替换的时候,我和妻子这边还得抓紧四处看房、买房、装修,为的是尽早能把他们接回来。忙得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

起初他们对农村的生活还感到亲切,而且适应,可没过多久,父亲就整天闹嚷着要回来。数落老家的人对他这不好那不好,猜疑人家个个敌视他,甚至要毒害他。那时父亲已显出一些痴呆症的迹象。

我们只能把购房的周期缩减到最快。期房基本不予考虑,尽管相对来说,期房通常占有价格优势,但交房短则半年,长的要两三年,加上装修时间,父亲根本等不了。即便现房,也要考虑户型、位置、楼层等因素,四九城转了个遍,看了不下二十处,相比之下,一套位于城东的三室两厅的尾房,在我们综合打分时呼声最高。

六层板楼没电梯,上下楼对父母来说肯定是个负担。一层我们考察过了,后窗户紧临草坪,一到夏天蚊虫滋生,不用起降直接就进屋了。再说光线昏暗,阳光被遮挡了一大半,弄不好还有下水道堵塞、漏水等麻烦;二层是装修好的样板间,不卖;三层好,买楼讲究“金三银四”――但就在我们预定的前后脚,三层已被一户人家(就是后来的老疤)以全款抢先一步买走,我们作分期按揭的只能靠后站。

最后选定四层。住进以后,我们还一直在为晚一步没能住到三层后悔不迭。其时,另一个单元还有一个五楼没卖掉,价格一样,而且还多出一个能进阳光的小天井,只是考虑到多上一层台阶对老人体力的确是个极大的考验,最终还是放弃了那点宝贵的阳光。

从开始选房到装修完毕住进去,五个月。应该算神速了。

父亲又吵着要把他的全部家当通通运回北京的新家。我们劝他,“这边什么都是新的,根本用不着。”他不听,最后还是租了一辆汽车运了大部分回来。他人走到哪儿,他的那些破烂家当就跟随他到哪儿――这是父亲的逻辑。

新家对父母来说,并没有让他们得到切实的好处,除了大――住平房时的面积只有17平方米,现在大了近10倍。住到楼房以后不到一年,母亲的脑血栓旧病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

我不能说父母的迅速衰老和病症的急遽加重,与搬进楼房这件事有绝对必然的联系,但至少可以断定,“拆迁”和“搬家”让他们失去了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固有的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助长了脑细胞的惰性。他们老的速度惊人。

姑且拆迁的时候政府给了一笔还算公道的拆迁费作为“补偿”,但这也只限于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呢?――精神上的拆迁“补偿”我们找谁?父亲的神经一度出现的种种恶变,无不与晚年不得不经历的这次“背井离乡”有很大的关联。由此给一个家庭,甚至更推而广之,给这个家庭所辐射到的社会群体,带来的精神上无可弥补的伤害――有人来“补偿”吗?!

常听身边人说,他们的祖辈、父辈或周围邻居的老人,搬到楼房一年就出不来了,半身不遂了,甚至过世了云云。大都认为“住高了,接不到地气”,就算这是原因之一吧。我理解的“地气”还包括老人惯常的行为方式、沟通方式和他们渴望被重视和理解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心态。在楼宇的封闭空间里,年轻人都叫不出隔壁邻居的名字,让老人如何适应?

我试验过,让自己一天两天不出屋,不下楼,我还可以用各种休闲娱乐打发时间,一星期不下楼,不与外界接触,我就要郁闷死了。而自从父亲行动不便以来,一年也没有走出过家门。

年轻人闲了,闷了,无聊了,可以约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唱歌、上网、看影碟……总之有无数消遣郁闷的方式。而老人什么也没有。由于他们的表达越来越不可理喻,后来连保姆都很少与他们交流了,他们变成只能“吃喝拉撒”的“家庭废物”,被关在钢筋铁铸的“笼子”里的傻子。

这样的日子久了,不病才怪!――不疯才怪?!

  (摘自《上有老》,重庆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价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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