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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2006-09-01 14:22:00 来源:书摘 王军  我有话说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回眸・检视・展望――写在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之际,》披露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

它进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令人困惑的梦魇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其中有郑欣?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文革”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古十八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他这样分析:“故宫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国民政府将经亨颐的提案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结果引发激烈争论,终被否决。

“但是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好大喜归’,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回忆起当时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生前向笔者作了这样的说明。

  毛泽东三登宫墙不入宫

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在北平围城之时,带着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期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是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首都规划随即展开。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意见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现东四西大街和五四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对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终于导致张奚若1957年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即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都只登城墙不入宫内。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宫改建计划?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其中内情无人知晓。

“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门及各区委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批判文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计划改建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4年,《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中提到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在故宫内开辟东西向道路,仅为众方案之一。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谈北京城》一文中为故宫改建造势:

“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1964年,在六家设计单位拿出规划方案之后,北京市办了一个展览,故宫改建方案在内部专室展出。几种方案都是内部探讨式的,并没有形成决策和事实。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看罢故宫改建方案,哈哈一笑离去。

展览期间,吴晗在颐和园听鹂馆请客,一些市领导和规划师到场。席间,吴晗谈论故宫,引经据典,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1965年1月《教学思想讨论文集(一)》,收录了一篇题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的文章,称“故宫决无‘人民性’”,“今天劳动人民当家作了主人,故宫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宫殿,而成为人民的财富,所以我们也就改造它、利用它,使它为今日的社会主义服务”。

文章罗列了“劳动人民”对故宫的看法:“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咱们不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不合咱们的需要。”“大木头垛着,人家可以盖五十间,它只能盖一间,也呆不了几个人!”“占那么大的地方,而且还在城中间。”“我们过去有些人,却被故宫的建筑气派吓唬住,拜倒在封建帝王脚下,至今还不起来。”“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好的中心。”

“砸烂故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改建计划胎死腹中,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1966年6月至7月,奉先殿工字型大殿被改为长方型。毛泽东像被挂于奉先殿内,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予拆除。

1966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十一座、泥塑马一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5月间进驻故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军宣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10月不得不撤离故宫,“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宫殿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坏。

1970年,故宫钦安殿前抱厦五间被拆除(2005年修复)。

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博物院为此编写《故宫简介》,印出“毛主席语录”:“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

1973年3月27日,因洛阳白马寺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需要,按上级指示,故宫慈宁宫大佛堂全部文物被调拨洛阳白马寺,至今未归还。搬运文物时,慈宁宫大佛堂建筑彩画遭到破坏。

1972年,设计高度逾百米的北京饭店东楼在故宫东侧兴建,施工中发现其构成对中南海的窥视,东楼高度被减至87?6米;1974年2月10日,经国务院批示,五座遮挡性楼房在故宫西华门内南北两侧开工,次年11月22日竣工。

此前,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被周恩来否定。

周恩来提出,北京旧城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45米。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

“陆定一保故宫,立了一大功!”提及当年的故宫改建计划,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谢辰生说。

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一次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改建方案。“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回忆道,“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已定下调子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方案给否了!”

陆定一否掉的正是那个要在故宫内开马路的方案。“这条路计划从西华门横穿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谢辰生说,“方案是北京市提出的,两大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

在这次会议上,陆定一大发雷霆。

“陆定一说,‘封建落后’,故宫就是封建落后嘛,不封建落后哪叫故宫呢?‘地广人稀’,留个地方给老百姓游览休憩,有什么不好?我看,故宫一万年也不要点电灯泡,我们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个个都是‘保皇党’!”当时有两位中央领导的意见是拆除故宫去修马路,但陆定一死力上谏,才使故宫得以保全。

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之际,陆定一之子陆德投书《北京日报》:“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保护故宫,父亲六十年代初挺身直谏,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摘自《读库》0602,同心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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