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革命战争迅速地把解放的喜讯和解放了的土地送交到人民的手里，各根据地的土地便田连阡陌，山水相连了，原来在各根据地里使用的各地货币，现在都走进了统一的解放区市场上，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的不便。走出几百里甚至几十里地之外就要换用另一种货币，这是极不方便的事。董老就亲自遇到了这桩事。他这次从延安出
客观的形势要求我们尽快地把货币统一起来，早在华北财经会议后，便已在德石线和津浦路沿线的沧州、德州、泊镇、宁晋等地建立了货币联合兑换所，对晋察冀的边币、晋冀鲁豫的冀南币和山东地区的北海币制定出一个固定的比价，在兑换所里可以自由兑换。但是群众不能满足于此，他们希望能有一种统一的货币出现，不必再像现在这样一过境就兑换钱钞。筹备工作是刻不容缓的：搜集有关统一货币的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筹备足够的准备金。新币还需要定出几个票面，它的金额和价值含量又各当多少？此外，还有设计图案，制作版样，选定纸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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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发行的人民币 |
“到时候，钞票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还得请您来写！”南汉宸说。
“我写？”董老惊诧地问。
“是呀！您的书法根底雄厚，在延安时，您的字就为人们所称道，而今你又是财经办事处主任，这几个字出自您手，自然是十分得体的！”
董老晚上回家，对夫人何莲芝说：“莲芝，你给我找出一套干净的衬衣出来，晚饭后我洗过澡后要换上的。我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沐浴更衣，静心恭写。”夫人笑问：“写什么字，这么重要？”董老说：“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可是千金的重要。咱们中国百余年来一直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银行盘踞四方，欺压剥削城乡百姓，今天革命即将全面胜利，我们要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了，这还不是一件大事呀！”何莲芝听了也高兴地说：“是件大好事！有了这种钱票，就不会再发生大槐庄用布料换烧饼的事了！”女儿董良？也乖巧地说：“好！好！爸爸，我来帮助你磨墨。”董老笑着抱起小女儿说：“你一个小孩子，知道怎么磨墨？”良？说：“我知道！我知道！一滴水磨一百圈。”
边区印制局设在离阜平县城东南20余里的山窝窝里，北面有大沙河拦阻去路，南面和东面都是高山大峒，峰岭绕环，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透过山豁豁的狭窄沟口，通到这隐蔽得很深很深的印钞厂里来。
印制局里热火朝天，大家都干劲十足，夜以继日地为着筹备印制全国统一的货币而奔忙着。
一天，南汉宸手里拿着一卷纸捆和一个纸包走到银行筹备处里来，样子很是着急地对筹备处的同志们说：“我们设计的钞票版样已经上报给中央，中央昨天来了回电，不同意我们的设计方案。董老告诉我说，毛主席不同意在票子上印他的像。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不能在票子上印我的像。等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这不，我已把票子版样拿回来了，你们赶紧送到南峪村印制局去，让他们赶紧找人重新设计！”
接着，南汉宸详细地布置了设计新币票面的具体要求，新币先印1元、5元、10元、20元、50元5种。根据董老的意见，票面应当尽量反映解放区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正面和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数字之外，其他的全部使用中文，不要用英文，花边也要力求朴素大方。
印制局长王文焕接到通知，马上找来设计师王益久和沈乃镛，按照南汉宸传达下来的要求重新进行设计。后来设计出来的票面，都是以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10元的正面有两个图案：一是风车，一是车水灌田；20元的正面是矿山采煤，工人推动煤车；50元正面的两个图案：一是毛驴车水，一是工厂与矿山。正面的金额都是董老所写的汉字，只有背面两侧用阿拉伯字母标明钱数。
战争形势的突飞猛进，打破了原来的计划日程，准海展开决战，平津两座大城市解放待即，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按原来预定的1949年1月1日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安排了。这正如南汉宸所说的那样，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北平了，不能带着各解放区的七、八种钞票同时进到北京街头去买东西。必须加紧赶制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这样，客观上就要求尽快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不然，钞票打什么银行的旗号呢？董老有一天急着找到南汉宸问：
“汉宸，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呢？”
“我看可以了！经过这一年来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12种面额的钞票版面，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看过，我们已托晋察冀边区印制局给印制出来了，存放在发行准备库里。如果明天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由我们的人民币占领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制厂谈妥，它已秘密地代我印出一批钞票，等我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使用了。”南汉宸充满信心地说。
董老当下拍板做了决定：“好，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1948年11月18日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3次政务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南汉宸在报告中说：
“去年华北财办成立后，曾决议发行统一钞票，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今年，先固定了晋察冀边币与冀南钞的比值。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固定了冀钞、边钞与山东的北海钞及西北的农民钞的比值，互相流通。现在，华北区有四种钞票同时流通，虽比互不流通时较便，但货币种类多，比价不一，人民使用仍感不便。若接管平津，与东北接壤，流入市场的货币种类将更多：晋察冀边币、冀南币、北海币、西北农民币、东北币、长城币、热河币、内蒙古人民币、冀热辽字边币等。而这些票子，名称各异，比价不一致，不稳定，使商民折算非常困难。再加上票子印制粗糙，真假币难以识别，影响了市场的稳定。如果将来这些票子一齐涌入平津市场，势必造成‘八国联军’大闹北京的混乱局面。这对社会秩序的恢复，物价、市场、金融的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都是很不利的。因之，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银行券，使人民币成为平津市场上的本位货币，可以减少市场的混乱。现在平津解放在即，发行统一货币已是刻不容缓之事。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决议：发行统一货币，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成立。它由华北银行、山东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行址就设在原华北银行总行所有的石家庄市中华北街11号那个地方。
这一天，华北人民政府贴出金字第四号布告，说：“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决定：一、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二、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货币。新币发行之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旧币未收回之前，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
就在这一天，崭新的、带着边区人民血染风采的人民币，首先由河北省平山县银行和石家庄市银行同时对外发行出来，形成市场上一条最靓丽的风景线，人民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种代表着一个新生时代的、属于人民自己的货币。
为了赶印这批负有历史重任的人民币，印制局的工人在南峪村又是几个昼夜不停地挑灯夜战。大家看着由他们亲手赶印出来的闪动着照亮人心的光彩的人民币，心里边比吃蜜糖还甜。不巧，那几天又赶上了连雨，土坯的房屋不停地漏着雨水，地上积水没过了脚面，人们赤脚站在水里边干活。机器和印钞纸都怕雨淋，有人专门打着雨伞为其遮挡。由于阴雨潮湿地浇淋，使不少的人得了疾病，可是竟没有一个人肯离开岗位。领导动员病号下去休息，人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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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发行的人民币 |
为了使这批新出的人民币喜庆登场，顺利发行，石家庄市的各个公营贸易公司和商店，事先都调拨来大量花色品种齐全的商品，让市场上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欢欣鼓舞的场面。
12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上发表短论《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第二天，又在头版位置发表了新华社的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社论说：“解放区的货币统一工作，与蒋匪所谓的‘改革币制’丝毫没有类似之点。蒋匪的所谓‘改革币制’，目的的是为实行更剧烈的通货膨胀，并以此来更残酷地掠夺人民。所以实行结果，不但物价飞涨，民怨沸腾，而且更加速了经济崩溃。我们的货币统一，是为了使我们的货币制度更简单，更巩固；是为了更便利于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可以预料新币的发行，必将促成各解放区市场的更统一，更繁荣。……持有解放区货币，任何人民，他可以在任何时期，任何市场，充分获得他们所需的各种生活资料。我们既不需要限价，更不会发生抢购，所以解放区的币值物价，比国民党统治区远为稳定。”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几天后，又发表了该报记者夏景凡写的报道《新币发行的头一天――石家庄街头特写》。文章详细地描绘了当天人们拿到那崭新的钞币时兴高采烈的情景。街头巷尾人人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地议论说：“这可快啦！你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没有？快啦！快啦！全国快解放啦！”人们带着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议论着不久就有领导全中国的中国人民政府了，报道中说，石家庄市银行早上一开门，就有人挤进去争着要看新币的样子，取款的人都要求给搭配一部分新币，营业员们忙得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当人们拿到新币在手时，总是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有一个人取得了新币往腰里一装之后，满面笑容地指着自己的口袋说：“看，这有多方便！”
实际上，兴高采烈地欢迎人民币上市的又岂止是石家庄市的人民，人民币所到之处可以说是一路春风一路歌声，人们在各种票面的货币簇拥纷杂、折算繁琐、辨认困难的境况下；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犹如野马狂奔，一天一个行市，人们背一麻袋钞票换不来几斤小米的境况下，今日喜见这充满着生机的通行全国的人民币，怎能不笑逐颜开，打心眼里欢喜呢？根据当时负责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骆耕漠回忆说，有一天，陈毅同志率领接管上海的先头部队已经进驻丹阳数日，诚心盼望身兼前委总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前来会合时，却一直不见邓小平的车子由南京方面开来。陈毅多次电询在南京的二野司令部，回电告诉他，邓小平同志已经带领骆耕漠等离开了南京。陈老总坐立不安，走出办公楼外探望，刚准备乘车出城去路迎时，忽见远处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而来。原来战争打得激烈，把道路破坏得很厉害，车子难行，所以直到深夜方才开到。陈毅忙着迎过去问：“吃过了晚饭没有？”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陈老总，有什么好东西给我们吃啊！”陈毅拉着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走，我们到街上去看看吧！”说着，他们一行几人就走到丹阳街头。这时天色太晚，街上店铺都已打烊，找了半天不见一家店铺，好不容易看见一个馄饨担子也熄了灯，正准备回家。陈毅追上去问：“嘿，同志哥，还有什么吃的没有？”小贩说：“馄饨只剩下三五个，皮子只剩下十来张，面条也只有一点点了！”陈毅说：“我们嘴巴不刁，都是当兵的人，你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起，做三碗杂合汤面
吧！”邓小平在旁边也添言道：“要得！”陈毅忙着又下了补充命令说：“最好，多放点辣子，我们都是四川人！”小贩听了，就把所有可吃的东西都放到锅里，加了许多辣椒、麻油和葱花，不一会儿就做出三碗叫不出名字的杂合汤面。邓小平一边吃一边夸奖小贩手艺好，一点不比家乡的四川担担面差。吃过饭后，骆耕漠从兜子里掏出新发行下来的人民币，递给小贩问：“这个钱你愿意收吗？”小贩一见高兴得不得了，连忙接过来说：“这票子我愿意要！大家都愿意要！这票子值钱，能买好多东西，不像国民党的金圆券，只能当擦屁股的草纸用！”
邓小平听了，笑着回头对骆耕漠说：“这就是人民的心声啊，你听到了吗？你们搞财经工作的人，可要记得住这一条哟！”
（摘自《开国第一任央行行长南汉宸》，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