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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2006-09-01 14:22:00 来源:书摘 樊树志  我有话说

康熙皇帝

历代统治者都信奉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清朝尤其如此。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于是乎,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了,政治活动完全萎缩了,沉滞了。

思想钳制的另一方面是,严格规定学校讲解儒家经典,必须以宋儒朱熹的诠释范本为依据。科举考试必须按照宋儒的传注,写作教条的、死板的八股文,以功名利禄来僵化们的思想。通过童试(县级考试)、乡试(省级考试)、会试(国家级考试),获取秀才、举人、进士功名,一场一场的考试,注重的背诵千篇一律的高头讲章,写作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的八股文,那些举人、进士,大多并无真才实学,这种使人别无选择的愚民政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专制。

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康熙、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吹毛求疵,望文生义,以片言只语定罪,置人于死地。一朝比一朝更为严酷,更为强词夺理,造成愈演愈烈的威慑、恐怖气氛。

康熙时代的“明史狱”和“南山集狱”,借口庄廷?所写的《明史》,戴名世所写的《南山庥》,有“反清”思想,进行严厉镇压。庄廷?已经死亡,遭到“戮尸”的惩处,被株连而判处死刑的有七十多人,为庄廷?的《明史》作序、校补、刻印、发售的人,几乎无一幸免于难。戴名世处斩,祖孙三代直系、旁系亲属,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都被斩首,其他受株连的有几百人之多。

率领正时代的礼部侍郎查嗣庭在江西主考官任上,被人告发所出试题中有“维民所止”字样,据说“维”字、“止”字是有意砍去“雍正”的首级,大逆不道。这是典型的拆字游戏式样的文字狱,为了找到更多为直接的证据,在他的日记中查出“狂妄悖逆”的字句,如他认为侍讲(皇帝的教师)钱名世因为写诗歌颂大将年羹尧,遭到革职处分,是“文字之祸”。因为这些话是在私下的日记里面流露出来的,被定罪为“腹诽朝政,谤讪君上”――在心中诽谤朝廷政治诬蔑皇帝,死在监狱后,又遭到戮尸的惩处,亲属学生受到株连。

乾隆时代的文字狱更为变本加厉。戴名世处斩后,隔了五十多年,乾隆皇帝又借“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了七十一岁的举人蔡显,株连二十四人。因为有人揭发蔡显的著作《闲闲录》中有“怨望谤讪”之词,所谓“怨望谤讪”之词,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原意是说红牡丹是上品,紫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到了那些制造文网的刀笔吏眼里,竟然可以望文生义,指责蔡显影射夺取朱明王朝天下的满人,是“异种称王”。面对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罪状,蔡显只得被迫自首,希望宽大处理。结果,坦白并未从宽,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上报皇帝,建议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乾隆皇帝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达圣旨,把凌迟从宽改为斩首,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因为他从《闲闲录》中看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得罪”之类字句,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需要分担一部分罪责。乾隆皇帝用这种方式向大臣们炫耀自己的敏锐洞察力,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此后的“字贯案”,更为离奇,更加蛮不讲理。江西的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叫做《字贯》的字典,擅自删改《康熙字典》,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成为两大罪状。结果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版、书册全部销毁,而且江西巡抚海成为因“失察”而治罪。

原来乾隆皇帝接到江西巡抚海成的报告,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举人。乾隆皇帝原本以为是一个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待到他亲自看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以后,大为愤慨。他在序文后面的凡例中看到,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都开列出来。乾隆皇帝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他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地赁借庸陋幕僚的意见,就上报上。上述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10页,开卷就可以看见,乾隆皇帝振振有辞地责问:“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抑见之而毫不为异,视为漠然耶?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安在?”结果,海成革职,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

对王锡侯的审讯,好像一幕荒诞剧。请看其中的片断:

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庙号、御名毫无避讳地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锡侯回答:我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庙号、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自己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版另刻了,现有书版可据,请求查验。

既然皇帝已经定性为按照“大逆律”问罪,王锡侯当然难逃一死。

由此人们也看到了一向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阴险、凶残、狠毒。他对文字挑剔之苛刻令人防不胜防,也使得那些谄媚奉承的大臣们因为露骨的沽名钓誉而自讨没趣。大理寺卿尹嘉铨已经退休,当乾隆皇帝由五台山回京路过保定时,尹嘉铨派儿子送上两本奏折,内容是:其父尹会曾得到皇上褒奖,请求赐给谥号,并且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乾隆皇帝大为恼怒,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指定官员前往抄家,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

果然,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皇帝咬文嚼字地批驳道:“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显然这是在强词夺理,尹嘉铨不过妄想光耀门庭而已,并不想当皇帝的老师。但是在严刑逼供下,七十多岁的尹嘉铨不得不认罪:“只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以为天下后世之戒,这就是皇上的恩典。”乾隆皇帝亲自作出裁决,处以绞刑,销毁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到尹嘉铨案件,议论风生:“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

一般草野小民,乃至朝廷重臣,都难以逃脱文字狱的罗网。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所收录的文字狱档案,从乾隆六年(1741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的四十七年中,就有文字狱五十三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造成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

《四库全书》

以往人们忽略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

平心而论,《四库全书》的编纂当然是一大盛举,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收集3457种图书,79070卷,装订成36000多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弥足珍贵。但是,四库全书在编书的同时承担了皇帝交给的一项重要使命:禁书与焚书。那些编纂官员的首要任务则从各省呈献上来的书籍中,把“禁书“清查出来,送交军机处,再由翰林院仔细审查,把违禁的所谓“悖谬”文字标出,用黄纸签贴在书眉上,如须销毁,则应该把销毁原因写成摘要。这些书籍一并送到皇帝那里,由他裁定后,全部送到武英殿前面的字纸炉,付之一炬。

为了禁书,首先必须征书。乾隆皇帝对东南著名藏书家了如指掌,给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下达谕旨,要他们对东南藏书家,诸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嘉兴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征求书籍,一旦书籍全部到手,禁毁书籍的本意已经无须隐讳,乾隆皇帝通知各地总督、巡抚,凡在征集书籍中发现有“字义触碍”的,或者加封送京,听候处理:或者就地焚毁,将书名上报。明末的野史,具有反清思想的著作,乃至民间流行的戏剧剧本之类,都要“不动声色”地查禁。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的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代价的,不免让人感慨系之。尤为可恶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如今人们所见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它的文章价值是大打折扣的。

所谓乾隆盛世,竟然如此色厉内荏,它的由盛转衰也就不足怪了。

(摘自《国史十六讲》,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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