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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2006-10-01 11:00:00 来源:书摘 薛涌  我有话说

中国何时才能摆脱“世界工厂”的“美誉”?何时才能成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科技大国?

中国人不能

永远这么便宜

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过去20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正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明证。

然而,当中国发展成一个小康社会后,这样的战略就会失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这么便宜,就说明中国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反之,如果中国的大部分人口能够从经济发展中获益,他们的生活水准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他们的劳动力就不再这么便宜,我们就不可能保存现在的优势。一个穷国要崛起成一个世界大国,就是像跑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眼前的便宜,拼命快跑,而完全不考虑后半程的战术,到时就会精疲力竭,被迫退出竞争。

那么,我们后半程战略是什么?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后半程战略,绝对不应该建立在其前半程的身体状态透支之上。中国小康后的发展战略,也绝不能以中国人便宜为前程。相反,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想想中国人“贵”起来以后怎么办。

遗憾的是,这方面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久前,笔者向一位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立下汗马功劳的自由派知名经济学家提出,目前中国对劳工的利益缺乏保护,劳动力价格低得不正常。他听后一摆手:“你不要老听美国报纸上的宣传。我是相信自由市场的。只要活儿有人愿意干,就无所谓工资低的问题。他们竞争不过,就抱怨我们劳动力价格低。你看看美国,劳动力这么贵,根本没有竞争力!”

其实,笔者也并非不相信“自由市场”。问题是,中国劳动力价格过低的现实,不是自由市场的结果,而是市场不自由的结果。比如,中国劳工阶级组织工会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就没有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拖欠民工工资的新闻不绝于耳。这些“不自由”的因素,压低了中国劳动力的价格。

这位自由派经济学家不过是代表了国内很有普遍性的想法:劳动力价格低企业才有赚头,才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经济起步之时,应该多积累、少浪费,企业以创造利润为上,国家不要干预企业的行为。

吃够了计划经济之苦的自由派,知道应该限制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行为,却不懂得也应该限制企业在经济领域的行为。计划经济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剥夺了社会集团和个人的自由,将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上,计划管理;另一种是企业不正当地从自己员工身上榨取高额的剩余价值,把本来应该分散在个人手上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统一管理。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误区是:他们反对以国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但并不反对以企业为主体的计划经济。

不错,美国的劳动力价值确实高,但是,高工资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高消费,而且还有高投资。用自由派的名言来说,“小的是美好的”,个人的小规模投资,常常比企业大规模的投资更有效率,就像企业的投资常常比更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更有效率一样。且不说一半美国人手中持有股票,成为“投资阶层”,高工资还使美国人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干粗活的父母,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常青藤。结果,干粗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从事高技术、高智能产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仅仅够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很难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

我们不遗余力地吸引投资,把工资看成是消费,而不是积累,不是投资。工人自发组织工会被视为破坏投资环境,危及社会稳定。我们无法认识到:个人是最聪明的投资者。个人比起国家和企业来,最懂得如何运用手里的经济资源。把本属于个人的经济资源转移、集中到企业那里,其实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计划经济,最终将给我们带来灾难。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要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第一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第二要保证这样的投资是自由的、非计划的(既不能由国家来计划,也不能由企业来计划)。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靠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结果虽然迅速崛起,却是“脱亚”而不“入欧”,在经济上一直没有达到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二战后日本再度以廉价的劳动力崛起,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完成了小康社会的战略转型,把高工资、高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终于改变了战前“跑得完工业化的前半程,跑不完后半程”的局面,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再看印度,在教育投资、法治、高技术产业等方面,比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资源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所以发展的动力一直赶不上中国。?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哪怕前半程跑慢些、少吸引点投资,也要保证劳动阶层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对自己投资、向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保证我们的“后半程”有足够的动力。因此,一个均富的社会,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更是中国大国战略的基石。

沃尔玛的例子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沃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元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价则是15~40美元),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万般无奈,企业裁员一半,只保留1500名职工,却要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许多工人加班加点,每日工作长达18个小时,一个月仅挣不到300元人民币,比当地的最低工资还低40%。就是这样,工厂还是很难盈利。

这就是像沃尔玛这样势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厉害。它知道自己的订单大,你小企业要靠它活,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拼命砍价,直到把价格砍到企业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地步。这样,沃尔玛把为它供货的企业,全变成了“打工仔”,挣最低的小时工资,劳动所得仅够生存。靠给沃尔玛供货,不管你如何努力,你永远做不大,因为沃尔玛的价格战使你没有资本积累的空间。这些供货的小企业,地位就像在美国国内的沃尔玛连锁店里打工的小时工一样,干的是死胡同里的工作,除了眼下的生存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

联想收购IBM PC业务的发布会

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中国社会从中获益十分有限。最近,美国政府和国会企图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一反常态,相继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华尔街日报》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天下最好的买卖。中国为我们生产我们觉得没有赚头的产品,而且价格奇低,利润大部分也被美国公司赚走,我们则得到了长时段的高增长中的低通货膨胀率,能够集中精力提升产业的层次和劳动生产率。现在的问题不是担心便宜的中国货,而是要操心这样的好买卖能持续多久。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们的问题则是:难道中国人要永远像这样为世界打工?

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无限压低价格,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十几年,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仍然没有索尼、东芝、尼桑、丰田乃至现代、三星这样的名牌。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第二,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我们自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很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战略性的十字路口。维持增长的后颈,有赖于战略性的思维,而不是沉溺于眼前的好时光,跟着感觉走。

20世纪50年代,日本靠着自己的产品价格低,以及朝鲜战争美国对军需品的需求,经济迅速恢复,小康社会初具规模。美国人骄傲地告诉自己的日本小伙计:你们生产不出我们美国需要的高质量产品,还是赶快占领亚洲市场。一句话,日本应该倚仗自己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打低端品位产品的主意。

如果日本遵从这样的战略,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了。所幸的是,当时日本朝野的一些有识之士,能够以超前的战略眼光看待未来,认定日本永远不可能靠日本人便宜这样的“优势”而崛起。于是他们瞄准高品位的产品,加大科技投资,提升国民的教育水平,改善国民的生活质量。

中国目前面临着同样的抉择。我们不能因为有13亿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13亿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这样,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应该迅速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独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动,高度透明的政府行为等等。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国家给企业松绑,并不是取消国家的职能。国家的责任,首先是保证个人的权利,而不是照顾企业的利益。如果一味地“改善投资环境”,放任企业的低薪甚至欠薪,就等于把社会经济资源不正当地从个人和家庭长远的经济规划中提出来交给企业,鼓励其短期的经济赌博。

中国经济的出路

中国必须提高产业层次,中国的政经界并非没有意识。不久前联想以17.5亿美元的天价买下IBM的PC系统,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大手笔。这笔交易,把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如huawei、ZTE、haier、TCL等等,竞相到海外收购、兼并、联营、试图创造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甚至有人说,中古的这些企业,将成为当年征服世界的索尼。

这样的热浪,多少体现了我们对大企业的迷信。说到底还是传承了计划经济的精神,希望以集中的资源,在国际上购买、兼并,一下子打造出国际一流的企业来。

实际上,这些大企业的行为,有极大的风险。企业兼并,并非是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必由之路。相反,野心过大的兼并,最终常常制造“白象工程”,耗资甚巨,高成本压低了盈利,甚至使企业长期负债,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真正的企业成功,在于提供领先的技术,而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像当年的索尼,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电器市场上几乎处处领先。现在的丰田,也比如今的通用汽车规模小,但总是能够比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早走半步。再如,日本的一个不知名的小企业,垄断了世界水族馆的玻璃市场,因为人家掌握了制造能够承受巨大水压,又有清晰能见度的玻璃,使水族馆中全透明、不加任何钢筋混凝土框架的巨型玻璃主缸成为可能。

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技术上没有一处领先,全处于跟跑的状态。海外收购,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技术,创不出名牌,于是希望通过收购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获得人家的技术和品牌。但是,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真正技术领先的企业,一般不会让外人染指的。能够收购的,大多是一些垂垂老矣、在技术和品牌上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并有许多不良债务的企业。如上海的汽车制造商,和英国的MGRover连手,以获得其技术和国际品牌。但MGRover陷入困境多年,连德国的BMW也无法令之起死回生。现在的MGRover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牌子,技术上更没有竞争力。在美国的大部分汽车销售网站和消费者指南上,没有了不起的地位,“名”在哪里?中国现在有着非常开放的经济,谁也不能指望从外面拿来一个二流名牌就可以关起门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甚至在劳动力价格上也不占优势,因为国内企业固然可以雇用廉价劳工,人家国际品牌企业也可以杀到中国,雇用你的廉价劳工。所以,MGRover在美国打不过丰田,在中国同样打不过。这样花大价钱把昔日的名牌买到手,就像是斥巨资请现在已经快走不动的马拉多纳来为我们踢球一样,最后可能输得更惨。

更糟糕的是,这些能够走向世界,斥巨资兼并、收购、联营的大企业,大多是国有或有着国有背景。它们目前的成功,往往不是靠市场上充分的竞争,而是靠自己所占有的优惠性或垄断性的地位。它们的企业行为,常常倾向于好大喜功、不计成本。如果它们算计不精,经营不善,又不能及时受到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惩罚,那么盲目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制造一些负债累累的硕大病夫,亚洲金融大危机那让人心惊肉跳的一幕,就可能在中国重演。

实际上,大企业的行为,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充满危机。比如汽车业,由于大家一拥而上,生产能力已经有过剩的危机。有些人预测,中国的汽车业如果不能在2010年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国内就会充斥着卖不出去的车。但是,在几年之间我们有能力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吗?日本、韩国汽车业需要的时间都比这个长,如果是家庭或个人自己的钱,人们会拿去这样在汽车产业上豪赌吗?再看我们的城市建设。大企业和追求政绩的地方官一拍即合,使得开发区到处都是,旧城区说拆迁就拆迁。推倒了“落后”的民房,盖起现代的办公楼、购物中心。结果,城市中的上班族集中了,居民面积却相对萎缩,房价扶摇直上,大批居民不得不迁居郊外,通勤上班,进一步造成交通堵塞、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治理这些城市病的成本,到头来又得老百姓来承担。

这一切说明,过于放任大气业的赌博,已经把我们的社会戳得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事实上,大企业的行为,常常是追随式、从众式的,看见人家造汽车自己也造汽车,看人家做电脑自己也做电脑。有创造性的个人则能够在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异军突起。当年的苹果电脑,如今的GOOGLE,都是这样诞生的。中国的经济要更新,不应该仅仅从大处做起,还应该从小处做起。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小人物的基本权利。中国的经济要长久繁荣,首先要等民工拿得到体面的工钱。他们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自己的产业。一大批小企业才能够迅速崛起。

个人富了,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劳动力贵了,才会逼着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和技术成分。靠肆无忌惮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来竞争,等于把企业越惯越懒,越来越固步自封,最后使中国经济走入死局。20多年的改革,使我们告别了国家的计划经济。下一步的出路。则是告别企业的计划经济。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政”。

  (摘自《中国不能永远为了世界打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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