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常起居中常会接到被指名生要求去法庭当陪审员的通知，这项很法律的知会人然不经预先洽询，来得之轻易，让你明白美国的整个司法制度“平民”得要命。
渐渐
法律平民化的后果，除了如我者流时常能接到陪审员候选函外，也包括了美国全民对重大法律案件所给予的参与热情和纵容这种热情的“国家习惯”。
上文多少已经提到，在美国生活，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最近法庭正在审理的一个大案”这样一项谈资了，生活中从邮包炸弹杀手到被邻家的猫狗在小腿上咬了一口等等，事无巨细统统能上法庭。这样看下来，这个社会不被法律绳制和不对法律议论风生那才奇怪。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一个被定罪后当事人可能被判六个月以上徒刑的案件都需要组成陪审团审理；而陪审员的选择范围也不是放眼全国地无规则挑选，如果拿洛杉矶的法庭举例，洛杉矶的陪审团成员一般必须是居住在审理法院所在地二十英里之内的居民。
在法律上，通常一个案件的审理会要求配备六名陪审员，遇到大案则会加码要求有十二名陪审员陪审。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被告可以要求陪审团的构成与当地选民的族裔、性别等方面状况成比例，以此来提高法律的所谓公正性。
追求这一“公正性”泛泛看来似乎有点吹毛求疵，但如果你在美国这个复杂的族裔环境中身临其境地住过一段，就会觉得从目前族裔间紧张的关系上来看，这一追求的出现不无道理。当然美国有太多的大案也被人指点出是因为这样的前因导致了反而不公的后果，比如前述在曾经震撼人心的“辛普森案”就是大例。
当然，辛普森案具有相当的社会轰动性，虽说可以作为前面说法的例子，但也可以作为人性易于被耸动的证明。这个轰动全球的大案挑陪审员时挑得惊天动地，先是从不计其数的人群中选取两在人候选，再精挑最后的十二名正式陪审员。
和别的案子不同，美国人在辛普森案中争先恐后地渴望陪审，而且在审判过程中陪审队伍还曾频频换将，因为其中不乏想由此写书赚钱和随便大肆透露审判内情者。一时间，十二名陪审员的风光程度可以说除了辛普森及关键法律人物，就数他们了。如此场景在美国的陪审史上并不多见，应该算是陪审制度最辉煌的亮点之一了吧。
美国的陪审制度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必须达成陪审员意见的一致性，亦即在案件判决中必须全体陪审员一致同意某一判决成产，不错，意思就是如果有一个陪审员固执已见持反面意见就可能出现僵局（Deadlock）。再不然就必须解散陪审团，整个审判过程再推倒重来，这也有形容名词，叫做流审（Mistrial）。
这要一个强求一律的规定在美国这种高度个性化的国家出现，实实在在让人感到法律平民化之后给法律执行本身带来的艰难。美国说到底是号称以观念开放为社会观念基础的，十二个来自不同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陪审员如果能达成一致的是非标准，倒也奇了。更何况越到近年来美国的族裔文化越不趋向同一，而走向自我维护的歧路，因此，争取族裔权益的目标常常也引发人们到各种现实案件中去寻求体现，这就更加剧了对陪审团意见求同的难度。
值得庆幸的是，事实上从全美历经的法律历程看，陪审团产生僵局的情形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多，随便举出完整一年的数据做例子：一九九三年全美判决案件中出现僵局的案子仅占总案件量的百分之五。这说明美国人在法律事务处理上，总的说来还算识大体。但也有例外，在这方面记录比较坏的地区是我所在的洛杉矶，据报道，去年洛杉矶这项比例高于百分之十。
这其实不是小事。美国的大案无不牵挂着整个社会之心，造事两方或者是两方涉利益人士要的就是法庭的说法，一旦说法出现，就有不同后果。早两年，美国黑人金恩被警方欧打事端判决后最终导致洛杉矶黑人大暴动的案子就是个中典型。金恩的案子原来就该说是警民之间的纠纷，继而因为警员多为白人致使矛盾升级为黑白族裔争斗，而法庭结果一下来黑人举行暴动之后，遭到巨大破坏的却又多是在美韩国人的产业，于是又演变成为黑黄之间的族裔仇恨。如果黄种人也拍案而起，大冲出家门搞事情，再后的后果只能逮谁算谁了。
打斗的循环就更加摧毁了美国政府小心翼翼营造起来的族裔和谐假面。幸好黄种人没有疯狂，那些被人抢了商店的韩国人最大限度地只是在自己店内和屋顶架起了长枪，“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些彼此的侵犯让人沮丧，始知言辞裔间实实在在的天然分隔好长时间内断然还看不到指望。虽然当遭遇地球毁灭假想时所有地球生命确定会一同惊恐万状，但当这种假想稍有淡化，自相杀戮顿成要务。话说回来，如今的地球上，战争之类、恐怖活动之类如果说起因没有族裔及至宗教冲突，倒也少见。
我敢说各种级别战争的最初引线和后果相比全是“鸡毛蒜皮”，纳闷的是最终招致的深仇大恨之逼真就好像我们之间完全没有生死连接。
（二）
细究美国的陪审制度其实和美国很多时尚一样是欧洲货色，它最早由英国传入，一六０六年开始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首次被正规使用。那时候，美国人的思想还处于朴素阶段，执法人只是认为：根据人们的良知，由民众组成的陪审人员，哪怕是丝毫不懂美国法律的人也会凭良心对案情进行正确判断，从而减少法官判案的恣意性。
这么设想当然是善意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法律过程和后果也多所说明，陪审制度也曾经是造成社会分歧和评判不公的关键所在。一些著名的案件中，遵循陪审制度的结果是法官的判案恣意性被扼制了，陪审员甚至陪审员整体为利益所动的恣意性却膨胀了。
在美国当陪审员政府是有所津贴的，在这方面，我所居住的加州据知是全美津贴额最低的，每天仅为五元，二０００年七月加州政府首度提高陪审员的日津贴为每天十五元，一改自一九五七年以来从未提高此一津贴数额的旧貌。
从技术层面上系统地说，得以充当陪审员的美国公民被要求具有如下特点：对法律裁定的结果没有任何私人利害关系在内、在抗辩过程中不偏袒任何一方、没有犯罪前科、通晓英语等。
虽然在纽约等州内连州长都不能得到陪审豁免，但是当陪审员这事对美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真正的苦差。其说起来是民众的义务，但是真分派下去到每一个正平常度日的人们头上，还是搅乱了别人家里的一池春水。
美国有关机构选择陪审员的手段一般是采行抽签办法，依据的名单有时候甚至建立在民众的汽车牌照等等号码上，因此，弄错的事经常发生。
美国人多半惜时如金，陪审制度看上去又是那么低利润地“额外”，自然让人躲犹不及。虽然美国政府规定被“抽”中的人一定要去当陪审员，做当事人雇主的也必须边继续发放薪水边放员工前往陪审，但是太多人仍旧排拒这项飞来横事。在这方面，我所居住的加州仍为恶例，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朗诺?乔治说：加州的一些县公民回应陪审函的比率只有百分之六，而全美国平均回应率也不过百分之四十。
简单地对陪审“邀请”拒招不到也不是坦途，美国环环相扣的法律规定，对拒绝当陪审员的美国公民一定施以惩罚，有可能是罚款甚至进监狱。当然，日常中的有些人道理由是有可能豁免这项“苦役”的，比如说家里有幼小儿童需要照料，或者当事人的英文程度不好等等。
在另一方面，当事人一旦不幸被“抽”中也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陪审员了，法院方面其实还要在这里面进行挑选和调整，很多人在这道关口上还是会被“幸运”地刷下来。更有此些“幸运”的人还会因为某些相关条件过差得到一个“永久豁免当陪审员”的“特赦令”。
细说陪审，你大概永远想不到在美国这个对女人礼遇有加的国家自第一次出现陪审制度之后长达两百九十年内，竟然没有过女陪审员，须知这个两百九十年过完之后已经到了一八八六年。这事情曾经闹很大，闹到最后甚至不得不动用法律来更改“男陪审法律”。在全美，犹他州是第一个通过立法准许女人担当陪审员的州，而阿拉巴马州直到七十多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六七年才允许女人担任陪审员。
这里面的深奥可能不是“如果陪审员的定义是陪审人的话，女人也是人，所以女人就可以担任陪审员”如此简单的辞意推理能够让其对号入座。美国有些法规你独自听上去觉得语出骇人、惊诧莫名，但让很法律的人有条不紊地解析过后，你又会叹说其中暗藏精辟。我就间或上过这样的当。
（三）
二００二年补白：现在，眼下，就在我不断地敲打电脑键盘的这当时当刻，确切时间是二００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晚间十点整，此亦即我最后一遍整理此文的时候，我的面前正端放着一张面额为美金两块八毛五分钱的支票，寄自洛杉矶市政府的这张支票编号为T6725492。这是对我二００二年七月八日前往我家附近十八英里以内的一处法院担任陪审员的全部酬劳。
无从逃避地，我最终还是被选去当了陪审员。
二００二年的七月八日是星期一，我在此日期到来的近半年前收到来自政府的要求尽陪审义务的公函，为此，我曾经回信推说自己的英文不够完美，但这一区区理由被对方毫不理会的第二封信一掌打回，我被要求必须到庭。最后的一纸通知到来之后我从外州提前赶回，在七月八日这个平淡无奇的周一顺从美国政府的指派。
美国的法院大楼内躁动而凌乱，充斥着面色凝重匆匆而行的人，我估计这乱象也和我这样的陪审人等多半第一次“执行公务”不熟悉地理而不得已逐层乱窜有关。
窜到我该到的那层，一眼看到沿着冰冷森严的内墙已经排队站了数十口人，男女老少混杂而列，排在队伍最后的那老几位对自己所排之队的准确意义有些支吾其辞。没问出多少名堂的我只得沿着队伍找到陪审员等候室，推门不看则已，一看就看见将近两百号人已在那里默默以坐，听某年轻女士滔滔不绝地在扩音器后讲述规则。
后来的情况我有些懒得回忆，只记得沮丧到家的我还是先在外排队后入内等候，眼看着屋子里的人在一遍遍不同的呼叫当中排队而去（我相信是陪审而去），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抱怨说：他的邻居曾来等候当陪审员，当天没有被叫到号，第二天还要重来一次。“而且，一旦被叫到了号，被摊到的案子如果难判一点，很可能会陪审两个星期甚至更多。”此话一出，想像自己？顾自己报社铺天盖地的杂事而持续无数天半吊在法庭内和罪犯展开面对面视线交住，我真觉得天地黯淡。
我沉浸在如此黯淡中直等到日正当中的中午。这时，扩音器后滔滔不绝的女士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可以进行限时午餐，时间一到必须再行等候。听见如此告诉，我面前有人干脆把头一埋，在桌子边立即睡开了午觉；而另外一些老妇女们把扑克牌一摊摊在了我的旁边，大打着就开了局。
我窜下楼去，开车晃出去吃了正式的午饭，回来之后只见睡觉的人没醒，打牌的局没散。
下午，又是不同的人被叫起排队而去，眼看着这样的一些单调的动作反复上演，让人备感时光的缓慢。
约摸到了三点左右的时刻，滔滔不绝者忽然再次出现在扩音器前面对着剩下的大约三四十位等候得垂头丧气如我者匆忙讲了几句简短有力的句子，刹那之间整个屋子里的人忽然轻微地沸腾了。
我当时有些走神，回过脑子来刚想问周围的人那“滔滔不绝”才讲了些什么，身边的某南美洲大婶急促地告诉我：“都可以走了，我们不用再陪审了。”
这突如其来的寥寥数语让我猝不及防，对方则连为什么都无从细讲，把别在胸襟上的陪审员名牌交回法庭窗口即刻消失。
我走出法院大楼的时候觉得阳光有些晃眼，这时扭头回望了一眼身边仍旧人潮汹涌的楼内我感觉有些微妙，说不清是高兴还是遗憾。我当然明白善尽义务和躲避义务之间的异样，但我还是莫名其妙地躲过了两个星期甚至可能更多的时光耗费。所以，听到放行的通告后我曾说过我见识到了“轻微的沸腾”，看来，人的深层类别，大多同一。
义务和躲避话题敏感，涉及嘴脸的高尚与否，不说也就不说吧，多说了出破绽。
哪天没人的时候，我偷偷地只跟你一个人说。
（摘自《洛杉矶已久》，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定价：2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