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
“孝严、孝慈要不要回到蒋家？”、“孝严、孝慈能不能回到蒋家？”过去几十年在台湾社会里，确实引起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好奇。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的关切，也有的
“能不能回到蒋家？”我很早就认定，若无主动作为，这个问题将永远不会有结果！经国先生过世后，蒋家里面就更不会有人为这件事采取行动了！
自先母在桂林遇害数十年来，章家大小有多数的时间，过的是一种“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从来不敢张扬自己的身世。还记得在念初中时，我听到二舅和外婆多次当面否认别人好奇的询问：“这对双胞胎是不是蒋家的骨肉？”他们回以极不自然的笑容，却明确地说：“不是，不是，……不要乱讲。”我不懂这些对话的意思，但一直忘不了挂在他们脸上那种尴尬的表情。外婆很痛苦地告知我们实情之后，还要我们把它藏在心里，不要对外走漏，她真的担心会进一步惹来杀身之祸。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敢承认，对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这种内心长期的煎熬，绝不是蒋家其他成员所能体会于万一的。
章家在新竹之所以过得那么困顿，当然是有人为了要保护经国先生及蒋家的声誉，使得章家大小无辜地做出了牺牲。经国先生一定交代过王升要妥善照顾远在新竹的章家，最初几年，王升确实尽了力，也办到了，但后来由于王升和二舅舅没相处好，全家一下子陷入难以置信的窘境。王升不会也不敢向经国先生报告那种穷困的实情，经国先生还以为他两个在新竹的孩子一直过着无忧无缺的生活；他更可能误以为，孝严、孝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所以也从未影响到心灵的平静。有许多事，他确实被部属隐瞒住了。
祭拜祠堂先认祖
台湾的蒋家，从来没有对我和孝慈开启过回家的大门，但是，在大陆家乡奉化溪口的蒋氏族长，却为我们敞开了一扇窗。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经国先生过世九年之后，我意外接到浙江奉化溪口三位蒋家族长蒋中伟、蒋宝祥及蒋嘉富的联名信函，诚挚邀请我带妻小去蒋家祠堂祭祖。信中强调，要认祖归宗便要先来祭祖。以当时我担任“外交部长”职务，要前往大陆，几不可能，因为台湾有不准政务官进入大陆的规定，而且严格执行。所以，那封信便被我锁进抽屉，不仅没有复函，连妻子美伦我都未曾提及。
二○○○年三月十八日台湾“大选”，民进党获胜。五月二十日国民党交出“政权”，对在台湾“执政”五十年之久的国民党而言，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局！我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后，我和许多所谓“前朝要员”一样，将离开“政府”，回到民间。
自我一九六八年二十六岁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到二○○○年五月二十日离开“政府”岗位，出任公职，转眼共三十二个寒暑。二○○○年我办理退职时才五十八岁，以这个年龄若就“告老返乡”、“安享余年”，未免太早了！我不会允许自己这么做，面对新的未来，我勇敢而坚毅地做出第二个生涯规划。
二○○○年八月四日，我偕美伦、子女、孝慈妻子申德及其子女，同往溪口蒋公故居“报本堂”拜祭，并到先人墓前扫墓，受到蒋氏族人和一般民众夹道欢迎，热闹之程度，可谓空前。根据《中国时报》随行记者尹乃菁二十五日报道：“虽然从昨天章孝严抵达开始，大雨持续下着，可是今天一大早，就有人守在蒋氏故居前，等着章孝严祭祖。有一位自称蒋家族人的老先生，清晨六点就来了，大批人围在蒋氏祠堂前，议论纷纷。他们对蒋经国和章亚若的故事都挺熟悉，谈到章孝严回乡祭祖，好几个人都操着宁波口音说‘早该回来了！’……好不容易等到章孝严抵达，大家挤着凑上前来和章孝严握手，抢着对章孝严说：‘经国先生是我堂舅’、‘我也是孝字辈的’，人太多，还有人抱怨公安把章孝严包围得太紧，章孝严只能匆匆招呼；每到一站，总有人指指点点说他长得很像蒋经国。”
待进到“报本堂”正式祭祀仪式开始时，已八点多。原本以为大陆经过“文革”，有关传统祭祀仪式已付之阙如，令人意外的，相关祭品准备得很完备，祭祀也一板一眼，丝毫不苟。我代表家人向列祖列宗灵位上香行礼之外，并宣读亲自撰写的祭文。
随后率家人行三跪九叩礼，情绪颇为激动，全家在泪水中完成认祖祭礼。祭祖之后，冒着风雨前往祖母毛太夫人、曾祖母王太夫人、曾祖父肃庵公及伯祖父介卿公等先人墓前叩拜。随后抽空到经国先生住过的“小洋房”参观，那块因毛太夫人惨遭日机炸死，由经国先生亲笔手书的“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的石碑，就立放在客厅，任何人都会直接感受到经国先生当时的悲愤。
二○○○年九月五日“奉化溪口“认祖归宗”实质层面之旅，返回台北后，我即着手另一法律层面的工作――身份证“父母栏”之更正。
一九四四年五月，外婆带着我和孝慈，从江西万安到贵州铜仁县，去投靠当县长的儿子章浩若和长媳纪琛，一住就是两年。在铜仁期间，外婆和舅舅灵机一动，想出掩护我和孝慈身份的一个万全妙法，事先并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就是对外宣称：这对双胞胎是刚从外地前来履新的县长章浩若和夫人纪琛的两个儿子，真是天衣无缝、无人怀疑。从此，原来的蒋姓便以章姓取代，学名从蒋孝严改成了章孝严。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在新竹市报户口时，父亲栏填的便是“章浩若”，母亲栏写的是“纪琛”，这一错就是一甲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于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媒体有所报道，我的动向也逐渐开始引起外界注意，对我奇特的身世更是好奇，而私下有了议论：当我听到这些谈论，只能装傻从不做直接回应。
有次《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刻意当面问我是哪一省人，说是浙江人不妥，说是江西人也不宜，我只有答复：“我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后，我和经国先生有血缘关系这桩事，慢慢在台北传开，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秘密。曾有人冒失问到“为什么姓章？”、“为什么父亲栏写成章浩若？”等很难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问题，我只能幽对方一默，跟他讲：“你最好不要问，你所问的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栏位，我老实告诉你，我身份证上所载的内容，除了‘性别’写对以外，其他没有一栏是正确的，你要我从哪里说起？”
身份证的“父母栏”，的确困扰我很久，明知记载有误，但要改正，因牵涉范围太广，手续又繁杂，实在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正名”按部就班
我决定于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携全家大小进入溪口蒋家祠堂祭祖，就是启动整个程序重要的第一步，也想借此行动让两岸民众看到，自该日起，我已成为“蒋家人”。就如外交领域中国际法部分，谈到“承认”就有“事实承认”和“法律承认”两种。我到溪口祭拜祖宗和祭扫祖坟，已经完成蒋家祖先的“事实承认”，对日后迈进到“法律承认”，至为重要。
二○○一年我开始认真进行“更改身份证”的起步准备，包括搜集文件等等。春节过后，我就和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长林正修联系，想听取他专业的建议。他很客气，亲自到我办公室把申办步骤作了完整的说明。依照“户籍法”的规定，分两部分办理：一、先举证原身份证上父母栏之登载内容不实，并证明“章浩若”与“纪琛”，仅系我亲舅舅和舅妈；二、同时举证“蒋经国”与“章亚若”系亲生父母，且生父在生前对我和孝慈有抚养的事实。
关于“蒋经国是我生父”一事，尽管在台北早已不是秘密，而我适时在二○○○年底到溪口老家专程祭祖，透过媒体大肆报道后，对此点之认定更有具体强化作用，使之能化暗为明，成为属于众所皆知的事实，一旦我的“蒋家关系”成为像“太阳是从东方升起”一样大家共同认定的事实，以后法律上根本不会要求什么事证，验DNA都是多余了。
王升出具证明书
我到奉化祭祖之前，去看已高龄八十有五的王升，他就全力支持我这么做，且再三提醒我，应当照着经国先生的愿望，早日认祖归宗。当我祭祖回来，告诉他我计划先行更正身份证，他更表赞成，说事实就是事实，不做是不对的。他并在四月七日出具“证明书”，证明：
一、章孝严先生确为经国先生之亲生子，母亲为章亚若女士。
二、出生后，章孝严及其双生兄弟章孝慈之有关生活费用，均系由经国先生所提供；其中若干部分，曾由本人亲自转交予章孝严的外婆及舅舅。经国先生对其亲生子女章孝严及章孝慈确有扶养之事实。
王升的证明是不能或缺的。当时我曾想，幸好他命长，若是我再犹豫几年，这张亲笔的证明书，可能很难拿到了。
二○○一年八月十二日，透过表弟章修纲由他母亲书面具结证实：
一、其夫章？若乃章亚若女士之弟，一九四九年章孝严自大陆迁居台湾新竹，由章？若代为申报户口时，误将章浩若、纪琛登记为章孝严之父母。
二、章孝严出生后，蒋经国先生不但承认其为己出，并将其托付章孝严外婆章周景华女士及二舅章？若养育，且由亲信王升按时给付扶养费用。
我于二○○二年五月十日，向台北市大安区户政事务所正式提出更正身份证父母姓氏不实及生父认领事宜之申请。七月十二日与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广东省立医院）联系，由该院于八月一日出具出生证明：
章亚若于公元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在我院分娩一对双胞胎（当时乳名大毛、小毛，又称丽儿、狮儿），即章孝严、章孝慈。特此证明。
二○○二年我携美伦首次返回南昌访问时，设法和数十年未曾谋面的大舅舅章浩若的两个儿子章修纯和章修维会晤并促膝长谈。同年八月需要他们证明“章浩若”和我只是甥男关系时，两人即于八月九日以书面联名声明：
一、我们的父亲是章浩若。
二、章亚若是我们三姑，生前育有一对双胞胎，即章孝严、章孝慈。他们出生半年后，三姑即在桂林市暴病身亡。
搜齐以上各项文件，旨在明确证明：一、蒋经国为章孝严兄弟生父；二、章亚若为章孝严兄弟生母；三、蒋经国有抚养章孝严兄弟之事实；四、章浩若并非章孝严兄弟生父。唯独“纪琛并非章氏兄弟生母”一事，需要更明确之证明。
大舅妈毛发DNA比对
二○○二年九月三日我到美国访问，欢迎晚宴后，我于十时十分驱车探望睽别五十三年之久的大舅妈纪琛，她已高龄八十有三，身体尚健朗。当晚是由“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万组长和张组长陪同前往，事先也是透过他们安排，才联系上大舅妈。见面时，我已完全不认得她，但她说一眼就认出我和美伦，因为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报道。她说了许多陈年往事，到离开时已深夜十一点多。
离开前，我跟大舅妈说明，我正在台北办理身份证更正手续，必须证明“纪琛不是章孝严生母”，把母亲栏位空出来后，方可再填入“生母章亚若”的名字，最能被采信的证明，就是将大舅妈和我的DNA做比对，所以需要她几根带有发囊的头发回台北化验。纪琛一口答应，由美伦现拔两、三根头发，交由在场“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两位组长放入事先备妥的小信封袋并加封，然后用公文送台北“内政部”处理。
“内政部”接获“洛杉矶办事处”函转数根大舅妈的毛发后，并派员到我办公室拔了几根头发，立即交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进行DNA比对，九月三十日报告出炉：“经DNA―STR鉴验，确认纪琛女士非章孝严之生母。”
二○○二年十月获得通知，同意为身份证之更正，全案才算确定。
台北市户政事务所原通知十一月初即可换发新身份证，但我刻意延迟一个多月，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去申领，因为那天是我和美伦的结婚纪念日。
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午由“立法院”王院长出面办了茶会，既是结婚纪念，更与好友庆贺归宗的实质完成――根据身份证之更正，我可以大声说：“蒋经国是我父亲！”
坚守对孝武、孝勇的承诺
很少有人知道在领取新身份证之前，我曾要求户政事务所同意我暂时保有母姓。户政事务所在通知我换领新身份证时，原依有关规定，要求我同时改从父姓“蒋”，我基于特殊考量，并提交一份“从母姓决定书”，陈明“本人办理户籍资料父母栏更正登记申请手续，志愿仍从母姓，不改从父姓。特此声明为证”。我才得以维持“章”姓。我之所以这么做，有我的苦衷和思考。
一九八八年父亲经国先生过世后，我和孝勇和孝武两位同父异母兄弟才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我和孝武走得更近，他不只一次主动和我谈到有关我“认祖归宗”的事，我只能说：“这是多年的愿望，但不急。”他说：“这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是，可不可以等到我母亲百年以后再处理，我还可以协助。”我说：“当然！我很了解也非常谢谢。”孝勇和我谈到这件事时，持同样的说法，我也表示同意。我把他们的意见当面转告了孝慈，他没说什么，只淡淡回应一句话：“都等了五十多年，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千万没料到，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日孝武突然过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孝勇又病逝，而且都比他们母亲蒋方良女士走得还早。孝慈也在和孝勇同一年的二月十四过世。蒋家第三代凋零之速，令人无限感慨。我面临的环境，和几年前又完全不同了。在“归宗”这条路上有直接关系和能帮上忙的人，都一一不在了；有时深夜沉思，我真不能确定上天会特别厚爱我几年？连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孝慈都猝而病逝，凡我能掌握的生命，都是上天特别的恩赐，我要自己一天当两天用，活出它的意义来。一种责任呼唤，让我在二○○○年启动认祖”的第一步，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更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要走多少年？但是我会坚守对孝武和孝勇的承诺，“归宗”的完成，一定要等到他们母亲百年之后。
这是为什么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新身份证上的“父亲”栏已改正为“蒋经国”时，但我仍要求保留母姓的原因。
蒋方良女士于二○○三年十二月病逝荣总，她出殡当日，为示尊重，我携美伦刻意离台，避免出席或不出席的尴尬，以及媒体的议论，而造成对她的不敬。在她老人家过世之后，我才提出改从父姓“蒋”之申请。俟蒋方良女士过世满“七七”四十九天后，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我始换领真正象征“认祖归宗”圆满落幕的那张新身份证，除本人依法改名“蒋孝严”外，配偶及子女亦均得办理姓名变更登记。
我把改从父姓“蒋”的过程刻意延缓，是对蒋夫人方良女士应有的尊重，也是遵守对同父异母兄弟孝武、孝勇生前的允诺，更是对父亲经国先生的孝心。
（摘自《蒋家门外的孩子》，九州出版社2006年6月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