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墨染的岁月，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强烈的正义感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她为此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
傅雷夫妇火化后，由于规定不能保留骨灰，所以朱人秀没有去领取骨灰。
然而，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
傅雷夫妇生前认过一小“干女儿”，那就是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当时她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怎么在上海又冒出一个傅雷夫妇的“干女儿”呢？
我经多方打听，1984年1月21日，终于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她的家。
她跟母亲住在一起。她不在家。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个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
原来，她的父亲江风是一位身世坎坷、正直清贫的画家。受父亲的影响，她自幼喜爱绘画、书法。她的母亲拿出她的国画给我看，不论山水、花卉，都颇有功底，书法也有一手。她所绘的彩蛋《贵妃醉酒》《貂婵赏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笔触细腻准确。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进来了。哦，正是她！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这样年龄的上海妇女，绝大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
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以为那只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她用很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很有层次地回溯往事。可以看出她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
她说，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是，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中认识了这位执著、认真的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听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生。告诉她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她顿时懵了。钢琴老师的女儿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听说，傅雷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她听罢，心潮久久无法平静。她决意瞒着父母，独自行动。
她马上赶到江苏路。凭借墙上的“打倒老右派傅雷！”的大字标语，她很容易就找到傅雷的家。不过傅雷的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向傅雷家的邻居打听，得知傅雷保姆就住在附近，于是她来到傅雷保姆周菊娣家。
她从周菊娣那里得知，傅雷夫妇死后，在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不准认领骨灰。她听了之后很着急，她想，能不能由傅雷的亲属出面去认领骨灰？她向周菊娣询问傅雷亲属的地址，周菊娣告诉她，傅雷的姑母就住在不远的武定路。
她来到傅雷姑母家中。她问起傅雷亲属之中，谁能够出面去认领傅雷夫妇骨灰？傅雷姑母说，傅雷之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无法来上海。除了傅聪远在英国、傅敏在北京之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在上海。
于是，她便以傅雷“干女儿”的名义，赶往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前去收留傅雷夫妇的骨灰。但是，她无钱购买骨灰盒。
江小燕书法作品
她从那里的登记本上，查到朱人秀的名字以及地址。
据朱人秀回忆，她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说明来意。朱人秀问她姓什么，她说自己姓“高”（据她自己说，由于上海话中，“高”与“江”音相近，所以自称姓“高”）。朱人秀问她往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而且又从未谋面，与傅家非亲非戚，有点不放心。于是，朱人秀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他陪着“高”姑娘前往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在买好骨灰盒、领取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带回自己家中，暂且先保存起来。
过了几天，她和张廷骝约好，一起把傅雷夫妇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传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罢免傅怒安……
朱人秀说，1979年上海要为傅雷夫妇平反、举行追悼会的时候，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她派女儿和姓涂的亲友一起到永安公墓，竟然没有找到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他们非常着急。一问，才知道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安放在永安公墓之后，多年来没有人来祭扫，也没有交管理费，按照规定要“处理”掉。毕竟天下的好人多，永安公墓一位管骨灰盒的人，当时从“高”姑娘口中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没有把它“处理”掉，而是转送到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傅家亲属在那个管理员陪同之下，在上海远郊的青浦找到傅雷夫妇骨灰盒……
朱人秀回忆说，1979年当傅聪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父母的骨灰盒，非常痛苦，同时又非常感谢那位不认识的“高”姑娘。
在领出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她出于义愤，给主持正义的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信末，她没有署名。
她告诉我，“当时，在关于‘文革’的《十六条》中，好像里面有一条提到‘只要是爱国的，就是……’我听说傅雷在遗书中说到‘自己是爱国的’，所以要为傅雷鸣不平。”
在那艰难时世，小小弱女子的她，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在当时，二十七岁的她，还是一个“无业者”――在父亲身边充当绘画助手并照料父亲。
她告诉我，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凭她门门优秀的成绩，步入大学校门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就在她即将高中毕业的1958年，正处于“反右派运动”尾声。按照上级的“反右补课”的规定，学校里的“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便把俄语教师柴慧敏打成“右派分子”。可是查来查去，这位女教师的“右派言论”仍“不够数”，知道她俄语成绩优秀，与柴老师关系密切，一定要她“揭发”。她怎能做这种诬陷之事？！由于她不愿从命，她在班上受到批判。她记得，在批判会上，同学们都坐着，唯独她站着。在遭到批判之后，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八个大字断送她的前程。她的“政治品德”，被写上“差”！于是，她的大学梦就此破灭。于是，任何单位都不敢录用。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那位被戴上“右派分子”的俄语教师柴慧敏，后来在“文革”中被逼上绝路，像傅雷夫妇那样自杀了……
年纪轻轻的她有过这番冰寒彻骨的经历，她理所当然打心底里非常同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傅雷的悲惨命运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傅家的灾难。
她压根儿没有想到，她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未能寄出上海，便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他们见到信的字迹老练，书法漂亮，以为必定是上海文化界的“老家伙”写的，便作为重大案件追查。一查，才知道出自一位姑娘之手。经过反复调查，这个小女子背后确实无人“指使”，这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中阴影中生活了十二年之久！
她告诉我，1972年父亲去世之后，她走出家门，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工作，那时她已经三十三岁。她一天的工资，最初是三角、四角，后来是八角、九角。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她自知这一生“要苦到底了”……
从下午3时一口气谈到晚上8时，我深为她的精神所感动。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一个弱女子》。我信守诺言，通篇只用一个“她”字。
此后，我与她有了许多交往。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她异常的刻苦，非要把当年无法进大学的缺憾补过来。1985年秋，四十六岁的她居然去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毕业，各科成绩皆优，终于圆了大学梦。1987年，她获得上海市首届“永生奖”钢笔书法大赛二等奖。1988年，获“庐山杯”全国书法大赛一等奖。1989年，她的书法作品被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名列中国当代书画家之中……
更令人感动的是，她对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在物欲横流的今日，她安心于过着简朴的日子，如同出污泥不染的荷花。她为傅雷伸张正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一生的幸福。《傅盏家书》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傅雷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深深的尊敬；傅聪一次次回国演出，掌声雷动，鲜花簇拥。傅家如日中天。傅家当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她还说，如果她今日接受傅家的报答，那当初她就会挺身而出了。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
她以为，“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我需要什么？我所要的是：自尊，一小女孩子（别管那女孩有多老）应有的自尊。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
她这样论及灵魂：“我在这块土地上拖过了童年、青春，看尽了尝够了不同的人对我的明嘲暗讽，偏偏我的敏感自尊又是倍于常人。然而我愿宽怒他们。因为人总是这样的：活在物质的空间中，便以物资的眼光估价别人、估价一切。他们不知道人赤身来到这世界，人的灵魂是等价的：也许大总统的灵魂比倒马桶的更贱价，如果他的心灵丑恶。可惜，不是每一个人能想到这一点。如今我已到了这样的年岁：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只求和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
她是那么的“傻”。旧房拆迁的通知寄到她手中，她连忙从市中心到远郊的临时租借的房子，房租比她的工资还高。迁出去半年了，回到原地一看，许多邻居仍“按兵不动”呢，而她家竟成了拆迁办公室！
一生磨难，退休时她还只是“助理研究员”。退休之后，她仍在学校里，给一位日本留学生实习汉语课，以求在那菲薄的工资之外增加一点收入。
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我给她打电话，她总算同意了。我陪同傅敏来到她的学校。傅敏刚要当面表示谢意之际，她马上制止道：“你要说什么话，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吧！”那天我带了照相机，想给她与傅敏夫妇一起拍一张合影，她也谢绝了――她从来不让我拍照。
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江小燕当年的所为，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见义勇为”。然而，这“见义勇为”，对于一个纤纤弱女子而言是太不容易了，无权无势，无名无利的，年逾花甲，至今独身。退休多年的她，在上海过着平静、平凡、平淡的生活。绘画、书法、诗词、音乐，使她的精神世界格外充实。她在给我信中写道：“余深心之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易，则何悔之有？君不闻：‘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宁然，净然”，正是江小燕心灵的写照。“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凡女子有着不平凡的胸襟、纯洁的灵魂，江小燕为华夏大地增添了动人春色。
毕相望先生写过一首诗，称赞江小燕为“仙娥”：
江湖侠骨已无多，
况复秋潦太滂沱。
谁分昏黄闻，
剔灰埋骨有仙娥。
2004年7月，江小燕赠我横幅，写着：
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
自处超然
群处蔼然
我想，这既是她给的赠言，也是她自己的处世格言。
由于江小燕从来不同意我拍照，又不愿提供她的照片。正因为这样，在这本《傅雷画传》里，没有收入她的照片。征得她的同意，把她赠我的横幅作为书法作品，收入本书。
（梁鑫摘自叶永烈著《傅雷画传》第八章《[文革]悲剧中第七节”，书中本文的标题为《“干女儿”挺身而出。《傅雷画传》叶永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定价：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