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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纸片上的中国百姓生活图景

2006-10-01 16:01:00 来源:书摘 许善斌  我有话说

(图1)

(图2)

《证照百年》一书精选了清末以来未收入正史的历史残片300余张,从婚俗、文凭、娼妓到交道工具证照、通讯票证,等等,每张证照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它们组成了一部独特而生动的中国现代生活史,见证了百年中国历史的荒唐与真实。

一张光绪十八年的“收照”,就相当于现在的采访介绍信吧。介绍一个举人去采访一个节妇,奇怪的是上面还盖了“一切不收分文”的大印。这使人不由地想起了“有偿新闻”,可能那个时代就有“新闻腐败”了,给人家树碑立传就得有点好处。(图1)

一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良民证”。其中有的“良民证”上有“高级”字样,想必除了汉奸,其他人也不配称作“高级良民”。(图2)

一张民国24年(1935年)政府颁发的收音机购买证,因为收音机进入中国时间不长,属于政府管制的东西,当时归交通部管理,不是人人可得的。(图3)

(图3)

(图4)

这张婚书已经130多岁了,当时中国还没有引进西历,上面写的是“同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历1872年。这只是个封面,把两份婚书折叠在一块书写,上面的“天作之合”只有一半,男女两张合在一起就完整了。

婚书顶上还贴了4个小印花,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印花税票”。从里面的文字得知,男方是咸丰四年(1854年)出生,到中华民国建立时已经快60岁了,连孙子都该结婚了,还要缴纳“婚税”,你说这号政府是昏还是混?(图4)

这是一张法庭的离婚判决书,字里行间颇值得玩味:

女方在男方家中存有的东西,计粗布棉衣一身、夹袄一件、袍衣一个、门帘一个、洗脸盆一个、镜子一对、茶碗一对、纺线车一辆、筛子一个,全部由女方带走。

这就是一个农村妇女的全部所有,在当时有着广泛的普遍性。(图5)

(图5)

(图6)


这个卖老婆的家伙大概与穷字不沾边,因为这位卖老婆的仁兄还能当上堂堂的“主婚人”!你想呀,谁家愿意请一个叫花子主持婚礼?他一定是个有头有脸的“文明人”,“文明”到把老婆当商品的程度。此人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老婆卖给了别人,还亲自给买家当“主婚人”,这事按说是够滑稽的了,可这么离奇的事实实实在在写在纸上。还盖有正儿八经的官方行文和大红公章,这张特殊的结婚证上的时间是成吉思汗纪元738年4月9日(公历1944年),上面不伦不类的四色旗,有点儿像伪满又不是伪满,那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末尾,猜想可能是蒙奸的傀儡政府干的,后来一查果然是所谓的“蒙古自治邦”的“杰作”。(图6)

光绪年间的山西师范学堂毕业证是中国最老的文凭之一,它是第一批学堂的第一批“产品”。有资料表明这类毕业证总共只出了100多张,这张毕业证的个头比对开的大报纸还大,堪称毕业证中的“巨无霸”。它几乎成了“学生档案”。其学科考试成绩有“总分”和“匀分”(就是平均分)。该学生成绩平均64分,按规定“填给中等文凭并派充各府厅州县高级小学堂教员管理员以示奖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校负责分配工作,毕业后到低一级的小学堂去当教师或者负责人。

各位任课教师的名字也在毕业证上面。当时管教师叫“教习”,管校长叫“监学”。这张毕业证上3个“教习”的名字中,带有“上野”、“小松崎”、“多田”等不常见的姓氏,一看就知道是日本教师,可见当时就已经有“外教”了。(图7)

(图7)

(图8)


幼儿园那时叫幼稚园,这类学前班当时很少见,是“进口货”。现在幼儿园学习期满很少颁发毕业证,老外的管理却很正规,还一板一眼地颁发毕业证。给幼儿园孩子发毕业证可以给孩子以荣誉感,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另外也是一种个人成长的记忆凭证。这是民国11年(1922年)12月,清心幼稚园园长颁发给学生的肆业证书。(图8)

(图9)

(图10)

妓院是个非常古老的行业。这第一个妓院的“总设计师”头衔,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宰相管仲头上。他挖空心思搞起了“国有色情企业”,利用妓女赚钱为国家创收。就因为这位名相这一大发明,后人嘲笑他的班子是吃“软饭”的。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官办妓院的妓女来自内外两条“供货渠道”:对外战争不断,俘虏的家属杀男不杀女,留下来就是为了给妓院补缺;对内处死犯人后他们的妻女也是该杀不杀,搞“刀下留人”的目的就是“开发利用”,用她们去扩充公家卖淫队伍。

这是民国36年(1947年)的一张妓女请领许可执照申请书。(图9)

这张“京都福兴润信局回条”,可能就是当时的“特快专递”之类的收据吧。上面写的时间是光绪十年,算算应该是1884年了,从回条上的“轮船信局”四个字,可以断定这信是乘船到上海的,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也够得上是“特快”了,它的速度大大胜过陆地上的马车驴车人力车,但是价钱也不菲,上面有“收号钱伍百文”的字样,如果采用价格比的话,最起码也是现在的平信的几十倍或上百倍。

(图

11)
收信人被称为郭老爷,像这样的“特快专递”恐怕不是“老爷”也享受不起。这位郭老爷连个名字都没有(反正有了门牌号码是错不了的)。(图10)

这封电报材料是清朝的,可惜的是只有“皮”没有“瓤”了,估计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东西。这是来自苏州的一份“一等电报”,封皮的背面印有光绪十六年(1890年)六月电报总局规定的根据送信里程额外加收的送信费的收费标准。5华里之内,收电报不需要给送信人额外的送信费,“知不逾五里索取送信力者,告知本局,立罚信差,恶惩不贷。”

当时的电报费应该不低,这个电报竟然连收报人的姓名都简化了。“寄报人图省字,往往报内有姓无名,而一街巷之中,恒有同姓相居者,难免有误交误收之时,惟有请阅后明知非我之报,即行送还,以免误人之事为荷。”这样的服务条款,要是放在今天简直堪称奇闻,当时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图11)

大车堪成车类的“老祖宗”,连皇帝也曾拿它当“坐车”。这个大车车证是民国31年(1942年)1月,57岁农民唐文治申领的大车证。当时的大车比现在的豪华轿车还少,因为大车的“动力”是马,所谓的高头大马就是最大的畜力。(图12)

(图12)

(图13)

家畜执照,1951年,这匹骡子的“身份证”比如今人的身份证上所载的信息还全面。(图13)

(摘自《证照百年》,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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