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以其所体现出的鲜明道德感，以及对追求与维护社会正义的高度关注，备受国民的认同和拥护，正在成为上下一心、踊跃奔赴的目标。细加划分的话，这一目标中包含了不同的结构和层次，但其核心理念，似可一言以蔽之，便是对人的关爱。或者换成那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以人为本。
明确了这点
本期中《和谐从何而来??从“杜宝良现象”说起》，提出了政府的责任问题，具体地讲，是把政府行为放置在是否符合“管理就是服务”的标尺之下，加以审视和检测。一个外地来京以卖菜为生、对交通规章不甚清楚的小贩，在同一地点驾车走禁行道，被电子摄像头拍下来一百多次，却没有被及时告知，导致一次缴纳了一万多元的罚款，相当于他全年的收入。这种处罚，虽然似乎不违法理，但却明显有悖于情理。因为执法部门的“程序瑕疵”，使得许多环节丧失了应有的功能，政府的“告知”义务变成公民的“得知”义务，“书面送达”变成“查询”，最终导致当事人蒙受巨额的罚款，而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多一点服务意识，多一点温馨提示，多几条免费短信，或者多几次善意的电话通知，都可能使杜宝良离‘万元罚单’远一点。”这种疏漏，源自执法者的责任意识的缺失，至少是淡漠。而究其根底，还是在于缺乏对执法对象的关心，无视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内心感受和生活处境。一桩行为的背后，总是受着感情的驱使。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是一种效果，得过且过，敷衍塞责，又是一种效果。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政府对自身角色的高度认知，一切举措，都要以解除民众疾苦、增进百姓福祉为至上圭臬。这样，对政府提出强化责任意识和提升人性化管理水平的要求，就显得十分紧迫了。这种要求有着强大的伦理依据，既然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服务。
《什么样的城市生活才有质量》一文，则是从个人化的角度，对此话题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言说。今天，城市化的进程可谓一日千里，城市生活的面貌如何，一个人生活其间的感受怎样，基本上能够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的幸福指数的标尺。看得出，作者对于巴黎情有独钟，这种感受，主要的还不是来自对这个城市多项指标的综合衡量与评判，而是来自最令他感动的地方：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助者的友善态度。作者最看重的城市生活的舒适感、安全度，可以从这些具体措施中获得诠释和印证：“比如法律规定，冬季三个月里房东不得以任何理由赶走交不起房钱的房客；病人先看病再交钱；临终者最后六个月医药免费；115电话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爱心餐厅为食不果腹者免费开张……至于浪迹街头的乞丐，更没有谁会朝他们投下鄙夷的目光，或因噎废食，揣度谁是骗子从此一毛不拔。”这些措施所依凭的理念，也正是对人的关爱。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巴黎市政府在政策制定时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用这种眼光来审视我们的工作，会发现许多方面实际上可以有另一种思路和做法。譬如，为了保持城市的整洁和秩序，对无证商贩随地乱摆摊的现象进行管理，当然是必要的，城管人员的行动有着法理的依据。但从身边，从媒体上，每每会看到和读到，执法者和商贩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酿成流血的悲剧。游商走贩多为生计所迫，强行没收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难免会激化矛盾。制度的威严和人性情怀二者之间，难道一定势如水火，不能有一个并存的空间？不让乱设摊点，那么请给他们一个摊位；办照收费过高导致大量无照经营，那么不妨降低一些费用。这样一来，真会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么？难道我们真会认为简单的强制手段就可以阻止人们的求生欲念？前几年，收容制度的废止，曾引发好评如潮，被认为是呵护人的尊严的一大进步。这种理念，也应该推而广之，落实贯彻到生活中一切可能的领域。
所有这些，都可以概括为一点：把人的幸福和满足放在核心位置。从这种观念出发，就会觉察到，许多看似相互间联系不多的话题，其实都可以归入这个领域，而许多行为的取与舍、存与废的选择，也都应该看它是否合乎这个标准。《人类必须敬重大自然》一文，所谈内容并不新鲜了，但文中触目惊心的事例，却在强有力地提醒人们，这个题目必须要经常提及，要念之在兹，无时忘之。因为对于大自然的损毁，最终是在毁坏着人类本身。不但阻碍获得幸福，甚至生存根基也可能坍塌。因此，对人的境遇、人的命运的关注，势必要转化为对大自然的敬重，这里体现了一种清晰鲜明的内在逻辑。和谐社会的构想中，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列为一大目标，盖因于此。如果说，前述管理、执法等主要是政府行为，那么在关爱自然方面，每个人都有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样，和谐社会就不仅仅是政府的施政目标，不仅仅是文件中、报纸上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血肉丰满的实体，带着生动的质感，散发出温暖的气息，充满浓郁的人情味，给予人一种可信赖托付之感，一种家园感。那是一种跋涉在风雪交加的黑夜中的行人，瞥见远方故乡一缕灯火时的感觉。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但故乡的灯火，毕竟是逐渐接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