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公用地悲剧”，其副标题是，“人口问题的解决不能靠技术，它需要更为广泛的道德规范”。重温“公用地悲剧”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和观点，检视当今世界二元人口格局，相信对于我们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是富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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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地悲剧”
哈丁认为，有限的地球只能承载有限的人口，因此，人口不可能无止境增长下去。然而，现实世界中人口生育是自由放任的，而这种自由放任的生育终将会导致“公用地悲剧”的发生。以公共牧场上牧民们可以自由放牧为例，哈丁指出，每个理性的牧民，都会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有正负之分，增加一头牲畜，牧民出售这头牲畜可获得几乎全部的正效用+1。负数用则是由于增加了一头牲畜而产生的过度放牧。过度放牧的后果被全体牧民所分担，所以对每个增加牲畜头数的牧民来说，其负效用仅仅是若干分之一，分母越大，牧民承担的负效应就越小。正负效用计算的结果，使每个理性的牧民都会增加自己的牧畜头数，而且会不断增加，其结果则是公共牧草地上过度放牧，最终导致牧草地贫瘠、荒废。这就是哈丁著名的“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公共资源”的论断。在几乎所有涉及公共资源的选择问题上，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和利益最大化，每个人必然会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而每个人这种选择则终将导致“公用地悲剧”的发生。
哈丁在论文中最后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放弃公用地上自由生育的必然性”，只有尽快停止自由的人口增长，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家园、保卫我们的自由，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终止“公用地悲剧”的发生。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困境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大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强烈关注。就在1968年哈丁发表“公用地悲剧”的同年，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奇出版了其轰动一时的《人口爆炸》一书。埃里奇也认为，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加与过剩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埃里奇曾预言，人口的迅速膨胀会导致饥荒、资源枯竭、不可避免的环境恶化以及生物圈毁灭。虽然，哈丁和埃里奇所谓的“人口悲剧”并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但在不少人口增长过快的发展中国家饥饿、贫困、环境恶化却一直存在。
在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有众多的赤贫人口。据世界银行报告，60亿世界人口中近一半人口(28亿)每天生活在不足2美元中，12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在12亿贫困人口中，分布在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都分布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除东亚地区以外，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还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继续增加，如南亚地区的贫困人口从1987年的4?74亿增加到1998年的5?22亿，拉丁美洲贫困人口的数量也上升了20%。可以肯定，不少人口可以无任何限制自由生育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过快增长拖累了经济发展，从而无法摆脱贫困，无法摆脱“人口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哈丁所谓的“公用地悲剧”的色彩和印迹。
不过，就在哈丁当年极度担心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公用地悲剧”的时候，哈丁并没有料想到发达国家会陷入另一种人口困境、另一种“公用地悲剧”。
发达国家的人口困境
就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迅猛增长的同时，发达国家的人口落入了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从理性出发，从追求个人或家庭效益最大化出发，不愿意因生育养育孩子而失去个人或家庭的“享受”；另一方面，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不愿意生育，结果是地区、国家的总人口、劳动力人口呈现出老化和衰减，而人口的老化和衰减又影响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体人口的福利提高。发达国家在经历了50年代的“婴儿热”之后，从60年代开始，人口增长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世纪60年代，其人口增长率降到了10‰以下，90年代，降到了5‰以下。如果不考虑人口迁移率，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已经是人口负增长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日本、德国等曾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尤其是日本作为战败国创造出了亚洲奇迹，并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达到了高峰，但由于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缺乏，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和持续性等问题，日本GDP年均增长率由80年代的3?8%，滑落到90年代的1?3%；20世纪90年代，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都没有超过1?5%。日本、欧盟今天的人口现实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生育率迅速降低、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另一种人口困境，与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压力加重不同，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已经影响到了经济增长的后劲和持续性，同时，也导致了许多其他社会问题，如社会稳定，民族冲突等。
20世纪后半叶，美国不仅保持稳定的生育率水平，保持人口较慢的老化速度，而且，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明显占据优势。所以，毫无疑问美国仍将在21世纪至少上半叶保持人口活力，保持其强大的国力。
我们看到了世界人口的二元格局，看到了世界人口的两种困境，一种是哈丁所发现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公用地悲剧型”，另一种则是发达国家今天的人口困境，可称为“后公用地悲剧型”。在哈丁的“公用地悲剧”中，人口过快增长，公有资源被加速耗尽，最终制约发展，危及人类。在发达国家的“后公有地悲剧”中，国家可拥有的最基本的公共人口资源在减少，极大地影响着一个国家长远的综合国力。其结果不仅自身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各种社会福利难以为继，而且，这块“公用地”还有可能会被其他人口所迁入、所占用(如欧盟的非法移民)。
关于中国人口的思考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迎来了战后和平时期的人口恢复性增长，像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迎来了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出生率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平均保持在35‰以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在40‰以上。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人口变化的分水岭，就在哈丁、埃里奇等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忧心忡忡的时候，由占世界人口近1/4、占发展中国家人口近1/3的中国人口大国引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水平开始显著下降。进入21世纪，中国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可以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肩，甚至还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美国)。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所以，在20世纪末也迅速地迎来了老龄社会。目前，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4．5％)，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人口会迅速老龄化。2l世纪初，中国人口再次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选择，实际上，由于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三低”状态，生育水平已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不必要再担心中国人口会落入哈丁所谓的“公用地人口悲剧”。其实，中国最需要担心的是要避免陷入这样一种困境：经济实力还没有足够强大，却由于人口迅速老化而失去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要避免和延缓20年后出现今天日本和欧盟所出现的人口老化和经济乏力的状况。根据联合国低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5)预测，从2020年到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将由12％上升到17％，相当于今天日本的水平。日本20、30年前并未料到今天人口迅速老化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而如今刺激其人口回升却已回天无术了。未来人口的这种局面是我们应当要警惕和回避的。
应该承认，当今世界人口发展的二元格局有其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迅速增长，既有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因，也有早生多育的生育观念的影响；同样，发达国家人口趋于不生、少生，也受强烈的生育观念、幸福价值观的支配和影响。这些人口多生或少生问题诚如哈丁所言，不是一个仅用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会涉及到人类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问题。对于一个致力于调控未来人口发展的政府而言，必须要重视人口变化的复杂性，要把握人口发展的变化规律，要把握调控人口转型的重要时机，而不是一味只重视主观意志对人口数量的控制。的确，中国宏观人口政策到了该反省和重估的时候了，我们不能无视发达国家的人口经验，将我们的人口迅速推向“后公用地悲剧”，减弱我国持续发展、持续繁荣的能力。
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有两个方面笔者认为还不到位。其一，是对人口变量自身变化规律认识不足，即人口变量变化的周期性、惯性、滞后性等。例如，虽然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人口就进入了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一二十年。再如，要避免未来20年后，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小和迅速老化，现在就必须调整生育水平。由于人口变量的这些特点，我们调控人口必须要有前瞻的眼光和足够的耐心，任何急功近利的人口措施都会带来后患，我们有过这方面深刻的教训。其二，我们对确定性问题相对重视，而对不确定性问题缺乏警惕。人口数量、人口压力一直是我们当下以及今后长期关注和重视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而，对于人口结构带来的许多问题由于不确定于现在而发生在未来，所以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今天越是只关注规模问题、只注意尽快解决数量问题，就越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如果不加以警惕，这些问题很可能为中国所独有，既不会像传统的发达国家如法国人口老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不会像战后日本人口迅速老化是发生在经济发达以后。同时，还有可能带来许多现今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结构问题(如欧洲一些国家由于民族结构的改变而引发的民族冲突等)。
在新世纪人口政策问题的抉择权衡中，我们需要高瞻远瞩，需要大智慧、大战略。我们要吸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口变迁的经验，摒弃两种人口悲剧的“风险”，寻求兼顾解决数量和结构问题的最佳结合点。就目前中国、世界人口形势和各国人口经验而言，坚持二孩生育政策，坚持人口数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统一，坚持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才是保证中华民族世代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摘自《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定价：4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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