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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北大的先贤

2006-12-01 14:23:00 来源:书摘 方继孝 我有话说

李端?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

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这是近些年来被许多人引用过的一句话。本文引用这句话,是要提醒人们,在强调北大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曾经为了创办北大而呕心沥血的前贤们。

张百熙致坦生信札

而在这些前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李端?。

李端?,字?园。贵阳人氏。清同治二年(1863)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要职。在晚清重臣中,李端?属于思想开明,胸襟开放,能够抬眼看世界的极少数人之一。在任监察御史期间,他曾就加强海防,整屯武备,简化“大礼”仪制等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襟。他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特别要提到的是,梁启超就是李端?发现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之一。

光绪十五年(1889)秋季,李端?以大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也就是在这次乡试中,他发现了才华超群的梁启超。梁启超在这次乡试中,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从而引起了主考官李端?和副主考官王仁堪的注意,两个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李端?想到自己多年担任乡试的主考官,却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华超群的学子,感到应该和他见见面,同时,又想到自己还有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趁此机会,缀合这门婚事,并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正当李端?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的学子。因此,当李端?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令他目瞪口呆。由于李先提出,使他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以至半晌说不话来。两人只好相视而笑。后来梁启超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李端?家。

李端?不仅是一位饱学的名儒,在政治上也很有抱负,倡导新政、新法。主张变法图强以救中国。光绪二十二年(1896)6月,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建立现代学制的方案,疏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会设中学堂,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重点教习外文、算学、天文、地理、理化的外国历史;还建议设图书馆、科学馆、翻译局,办报纸和派留学生等建议。他颇有信心地说,如果采纳了这些建议,“自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据说,这个奏折出于梁启超的手笔,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正式开始,6月,光绪皇帝下令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令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8月,原礼部尚书因阻挠变法被革职,65岁的李端?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长),主持教育改革。这时光绪的老师翁同?已被慈禧太后强行免职,清朝政府中积极参加变法的二品以上文官仅李端?一人。李端?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活动,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十余名维新名士,戊戌变法时,进一步策划新政,与顽固派做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他的维新思想还影响和启迪了流寓京师的贵州籍人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时,贵州举人纷纷参加,现存603人名单中,贵州竟有90余人,几乎占六分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李端?被革职发配新疆,在外流放三年,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历尽坎坷,终于于1901年,被赦回原籍贵阳,那时他已69岁。

可贵的是,回到贵阳的李端?,并不因年老多病而丧失原先的激情与斗志,仍坚持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学,开通风气,还关心桑梓,开办矿业,兴办学校。

  张百熙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

张百熙曾任京师大学堂第三任监督。前两位一个是孙家鼐,另一位是许景澄。京师大学堂时期,当时的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就曾有过几位。张百熙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说,他是在蔡元培以前对于北京大学贡献最大的一位校长。

关于他的传说,最为生动且流传甚广的是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跪请吴汝纶先生为大学堂总教习的故事。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方面表示了张氏对吴汝纶的信任,一方面也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亲自到吴汝纶的家里请他就任,但吴先生不肯出任。于是张先生屡次敦聘,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在吴汝纶的卧房门外长跪不起,(一说是站在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才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想到,吴氏以高龄出访,从日本回来即病了,一病竟不幸与世长辞。虽然吴先生最终也没有到京师大学堂就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人们都感到张百熙确尽了礼贤下士的责任,同时,亦为吴先生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所感动。后来,张百熙继请的总教习是张鹤龄,也是古文学家。

张百熙是1902年初,开始兼任管学大臣,并主持京师大学堂的。上任之初,他对京师大学堂教学和管理进行一系列改革,成效颇巨。他重定新章,广搜人才,如严复、蔡元培均在内。并争取到较为充足的经费,并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各省派官费生留学至此始。他还以管学大臣的名义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张百熙认为振兴教育必须有完整系统的学校及其制度。1902年他以管学大臣名义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由于这一学制本身尚不完备,清政府最终并没有实行。

但1903年,清政府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堂、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清政府以《奏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后来成为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依据,并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

自然,张百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有利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因此,我们说,张百熙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

  胡仁源与北京大学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起,至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历届校长19位。但人们经常提起的,说的最多的是严复和蔡元培。严复是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则是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自1916年12月至1927年,将近11年。严、蔡二位校长对于北京大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北京大学历史上的确是值得一书的大事。但是,以往有些论者为了强调蔡元培任校长后北京大学的革新,往往把此前的北大说得陈腐不堪,实际上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最变到质变的过程。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出现的一些变革和北大师生的反袁斗争与新思想的萌芽,已为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和日后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摇篮,提供了一些条件和准备。就此,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前任胡仁源校长。

胡仁源先生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专门学工业。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类今系主任),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1913年11月5日,校长何?时在反对停办北大的斗争中,得罪了教育部,被迫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同月13日,教育部命胡仁源暂行管理北大校务(代理校长),1914年1月8日,胡仁源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胡仁源是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之后的第四任校长,他是蔡元培校长的前任,也是除蔡先生以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规划,拟定整理大学计划书,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主要措施有:1?扩大招生。2?增聘教员: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陆续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尤其在1913―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中的主流。3?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订阅考试规则,注重实地教授和校外实习。每年假期,工科学生“由教员带赴各处工厂、矿山、铁道,分门实习,以资历法”。法科学生每月一二次,“由教员带领赴各厅观审,以资验习”。文法各科还要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毕业生需完成毕业论文。4?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5?添购教学设备:除原有实验室外,新设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材料实验室、试金室各一处。6?整理图书:大学图书馆所藏中西书籍不下十数万册。因管理不善,颇多散失。重新“大加整理,将所有书籍详细清查,重新编订目录”。此外,还增设中、西书籍阅览室各一处,将常用书籍开架陈列,师生均可自由阅览。7?加强对预科的管理。8?培养专门学者:胡仁源在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于其任”;二是教师“每年所担任科目本已极多,而且逐年更换”;三是“学问之士居本国而久,往往情形隔阂,学问日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三条措施。一、“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待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二、“各科功课由教员按照所分别担任,至多不过三、四科目。认定以后,每年相同,非有必要情形,不复更易”。三、“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对于所担任科目为专门之研究。多则年余,少则数月,在外时仍支原薪”。这样才能使“校内人士得于世界最新知识常相接触,不致有望尘莫及之虞”。(引自《北京大学计划书》)

随着胡仁源校长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的逐步推行,北京大学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沙滩的红楼就是由胡校长计划建造起来的。1914年,在校学生已近千人,1915年又增至1333人,到1916年秋季(胡校长离校是1916年12月)开学时,全校学生人已增至1503人。

需要强调的是,胡仁源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正值袁世凯反动政府执政之时,但胡仁源是一个富有正义感气节的人,他不曾列于筹安会,上劝进表。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也曾竭力拉拢和收买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他先封胡仁源校长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校长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

民国初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十分动荡,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年代,这种动荡反映到教育界,仅1912―1913两年间,教育总长(部长或代部长)就换了六任,而北京大学则是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而胡仁源先生在危难之中自1913年11月13日教育部令其暂行管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至1916年12月6日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任校长达四年之久,学生人数大幅度的增加,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学校的规章制度不断的完善,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不断改进。总之,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所做的一切整改工作,对于他的后任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继续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摘自《旧墨二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6月版,定价:4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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