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孙维世一下子成为好朋友
1939年下半年，周恩来同志因手臂骨折来苏联治疗。跟他同来的有邓颖超同志，他们的干女儿孙维世作为他的秘书也来了，还有一些需要治病的同志也随同乘飞机来了
有一天，周恩来偕同邓颖超和孙维世来七部看望我们，给一向寂静的校园带来了兴奋和欢乐的气氛。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一来，维世立即教我们大家唱延安流行的歌曲。学员中大部分人五音不全，但也都十分认真地学唱。最好笑的是刘亚楼同志，他一本正经地跟着大家唱，完全不顾什么调子，等于是大声背诵。至今我还记得他“背诵”的那首“月儿弯弯影儿长”的歌，一字不差，但只是大声背诵而已。维世后来每来一次，我们就有一次文娱活动。我十分喜欢她那活泼又诙谐的性格，第一次见面就邀她到我房间聊天。我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家人情况，觉得十分投缘，立即成了朋友。
1940年初，我在党校的学习即将结束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跟我谈了一次话。弼时同志指示，因为我年龄不大，党校学习结束后可继续留在苏联，多学点东西，不必急于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回国，还告诉我孙维世也将留下学习，我们二人将住在一起，我十分高兴。
1940年3月的一天，我从郊外去市里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和即将回国的周恩来等同志告别。当时，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马尔特维诺夫也在座，恩来同志把我和维世当面托付给他，说以后这两个孩子要留在莫斯科生活、学习，请他照顾。马尔特维诺夫立即表示要关照我们，同时向恩来同志提出，要我们加入苏联国籍，以便日后在苏联人中间过组织生活。关于这点，我和维世以后并未遵从。
我所知道的“老干部”
“老干部”，并非指年龄而言，他们中小的只有二十六七岁，最大的如蔡干妈，1938年时也只有三十八岁。但他们都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的岁月，经历过斗争的磨炼并肩负重任，事实上他们是我们的长辈。
我首先要写的是蔡畅同志。
她是我大革命时期认下的干妈。她对我们的家庭相当了解。她告诉我1926年在广州，1927年以后在上海和我们一家的交往。她谈到长征途中和我父亲林泊渠一同行军的一些经历。
她对烈士子女和晚辈们都给予温馨的母爱。孩子们都称她“蔡妈妈”。
干妈对我关怀备至。在共产国际党校期间，她因多病，常出外接受治疗。但是只要她返校，总要来看我，找时间和我一同散步、谈天。她要求我保持青年人的朝气――大约我那时埋头
读书，显得老气横秋吧。她和党校的同志们之间很团结，因而在改选支部书记时大家一致投她的票。她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又是一位集中、西文化优秀素质于一身的极具风度的女性。我回国后，只要有机会，她总是召我去见面，在哈尔滨如此，在北京也是如此。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同她的联系没有以前那样频繁了，但我心里，却经常地、永远地怀念着她。
那一两年我所接触的女同志，不论职位高低，每一个人都有不平凡的故事。她们谈起往事，毫无自得炫耀之意，只是平平淡淡地说着，令旁边听着的我感叹、敬佩不已。就以当时住在七部的王美兰(李六如夫人)而言，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她在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经历却是不凡的。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处境极其困难，不少人被捕，其中就有李六如同志。国民党认为他是要犯，要押解他去南京。王美兰为了尽可能地照顾他，竟随着押解他的差役，徒步行走，肩上挑着一副担子，随时做点零工，以维持生活。国民党差役认为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家庭妇女，未予逐赶。就这样沿途走去，有时失去李六如的踪迹，她便百方寻觅。有一次失去踪迹的时间太久，她绝望了，竟投身河中。对于她，这不只是殉夫，而是以身殉她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然而，她被好心人救出，又默默地追随着丈夫的足迹走去，直至走到南京。天无绝人之路。李六如被老朋友覃振营救，保释出狱。他们相聚了，并等待时机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
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还有贺子珍同志。她比我们早一些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生下一男孩。在八部时，孩子放在托儿所，她一边学习，一边课间喂奶。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只是一般喂养，终于夭折。贺子珍忍受着失子痛苦，照样坚持学习。她在长征中被国民党飞机轰炸受伤，背上留有不少弹片，在苏联治疗也未能取出。她长期患头疼，医治效果不明显。但她
学习认真，我们一起课堂讨论时，她和别的学员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和我辩论，我年幼气盛，不肯退让，她也指着我大声争辩。但是后来待我依然如旧，仍把我当晚辈。她性情直率、刚强。这也几乎是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的共同性格。贺子珍同志忍辱负重的坚毅性格也是令我佩服的。
关于她的婚变的情况我们原来都一无所知。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报，其中一段是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大意如此。我们不禁大为震惊。全场，包括贺子珍同志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流泪，没有悲诉。过了一段时间，她向其他红军中过来的女同志述说她的家庭生活经历。从他人的转述中，我只听到她的怀旧之情，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自己的尊严，默默咽下了苦水。
关于党校的男学员，他们中有些人令我感到长辈般的和蔼可亲，如杨志成。杨志成当时年龄其实不算太大，三十几岁，不过生得老相，被调皮的孙维世叫成“老太爷”，从此“老太爷”就成了他的绰号。“老太爷”学习很用功，上课有时笔记记不太全，便把我的借去对照，而我的字写得极潦草，他有时看不清，便请其他几个同志，如刘亚楼、谭家述帮忙猜。“老太爷”从来精神抖擞、愉快、乐观，他的病似乎也不难治，总的印象他是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的人。不料这样一个人，在战时竟遭了大难。
后来，听许多学员说，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党校军事班杨志成等全体学员，加上汪名震、贺诚、李士英①、苏河清、苏丽华，以及袁牧之、冼星海(他们是中央派到苏联制作有关八路军的纪录片的)等人在林彪率领下赴蒙古，计划从蒙古进人中国，再回延安。不料蒋介石封锁了蒙古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这批人中只有李天佑和李士英成功地扮成蒙古牧民，骑马越过
边界，回到了延安。林彪的行止则由中央公开向蒋介石通知，说明他是平型关一役中受伤而去苏联治疗的，并提起他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就是蒋介石的学生，要求蒋介石允许他回国并提供交通工具。蒋介石居然准了，派飞机去接他。林彪只带了一个贺诚以他的私人医生的名义启程，到新疆后又以各种名义带了几个同志一同上路。
而在蒙古边界留下的同志却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妥善安排。杨志成最苦，为了谋生，当过牧马人、仓库值夜班的，甚至乞讨。直到1945年德国投降后，他才辗转从中亚来到莫斯科。抵莫后他直奔高尔基街的“留克斯”(共产国际宿舍，共产国际这时虽然已解散，但许多外国政治侨民仍住在那里)。那天我正好在家，楼下传达室来电话说，你们的一个中国人来了，你下来认认吧。我立即下楼，在传达室看到杨“老太爷”时大吃一惊，他已瘦得脱了相，身穿一件破烂的外套，靠在桌边，头抬不起来，趴在桌上。立即同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在苏的政治侨民都归联共中央联络部管理)联系。这个单位还不错，马上安排杨志成住进“留克斯”，并解决他的供应和医疗问题。杨当初来苏时虽有病，但不太重，这时检查却发现增添了许多病症。
杨“老太爷”来莫后，从中亚又陆续来了不少同志。惟有冼星海，他是直接到苏联外文出版局的。这个单位有不少中国人做翻译，如李立三、张锡俦、陈昌浩等都是。恰巧那天我因事去外文出版局，见到冼星海。只见他一身是病，穿得褴褛不堪。他把外衣敞开给我看，衣服里子全破了。当时，李立三很热情地邀他回自己家去住。后来我和维世、特特(李富春、蔡畅之女)去看他。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李立三家。才知李立三根本没有房子，当时住在岳母家。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用书架隔成两边，一边是岳母和妻子李莎的嫂子、侄儿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英男住。李立三让冼星海睡在床上，他和李莎打地铺。我们过去总听别人说李立三如何如何不好，犯了许多错误，这时不禁对他有些改观。他们很热情，连两岁的女儿英男也喜欢中国人。她当时还不识字，但却会顺着拿中文书。别人把一本中文书倒着递给她，她接过后又顺过来了，大家称奇不已。
后来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把冼星海同志送进医院，他已病得很重。组织上还为他在“留克斯”要了一间房子。这房子是他从中亚带来的犹太夫人住了。我和维世去医院看冼时，冼告诉我们，这位夫人是一所少儿音乐学校的校长，她欣赏冼的天才，自愿嫁他。冼向她一再表明自己在国内有妻子，将来回国后要和中国妻子团聚。她却表示没有关系，情愿在苏联这段时
间照顾他。来莫后，冼住进医院，而联络部却要为这位女士办许多事，如办户口，安排工作，办供给关系，等等。当时我们自己过着穷困的生活，她有时来借钱，我们没有，也得向同宿舍的伙伴借钱再给她。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大房间，里面住了六七个人，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罗马利亚人、匈牙利人。其中一位西班牙妇女和我们很友好，她以替人织毛衣为生，借了钱给我们。那位犹太女士后来生活越过越好，独居一室，有很好的工作，冼星海去世后她还把持了冼的遗稿。冼星海眼见不能痊愈。我们去探视他时，他还满怀希望地向我们说，将来胜利了，要在中国的首都建一所白色大理石的音乐厅。在冬天一个凄冷阴沉的早晨，这位天才音乐家走了。苏联音乐界想为他出版遗稿，与那位遗孀交涉了一阵，结果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
林彪的一段小插曲
任弼时同志回国后，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曾暂时由林彪接任。但林身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就住到共产国际宿舍“留克斯”来。他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林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作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追求维世的还有别人，如刘亚楼同志就是一个，他公开表示追维世。我们只把这事当作笑料。至于林彪追维世，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隐蔽。他来邀维世出去玩，让我也参加，一起逛马路、公园。我完全想像不到，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他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维世跟他一起走。维世拿我做挡箭牌，说莉莉不走，她也不走。林竟说，那就都走。维世跟我说，我很诧异，说组织上原定要我们留莫学习的，怎么又改变了？林当时是党代表，他的话有权威性。维世说，那你写封信给他，说明情况。其实我们住得很近，我也可直接去问他，但听了维世的话，便写了一封
信，由维世转交。于是，我和维世跟林彪回国之事就此作罢。直到1943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维世和我之间无秘密可言，只是有些事我当时不知，事后她才告诉我)。维世才告诉我，林彪1941年临行之前，要和她结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带着婴儿留在了苏联，战时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对林彪的这封信，我们取笑了一阵，并找出其中文法的误谬。可见，维世对林对她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没想到此事后来竟给维世带来了灭顶之灾。
回延安
1945年秋日本投降，滞留在苏联的不少中国同志陆续回国。我本来也想在1945年回国，但维世坚决要我等她同行。她因继续在戏剧学院的导演班学习，还须一个多学期才能结业。凭我们二人的患难交情，我不能不等她。况且我如果先走，她又不能挤出时间去挣一份工资，生活会困难的。于是我等了她大半年，于1946年我们申请回国。我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了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批准，决定我们9月回国。
在办回国手续的过程中，经常和联共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人员尼哥拉也夫联系。在办手续过程中，尼哥拉也夫告诉我们，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将带着三岁的女儿与我们同行。意思是要我们一路上照顾她。要知道当年从莫斯科去哈尔滨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直达火车，中途必须在赤塔转车，然后坐上一列去边境奥特波尔的车，经过边界的严格检查，登上窄轨的去满洲里的小火车，在满洲里再换乘去哈尔滨的车。到了满洲里，总算回到了祖国！李立三同志派了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来接他的妻子，我们一起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我们乘的那列火车根
本没有什么乘客，尽管宽敞，我们还是都挤在一间包厢里，我和维世睡上铺，李莎母女睡下面。一夜醒来，李立三的警卫员刘升送来许多食物，有烧鸡什么的。经过战争年代和战后一年食不果腹的日子，这些食物可真是想不到的美味。
从莫斯科到哈尔滨走了约二十来天。一路上我们和李莎交谈，此时才知道苏联的肃反有多么严酷、可怕，李莎的经历又是多么坎坷，也才知道在莫的中国人为什么听到李立三就感到不祥和恐惧。原来他曾被诬为日本间谍而被肃反机关监禁过。他们二人相识和结婚时李莎还很年轻，职业中学毕业，做过女工。是李立三鼓励她继续学习，她又进了外语学院。当时他在救国时报社工作。婚后他们仍住在原来的共产国际宿舍(即“留克斯”)的一间屋子里。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天夜里，内务部的人把他带走了。李莎也被从“留克斯”宿舍赶回了娘家。朋友们断绝了和她的往来，她所在的外语学院召开有党员参加的五百人的共青团员大会，要她表态，即和“人民公敌”李立三划清界限。她没有，她不相信李立三是敌人，结果被
大会当场开除团籍，被迫交出团证。她仍不避嫌疑地打听李立三被关的处所，送去换洗衣物。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李立三终于被释放出狱，回到李莎的娘家住下。又整整一年的时间，李立三去共产国际机关做检讨，写书面检查，整整一厚本材料都是李莎帮助他打字写成的。一年后李立三被共产国际开除中共党籍，找工作又历经周折，终于在苏联外文出版局找到了翻译工作的职位。至于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李立三选为中央委员的事，他们毫不知道。直至1946年元旦那天，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通知他去谈话，他们两口子还以为是要他去当中长铁路的翻译。当联共中央工作人员告知他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时，他为之愕然，因为自己已被开除出党。当时也不及细说，立即整装回国，半年多后就把患难与共的妻子接回中国。这像是一段传奇，却又是真实的故事。我和维世听了很感动，对李莎也顿时刮目相看。
到哈尔滨车站时，只见李立三一人来接妻子，他把我们二人也一起接到他家。维世和我都奇怪，照理我们回国应由组织上(在东北哈尔滨就应是东北局)接待，怎么不见代表组织的人来，当下只得先住下。李立三对维世说，他完全知道她和林彪之间的事情，在哈尔滨暂住数日，即安排我们去延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当然没有异议，但维世不知为何却要立即避走。经过反复诘问，原来情况曲折：在我们回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维世，只为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辍，才另娶叶群。现在孙维世回国，他心情难以平静。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走。这件事就交李
立三办。因为李当时兼着三人调处执行部(美国调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争议的机构，几处地方设有联络点，有美国班机来往)的工作，可以用执行部中共人员名义送我方干部往来于几个解放区。
几天后，也就是11月初，我们作为执行部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登上美国的军用班机启程飞延安了。机上除几个美国军人外，就只我和维世。
(摘自《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价：3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