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杂志自1936年创刊以来，以新闻摄影的方式记录了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至70年代重大的历史事件。1990年初始，约翰・洛恩加德几乎找到所有健在的《生活》杂志摄影师，对他们进行电视采访。这是
这些大师们首次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本刊摘选系列访谈中的第一篇(文有删节)，其主人公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曾被称为新闻摄影之父，当时已是93岁高龄。
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以下简称艾森)：我从没有想到拍摄会成为一个职业。我的第一台相机是叔叔给我的生日礼物，那是在柏林，我11岁的时候。那是一台伊斯曼・柯达三号折合式相机，我拍摄一些喷泉、树叶、街景这一类业余爱好者们拍的东西，自己冲洗。1916年被应征入伍时我不再拍了，我只是个孩子兵，直到战后的1925年，我买了一台蔡司・伊―3相机，这时我才又开始拍照。1927年，我与父母亲去波希米亚度假，我拍摄了一幅一名女子在打网球的照片，时间是下午4时，她的倩影让我着迷，于是我拍了一幅照片。
有人说：“你应该把这幅照片给‘Der Welt Spiegel’杂志的什么人看看。”那杂志的意思是“世界之镜”，有点像《纽约时报》的星期日杂志版。编辑对我说：“我非常喜欢这幅照片。”当这幅照片刊出时，底下的说明是：“日西下，影渐长。”
我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拍各种文化事件，特别是音乐家方面的。我去了斯德哥尔摩，拍摄托马斯・曼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我什么都可以干，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在两腿之间，我藏着一个小三脚架，上面装着小型相机。在Ermanox相机上，我装了一台大口径的镜头，最大光圈是F1?8，相机上装着依尔福玻璃感光板，我自己冲洗。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测光表，就猜着曝光，我买了没有声音的快门装在相机上。我出席大量的音乐会，首场歌剧演出，拍摄所有那些名人们：福特瓦格纳指挥，布鲁诺・沃尔特独奏，等等。
1929年拍了诺贝尔奖之后，我的第二项外拍任务是去罗马西部的西西里，拍摄保加利亚的鲍列斯王子与意大利国王的小女儿索菲亚的婚礼。我到了那儿，看到墨索里尼与保加利亚的弗迪南特国王走在一起，弗迪南特国王有着一只全欧洲最长的鼻子，而墨索里尼趾高气扬地走着，我高兴极了，什么都拍。当我回到柏林的办公室，他们问我：“新郎、新娘在哪儿？”我说：“什么新郎、新娘？我根本就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以为我疯了呢！伦敦新闻协会的负责人说我被解雇了，但他们办不到，因为我只是自由摄影师。1933年，我从德国的费列特列克芬搭乘齐伯林公司飞艇去巴西的潘那布哥。在航行中，发动机的声音一直极响，当发动机一停，一切静极了，人们跑来跑去，我问：“出什么事啦？”有人说：“我们要修补机舱。”有人从一架梯子上爬出去到了飞艇的顶上。我好不容易被允许有半分钟的时间拍他们修补。我只是从梯子上伸出头去，很快地拍了不到10秒钟。我拍了大约10张照片，就爬了下来。所有的人都问我：“外面很危险吗？”其实那儿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们只是在漂流而已，也没有风，飞艇就像是一只气球，我拍到的是一幅极有空中感的照片。
第二年在瑞典拍摄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和他的家人时，我收到一封电报，叫我去威尼斯，因为在6月13日至14日，希特勒在那儿会见墨索里尼。我拍到了他们握手的照片。在两个月之前我在意大利为‘DieDame’杂志拍摄一些社交活动，我拍摄了各位部长之类的人物，因此他们认识我，我被准许在10英尺之外拍摄希特勒在机场与墨索里尼见面时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拍希特勒，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时候，人们都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开枪打死他？”
我还在日内瓦拍了约瑟夫・戈培尔，他在六七名保镖的包围下走进会场。那些保镖看上去都是些很文雅的人，只有在衣领上，有着大号的德国万字徽章。你几乎都看不到戈培尔，因为他很矮，而且是畸足。大约三四个星期之后，我住处的门铃响了，我从门镜里看出去，只看到衣领上的那些大万字徽，我想：上帝啊，出什么事了，他们来抓我吗？但他们倒很友好，进来后，只是想取走他们自己的照片。
我是在1935年的11月底离开德国的，我有一年多没有收到新闻协会应付给我的钱，但当我到了美国之后，我设法把这些钱都找了回来。我在美国必须一切从头开始，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通过利昂・丹尼尔，我到一家叫Pix的图片社工作了15年，直到1951年我成了《生活》杂志的专职摄影师才离开。
在《生活》杂志，没有人告诉我们怎样拍摄，我们都是独立的，我们想拍什么就可以拍什么，一位著名的编辑威尔逊・希克斯曾教过我说：“你不要怕那些影后们，你是摄影专业中的国王。”我一直忘不了他讲的这句话，并不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像国王，而是不要怕什么人，你越是不怕，你才能干得越好。
年轻人想在6个月之后就达到事业的顶峰，而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他们知道照相设备，但不知道怎样去看，你知道并不是相机在拍照，而是眼睛。你可以有最先进的相机，而看不到拍摄的可能性。我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看到拍摄的可能性。我可以花几小时看雨滴，什么时候我都能看到照片。
1936年，我已经38岁，所有《生活》杂志的摄影师都比我年轻，他们对待我就像老朋友而不是一位年长的人。我发现摄影师们就像是陀螺，他们常常单个转，聚不到一起，我和他们都很友好，但并不是好朋友。
约翰：是否有什么摄影师，你从他们那儿学到过什么？
艾森：这一点是极困难的，因为谁都不想去模仿别人。
当我开展览时，有人常问我，为什么你不拍彩色照片，我说黑白的要好得多，展览作品用彩色的往往不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照片更成功。人们总是问我摄影是不是艺术，我说：“我只是名摄影师，让人们去说这是艺术或不是艺术吧。”
约翰：你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征兵而且受了伤？
艾森：我被编在第55炮兵团当炮兵，1918年在弗兰特斯附近的伊普里斯受的伤，日子是4月9日。榴弹炮在我上空爆炸，从我腿的这儿穿过，我很幸运弹片穿出去了，不然医生会把我的腿锯掉。
约翰：你们那时共有10人操作一门炮？
艾森：是的，那是一种75毫米口径的地面炮，我在下午4点整受的伤，什么都麻木了，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腿还在不在，我以为它已被打掉了，别人把我放平在地上，把我的裤子剪开说：“噢上帝，这太好了，现在你可以回家了，这是一发‘回家弹’。”然后大家都散开了，因为敌方的机枪开火了。我一直躺在地上，我想我会被打死的。两小时之后，红十字救护人员找到我，并把我放到一辆运货车上，送到法国里尔附近。三小时之后人们告诉我，在下午的战斗中，我团里的人都被打死了。我被送到赛丁，呆了两个月，走、跑都要用拐杖。
约翰：你说过你最著名的照片是在二战胜利日，一名水手吻一个姑娘的照片。
艾森：我们四五名摄影师，在那天被派往不同的地方拍摄纽约城的庆祝，我被派到时代广场。当时已有几千人拥挤在那儿了，路两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互相拥抱，接吻。当时还有一名水手在路上跑，拥抱每一个人，你知道，接吻。我就跑在他前面，拿了一台徕卡机，挂在脖子上，把焦点对在10英尺的地方。你只有拍一张的时间，而且不必偷偷摸摸。我跑在他前面，不时回过头来看，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他抱住一位穿白衣的人，我站住了，他们接吻。我不停地拍了5张。一位文字记者本来跟我在一起，但我们走散了。我在当天晚上八点把胶卷交上去。第二天人们对我说：“多么了不起的照片！”我说：“哪一张照片？”我已经忘记了，我都不知道，这只是一幅快照，一个巧遇……
约翰：你认为它是一幅好作品吗？
艾森：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是极为成功的一幅，是时代公司从没发表过的好照片。
约翰：你喜欢这幅照片？
艾森：作为一幅了不起的照片吗？不，我不喜欢。
约翰：为什么不？
艾森：我不知道，这是一幅非常有名的照片，他们会记住任何一个拍下这幅照片的人，这是一个标志。
约翰：如果你可以重拍一次，你会拍得不一样吗？
艾森：不会，构图中人物是完美的，她在上面，手臂这样，而男子拥抱着她，几乎不能再好了。这位妇人在1980年写信给我，她在《洛杉矶时报》上读到这幅照片的故事，她记得照片中的人就是自己。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把信给《生活》看。他们做了调查，我与她第一次见了面。她想请我去一家著名的饭店吃午饭。我说：“我不想上著名的饭店，带我去麦当劳吧。”我们到了麦当劳，我喜欢那儿的东西。
约翰：你们吃了什么？
艾森：一只汉堡包，一杯奶油，我现在完全不会去吃这些，都是些不好的食品，今天我不会去的。
约翰：你一直不知道那位水手的姓名？
艾森：从不知道。当《生活》杂志出版了这个妇人的故事时，曾说过“真正的水手现在会出现吗？”我觉得有80个水手会出现。有一个人甚至试图起诉《生活》，但被法庭驳回。那个人仍然说他就是那个水手，与他结婚的女子就是照片中的女子。但这不是真的。
约翰：你是什么时候拍了那幅索菲亚半裸的照片？
艾森：是那幅作为《生活》封面的半裸照片？你知道吗？当这期《生活》刊出时我们收到了大约2500封信。很多母亲给《生活》杂志写信抱怨说，她们只有把封面撕掉，才能把杂志寄给在越南的儿子，因为照片太伤风败俗了。她们对在越南发生了什么真是一无所知。我们收回了大约800本杂志，而现在已有多么不同了！
约翰：有什么人你想拍却没能拍成吗？
艾森：我从没有拍过英迪拉・甘地，我想拍撒切尔夫人，但没有得到批准，我想拍毕加索也没能办成，但有人有机会与他呆在一起，我让他带上我的题词本，他在上面签了名(这是唯一的我没有拍到照片的签名人。我一共有9本签名题词册，这只是我的一种爱好)。我去过美国所有的州。我从没有去过俄国，从没有上过中国，我第一次去越南还是在几年前，也从没有去过匈牙利。
约翰：你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次拍摄任务吗2
艾森：我从没有这样做，即使是一次坏差使，我还是去拍。你知道有时坏任务会拍出好照片，而好差使常常只能拍到一些不好的照片。
约翰：很多人认为你最好的摄影故事是关于那些著名的英国人的故事？
艾森：可能是吧。在1951年，我在伦敦为温斯顿・丘吉尔拍了一次政治运动。我与丘吉尔一起旅行，也拍了克莱门特・阿特李和工党的一些人。我在11天里共拍了28人，只有一人我想拍但他拒绝了。他就是作曲家瓦格纳・威廉姆斯。拍哲学家贝却特・罗素时，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脸上没有表情的人，他对我说：“鳄鱼的行动也是极慢的。”亚历山大・弗莱明是位生物学家，他发现了青霉素，我是在医院里拍的他。
约翰：对你的拍摄对象，你会说什么？你们讲些什么？
艾森：哦，那十分有意思，我只是记不得了。
约翰：你对玛丽莲・梦露说了什么？
艾森：我说得不多。你知道，我在1953年，拍一个叫“美国的午餐时间”的故事，我拍了约翰・福斯特・托勒斯(1953～1959美国国务卿。译注)，拍了白宫的伙食，拍名人俱乐部。都是吃午餐的时候。我也上了巴弗列山拍工人建造大楼时坐在大梁上吃午餐。我后来问《生活》杂志在巴弗列山的负责人，他是不是认识玛丽莲・梦露，他说他认识。我说：“我想去拍她，你能给她打个电话吗？”玛丽莲・梦露在电话中说：“伙计，马上来吧。”真是极容易。那时候她已经很出色了。这是在她与乔・迪玛哥结婚以前。我拍过她坐在我腿上，还有我坐在她腿上的这一类照片，她说我把她的园子拍得像宫殿一样了。
我拍过约翰・F．肯尼迪，这是个很好笑的故事。1960年，我去新汉普郡拍青蛙，有人告诉我在哈尼斯可以找到更好的青蛙，所以我又去了哈尼斯。那时候，民主党刚刚把约翰・F．肯尼迪选为他们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回到了哈尼斯港。在他的近侍中有一人叫唐・威尔森，是从《生活》出来的编辑。威尔森问我是不是想拍肯尼迪，他说：“如果你能从《生活》那儿拿到委派单，你就可以拍肯尼迪。”所以我用那儿的水池里有青蛙的理由，去拍了肯尼迪。
肯尼迪极友好，我拍了他和他女儿卡罗琳。那时她才4岁吧。她把口香糖贴到肯尼迪的裤子上，桌子的脚上，他就对她说：“把你的嘴张开让我看看。”卡罗琳张开了嘴，他看看她的嘴里还有没有口香糖。我把这些都拍了下来。
我拍肯尼迪一直到他当上总统，我拍了他的官方标准像，挂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还帮我把窗帘拉好，拍完后，我把我的题词本给他看，当他看到我拍过的那些人之后，他在我的本上写道：“致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他在新时代拍摄了我们。而在今后的4年中，他的底片上会显示出什么呢？”
约翰：你不喜欢被人家拍摄，那么为什么你有一些自己的照片？
艾森：我不喜欢，它们都拍得不好。我在好莱坞拍一部电影《华纳・布鲁斯的故事》。化妆师是华列・韦斯特蒙。我向《生活》杂志建议，我可以拍我自己，因为他可以把我变成任何人：萨蒙松、凡诺尼卡・莱克……
约翰：这就是那个说不让别人拍他的人。
艾森：是的，但是你知道，这一次没有关系。
约翰：厄内斯特・海明威也是不喜欢让人拍摄的。
艾森：他是我拍过的人中最难拍的人。他只是用四个字讲话，开头、结尾四个字。他告诉我，我害他少活了十年。
约翰：你为什么弄得他不高兴了？
艾森：他感到我对他有压力。你知道，他是个洒鬼，从早喝到晚。我第二次去拍他是在哈瓦那的一次深海钓鱼比赛。在比赛前一天的晚上，我拜访海明威，他对我说：“在200英尺之内，决不要靠近我，不然我就开枪。”这是深海钓鱼比赛。我们伴随着他的快艇，但保持着400英尺的距离。我看到他向我们发信号，让我们走开。下午皇家游艇俱乐部鸡尾酒会，他走了过来，因酒喝得太多，脸色发青。他对我说：“艾尔弗雷德，你离我的船太近了，我要对你开枪。”对海明威，你必须先想好再回答，因为他是个酒鬼。我忘记了在一年之前，我曾对他说过：“老爹，我不相信这一点。”
你知道他怎么样？他把手中的玻璃杯摔到地上，口角飞沫。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向船栏外掀过去，他差点杀了我，他想把我丢进水里去。他对我说：“决不要说你不相信老爹。”
30英尺之外是他的妻子玛丽。一小时之后玛丽对我笑着说：“艾尔弗雷德，我不知道你那么喜欢他。”她以为我拉住海明威是想去吻他呢！
(摘自《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访谈录》之一，中国摄影出版社2006年7月版，定价：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