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一个以促进民办高等教育为宗旨的“民办教育专家座谈会”，得以了解一些朋友对于民办教育的想法。这次座谈会，有几位专家发言，时间短的讲了半个小时，时间长的则讲了一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
我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一精辟话语，揭示了“大师”与“大楼”的基本关系，道出了大学的真谛，承认它是大学必须秉持的基本办学理念。可是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语言、文字信奉的是一套，实际上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说管说，做管做，井水不犯河水，两者相安无事。现在的大学扩张，就是这个样子。
老板对校政的干预
教育方面的问题很多，第一位的问题则是老板对于校政的干预。一位专家指出，在一些民办高等学校，员工往往要看老板的脸色，校长、院长没有行政权威。这种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原来，老板喜欢过问和左右学校和学院的事务，甚至过问和左右具体员工的工资、升迁和去留。这样一来，校长、院长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按照老板企业运营的理念打理学校了。我们很难相信，在这样的格局之下，怎么能够把教育办好，因为正如这位专家尖锐地指出的，许多老板缺乏办教育的素质。
发达国家的大学是怎么运作的，可资我们参考。发达国家的私立大学，都设立实力雄厚的基金会，维持学校的日常运作。基金会资金的原始来源，主要是企业和校友的各种捐赠，以及学校和教授从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争取得到的拨款或者资助，基金会的资金也在成功的投资中扩大。以美国最出色的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远在十多年前，在校学生只保持6000多一点的普林斯顿大学，基金会基金的净值就已经达到几十亿美元，而在校学生数以万计的哈佛大学，基金会基金的净值更达百亿美元。但是，虽然我们不能说捐资人对于学校完全没有丝毫影响，学校的校政却切切实实由校长、教务长和各种专门的委员会主持，校长、教务长和这些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这样的格局，很好地体现
了教授治校的理念。中国人说“施比受更有福”，大学基金会那些捐资人的行为，真正表现出这样的境界。如果说捐资人有什么权益的话，那顶多是资助项目的命名权，大楼的名字啦，项目的冠称啦，或者“讲座教授”的冠称，例如一个记录良好的叫做约翰逊的人捐资设立一个“约翰逊讲座教授”教席的位置，学校方面作为一个小小的奖励，称呼某位教授为“约翰逊讲座教授”。许多专门项目的捐资人连冠名权也不要，而是以他们心仪的杰出校友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资助项目。
发达国家公立大学的财务，则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或者土地划拨支持，不过自筹部分近年来也在增加。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虽然公立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预算拨款运作，但是在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方面，基本上可以说政府有依法拨款的责任，没有干预操纵校政的权力。在美国，支持大学的一般是州政府，州政府按照州议会批准的预算，拨款支持州立大学的运作。州立大学有照顾本州居民的责任，例如对本州学生实行大幅度的学费优惠，但这和州政府干预州立大学的校政，真正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是一回事。不仅大学是这样，就是地方的公立的中小学，也是这样。如果一个镇要修一所比较好的中学，或者需要提升一所现存的中学，就要通过相当于镇议会的决议这样的程序，向本镇居民额外征税。中学固然非常注意听取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注意听取居民的意见、注意听取镇长的意见、注意听取专家的意见，但是并不屈从于学校以外任何个人的意旨。
可是在我们这里，往往潜意识地供奉“谁出钱，谁说了算”的信条，所谓“教育权随所有权走”。缺乏教育家资质的私权“老板”，因为投资了教育，就要干预校政；缺乏教育家资质的公权“老板”，因为掌握了投资于教育的资金，就要干预校政。这个问题，是我们在教育方面最要害的问题。基本改变这种“教育权随所有权走”的局面，看来是遥远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在民办教育的立法方面率先突破这个不好的传统，无疑也将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福音。
办教育却想图快赚钱
了解当前民办教育情况的专家还指出，除了资质的缺陷以外，那些投资于教育的老板实际上也很少有足够的资金办教育，有些人拨出一两千万流动资金，就敢以大老板的姿态往高等教育投资。这就匪夷所思了。我们当然并不要求与人家的多少亿美元相比，但是区区少数几个一两千万的流动资金，对于开办他们心目中那样规模的高等学校，也实在太少了。
更加要命的是，这些老板投资教育以后，他们的个人资金和学校的法人资金常常混在一起，只要学校还有一些流动资金，他们伺机就要挪用。如果这样，怎么可能办好学校呢？
的确，有些朋友对于把民办教育定位为公益事业非常反感。他们提出，民办教育“要把教育和经营结合起来”。怎么叫做“和经营结合起来”呢，用他们非常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老板赚几个钱为什么不可以？”一句话，他们觉得老板要赚钱天经地义，投资教育也不能例外，时刻要能够让人家赚钱。面对因为老板抽走资金或者挪用资金致使学校资金链断裂的现象，他们辩解说，要想老板看着几百万资金放在学校而不拿出去赚钱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还诘问，“难道一定要人家做慈善家不成？”为了老板的资金进出学校的方便，他们甚至呼吁为老板投资教育的资金建立“安全的”“退出机制”。
这就非常可怕了。原来，他们支持老板像经营生意那样经营教育，有钱赚的时候，风光地做做教育，当当位居校长头上的董事长，势头不好的时候，讲究“全身而退”，安全地撤出资金，另攀高枝。真是如意算盘，何其潇洒乃尔。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促进民办教育，要依靠吸引这种贪图赚快钱的老板进出如此方便地来投资我们的民办教育吗？一些老资格的教育家曾经感慨现在“办学像开店”，主要是批评公立的高等学校的一些做法，客观上呈现“办学像开店”的败相。但是现在这些人具体提出民办教育“要把教育和经营结合起来”，则为“办学像开店”的概括提供了主观动机的注脚。
这里必须清楚，教育不是一般的行业，教育的社会关联度特别大，教育的社会影响力特别强。教育单位一旦运作起来，如果运作得好，其作用将长期贡献于社会。但是，如果运作不好，其负面作用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够抚平，特别是教育单位一旦破产倒闭，还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震荡，最后需要纳税人为之“买单”。作为对比，如果一个饭馆关门，通常只影响在饭馆打工的员工，但是如果一个学校倒闭，影响的绝不止在学校领工资的那些人。
我们不赞成降低民办教育的进入门槛，更加不能同意为老板投资教育的资金建立进出自如的“退出机制”。其实，教育的准入和金融的准入有点类似。你固然可以说如果民间融资做得好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民间的非正规融资一旦出现问题，社会成本就非常之高，弄不好就带来社会震荡。这也是世界各国都不许随便进入金融行业的主要原因。
回到民办教育上来，如果没有数以亿计的拿得出来的资金，就不要当什么学校或者学院的董事长。要是打算投入两三千万然后两三年就能赚钱，还是请你不要染指教育为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你没有一点慈善家精神，你就不是投资办教育的料子。赚钱？可以，但要清楚，那是成功投资教育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们痛感前些年有人为了刺激疲弱的消费提出“教育产业化”的口号的深远危害。看来，一定已经有人因为“教育产业化”尝到了甜头，不然的话，很难想像他们怎么会要求建立资金自由进出的“安全”“退出机制”，很难想象他们会提出广东需要“再建9个大学城”才能满足发展的愿景。面对这样的愿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的愿景？
民办教育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大。民办学校的校长、院长和老师员工，常常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苦心操劳，勉力而为。为此，我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听说有时候民办教育在用水、用电方面和招生录取方面也遭受歧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要是老板干预校政的核心问题因为顽固的传统难以迅速改变，我们也可以努力为民办学校争取“国民待遇”，给他们做些实事。但是设立“安全退出机制”以吸引千万甚至百万的游资来“促进”民办教育之类的建议，实在是饮鸩止渴的药方，我们万万不可天真。
遥远的参照
目前我国内地的民办教育，总体上仍然非常弱小。尽管如此，比较一下发达国家私立学校的情况，应该还是很有好处的。因为放眼看世界，可以给我们提供具体的参照和有益的启示。这固然是地理上遥远的参照，恐怕也是时间上遥远的参照。
前面谈到普林斯顿和哈佛。目前，在校学生人数仍然保持在6000多人的普林斯顿大学，基金会基金的净值就已经达到85亿美元；在校学生数以万计的哈佛大学，基金会基金的净值更达到230亿美元。其他著名私立学校，相差也不远。例如，耶鲁大学基金会的净值，大约130亿美元；斯坦福大学则是100亿美元。虽然就人均基金会基金净值来说，这些大学比不上普林斯顿和哈佛，但是基本上还是处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这里要注意避免不自觉地把大学基金会基金净值误解为年度大学办学经费或者运作经费。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基金会基金净值是80多亿美元，但是年度办学经费，却在八九亿美元的水平，例如，2003～2004年度的办学经费是8．8亿美元；2004～2005年度的办学经费是9．2亿美元。按照在校学生人数，目前普林斯顿大学的“生均”基金会基金净值，高达120多万美元，“生均”年度办学经费，则在13．5万美元左右。
重要的是，大学的年度办学经费，保持在基金会基金净值的1／10左右。这样一个比例，很好地保证了大学不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对比分析一下年度预算中收入的构成和支出的构成，是很有意思的。
收入方面，即年度办学经费的出处，大约36％来自基金会的投资项目大约22％来自政府、企业和私人的各种资助，校友捐款和其他捐款则占10％左右，学校其他辅助性服务和活动的收入占大约9％。而来自学生学费的总收人，只占大学年度办学经费的大约22％。
支出方面，下拨院系用于学科建设的是大头，占37％左右；基建工程和公共设施的开支大约占22％。值得注意的是，资助学生用去13％，达到1亿多美元，比行政和学校服务的开支总额的11％还大；规定用于图书馆和计算中心的开支占7％，而2％用于竞技体育，支持学校的运动代表队；还有大约8％，专门拨给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物理实验室，这是美国最好的等离子物理实验室。
你看，来自学生的收入不到l／4，但是花在学科建设和学生资助方面的开支，却占到年度办学经费的一半。这是非常鲜明的对比。
除了募集经费以外，大学基金会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努力让基金增值。迄今，这些大学的基金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即以哈佛大学为例，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学基金会的净值就翻了四五番，从接近50亿美元，增加到230亿美元。为此，基金会需要聘请忠诚于学校的投资能手，作为大学基金会的管理人员。
如果业绩很好，大学基金会的净值出现额外的增长，学校董事会可能从基金会额外拨款来增加学校的年度办学经费。例如在2001年春，由于大学基金会的投资项目非常成功，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决定，从基金会拨款，追加5700万美元到学校年度预算。
追加的拨款，许多都直接用在学生身上。其中包括：理工科所有一年级博士研究生都将获得不必做助教工作和助研工作的奖学金，而过去许多研究生的资助都来自这些助教工作和助研工作；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都将在原来的奖学金以外，得到暑期活动项目的资助；再者，大大增加对于来自低收入家庭和中收人家庭的本科生的资助，保证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校园生活；还有就是增加对学生活动的资助。追加拨款还用于提高研究生校内兼职工作的工资和提高学生健康保险的覆盖度。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可以想像的开销，例如开设许多每班不超过12人的写作讨论班，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比较讲究后效的一条，则是宣布下一年度学费的增加相当温和，增长率达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的水平。
该花就花，一切着眼于学校的学术提升。这是他们的理念。在这样舍得花钱的同时，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明确宣告，基金会的目标，是要把大学年度办学经费控制在基金会净值的5％~6％之间。
贡献于这些大学基金会的捐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学的老板。在他们的头脑里，大学也不是投资赚“钱”的地方。
(摘自《智慧何以被善良蒙蔽》，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价：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