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威斯康墨・密尔沃基大学教授罗兰・斯特龙伯格的力作《西方现代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问世后，很快风行欧美大学。90年代新版问世，续写流行神话。该书以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激越昂扬的文字表述，生动而
简约地勾勒了近五百年来西方思想的全景画卷。中央编译出版社不久前推出了该书的中译本。下面内容系摘自该书。
在20世纪末的几十年里，与女性主义一道成为一项主要“事业”、赢得了忠实追随者拥戴的是环境保护主义。二者的极端表现都带有浓厚的否定论色彩，本质上它们仰仗的都是激烈地反对西方文明几乎有史以来就坚守的主要价值观。他们认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彻底革命或大灾变将要发生。“绿党”的先知可以说是海德格尔，在他看来，甚至建一座桥也保不准干扰了自然的秩序。或如威廉・布莱克所言：
不要杀死飞蛾或蝴蝶，
因为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
只要损坏伟大的存在之链的一个环节，整个自然界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神秘东方传来的声音告诫心神不安的西方人，每一个存在微粒都有灵魂。
在欧洲许多地区，绿党分子逐渐发展成为反对现行统治集团的重要政治组织，不仅在西德，甚至在苏联也是如此，在苏联，诸如瓦西里・舒克申这样很走红的电影制片人，表现了对老式乡村社会的怀旧之情。一种典型的田园风味占据了绿党创造的神秘氛围，但是其中也有科技和经济等非常实际的东西。环境保护主义的早期阶段主要与反对原子能相关，这是从模糊的道德以及健康和安全立场出发的。后来，人们感觉到，原子能比燃油和燃煤更可取，燃油和燃煤会向大气中释放过多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温变暖。一开始，批评工业毫无节制发展的人也认为，稀有能源使用速度过快，将会危害子孙。后来这种说法很少听到了，人们听到更多的是臭氧耗尽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温室效应”)、酸雨问题以及滥砍滥伐森林问题。
1986年，基辅附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大灾难，把一团团放射性气体输送到全世界，重新唤起人们对核灾难的恐惧。尽管如此，在80年代走红的灾难预言家用环境危险替代了核灭绝。君特・格拉斯的小说《母老鼠》(1986年)就是一个例子。巨大的核爆炸无疑能将我们毁灭掉，但假如不是它的话，那就是臭氧耗尽或酸雨――许多人与这位著名德国小说家一样是坚定的悲观论者，他们的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随着发展中国家(它们占世界总人口的80％)决心沿现代化道路前进――虽说它们经常遇到挫折――有人开始产生疑问，假如各个国家都像现在的少数国家那样消耗能量和产生废物、污染物，那么整个世界该怎么生存下去。
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把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崇拜以及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社会的廉价价值观的敌视结合起来，试图把人类从生态灾难中拯救出来。“绿党”的呼吁大受欢迎。1992年，《经济学家》杂志抱怨：“环境保护主义者非常有效地绿化了公共舆论，以至于谁质疑追求更加环保和更加清洁的智慧，谁就成了不知羞耻的反动
分子。”这家重要的新闻期刊就提出了这种质疑，其论据一是现行或拟议的法律要求社会付出惊人的成本，二是回报递减定律也适用于对空气、土壤和水高度清洁的追求。环境保护主义能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资本主义的最终矛盾不是贫困的无产阶级，也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污染。资本主义制度在自身超强生产力产生的废气中窒息。
在意识形态上，绿党人士也分裂为现实主义者和纯粹主义者两派。前者愿意在“体制内”逐渐创建更多的保护区、公园，来净化空气，后者全盘反对整个技术一消费主义社会，虽说它还弄不清楚怎样毁灭这个社会。〔１〕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精神失落的青年人，漫游印度，寻找涅？？境界，虽说此时印度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有一类文学也开始盛行起来，在这类作品中，美国人已变得朴素自然，或许是发现了远古的美国土著的身分，这些作品描述了他们在西部乡村的漫游，就像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中的诗人们那样，不过现在他们通常骑着摩托车，寻找一种热门东西。
一般说来，不发达国家不太同情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经济发展的态度。苏联本身就是一个生态重灾区。贫穷国家试图依靠出口来支付科技现代化成本。它们砍伐森林，最严重地冒犯了环境保护主义。由于砍掉了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温室效应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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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知识的零碎化
正如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所写的那样，大学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关键机构。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所谓特征就是脑力取代体力。“通讯革命”，电子媒体、计算机化、集成电路和卫星、空间技术，这一切都渗透到私人生活(娱乐、消遣活动)以及商业之中。其中的关键在于科学，包括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大学成了培养工程师、医生和程序员的场所，以使
他们能够在高科技公司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要么，他们上大学是想成为这类公司大量需要的律师。即便是人文学科出身，也能在商界谋到一个职位，与过去相比，商界现在更需要文字能力好的人(写备忘录、经费申请书、宣传小册子)。
当今时代，知识分子要么是大学教授，要么是传播媒体的雇员。以前艺术家咖啡馆里的常客，如今占据着研究席位。我们也许会为此感到遗憾，但是，知识分子(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的衰落乃是现代生活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一个方面。
大学的扩张当然会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各个行业包括在内。20世纪60年代爆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有关“两种文化”的论争。在这场论战中，一方是科学家(以小说家c．P．斯诺为首)，他们采取了攻势，暗示说，反社会的诗人和小说家可能太多了。但后者不仅能够坚守住自己的阵地，而且，文学也迁移到大学里面。这种趋势可追溯到20世纪50
年代。在此之前，有影响的作家极少是大学教员，按照现在的标准，他们大都不是专门之才，领跑的是诸如爱德蒙・威尔逊、弗吉尼娅・伍尔芙、马尔科姆・考利、T、S?艾略特这类批评家。这些人都是大学以外的作家、旧式“文人”。他们所参与的是一种以杂志和图书以主、面向大众的文学文化。这类人现已成为濒于灭绝的物种。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教学职位成倍增加，资金和晋升的竞争加剧，这必然导致专门化程度激增。胸怀壮志的学者寻找新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新的“方法论”。愈演愈烈的极端专门化使他们不了解其他领域，并且脱离广大读者。一位著名英国学者在1968年悲叹道：“当今的文学四分五裂……学术也四分五裂；生活也是如此。”
老资格文学批评家格拉海姆・霍夫曾说过，“专门能力”的巨大提高所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广度和厚重，“丧失了权威”。80年代，用晦涩制造出权威，从文学本身转移到批评家之间理论论争的领域。这种转移与下一节探讨的解构有关。卖弄这个领域的所有时髦方法和堆砌所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成为“玩学术游戏”的一种必要条件。约翰・科格雷夫在评论
1991年的一期《詹姆斯・乔伊斯季刊》时指出：“一套令人生厌的标识词汇已成为近年许多文学批评的用语。”这类深奥难解的阐释流派为数众多。在翻阅长达1000页的1988年《英文研究年鉴》(此书出版于1991年；同步出版要花费艰巨的劳动)的时候，吉尔斯・福登评论说：“人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这说明批评的标准四分五裂，各派争执激烈。”
专业期刊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想显示文章作者十分了解那些时髦的名字和批评理论。如果学生只对詹姆士・乔伊斯和约瑟夫・康拉德这两位作家本身感兴趣、很想知道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何启发，那么他从这些文章中会毫无所获；它们只是在行业内部有用。1987年，克里斯・鲍迪克在一篇题目为《内部交流》的文章中写道：“各派文学批评家没有共同立场，他们之问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只剩下互不理解的口号，每一派都用令人头晕目眩的行话进行交谈，他人自然被排除在外。”职业文学批评家尚不能互相理解，局外人就更无从理解他们了。
专业期刊和著作发表的大部分长篇大论不难被判定为糟烂货。查尔斯・马丁代尔在评论一批研究弥尔顿的著作时，发现这类学术写作“晦涩、空洞，经常杜撰新词”。“那些受过教育并且对弥尔顿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不可能愿意看这类书。想到这一点，令人感到焦虑。”除了极少数大学本科生外，其他人都会觉得它们无法理解。的确有高质量著作问世，但是此类
出版物大部分带有欺诈味道。它处心积虑去发明一种新阐释，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自我推销。总的说来，这种转弯抹角、(让局外人读起来)艰涩费解的专业批评话语产生的后果是，使所要考察的作品显得褊狭和索然无味。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例如，他们强调的不是康拉德的想像力所构想出来耐神秘地方和异域人民，而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修辞张力”。即使涉及到内容，那也是作者的父权制偏见或他的神经官能症症候，而这些隐蔽的东西只有借助高倍的批评透镜才能揭示出来。
老资格文学研究者和编者约翰・格罗斯在一篇题为《封闭作坊里的文人》的评论中抱怨：“你必须接受一种掺杂各式方言的新语言。你必须训练自己从借喻和重新编码、边缘化和困境、快乐和差异(拉康的术语)以及轻蔑权威等角度去看待世界，作为一种部分恢复元气的方式……”霸权的、争胜的、对话的等形容词，都貌似熟悉，其真正意义却令人困惑。格罗斯总结说；“在过去几年聚积而成的那一套理论，总体看来，我认为是一个可怕的赘疣，一场大玩闹，它取代了对文学自身的体验，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麦克尔・坦纳也发出了类似的抨击。他在评论一本故作高深的歌剧研究专著时质问：“为什么一位很有天分的评论家会写出这样一本诘屈聱牙和毫无用处的书？我发现，最有可能的那个答案很令人沮丧：现在掌
握学术体制的人只尊重会说内部行话的人。后者想运用一套晦涩难懂的手法让人困惑不解，这样一来，那些看得懂的人就踌躇满志，不再发出疑问：他们所谈论的伟大作品为什么是伟大的？它们为什么会在人人想去的地方召开的会议上成为永不休止地讨论的素材？”(TLS，11月1日，1991年)。
早在1929年，马丁・海德格尔就在尖锐批评现代文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科学领域现在四分五裂。各门学科的研究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不相同的。今天，这个由各门学科构成的大杂烩，只有靠大学和院系的专门性组织来维持，才小至于散架，它只有迎过不同的分支学科的实际日的才能保留其意义。”学术专门化的无数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成为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型的、高度组织的世界。其内部成员的知识生活以会议、专业刊物和集体性学术为中心。根据他们所熟知的、委员会的各种规律，研究成果发表得越多，将来要做的就越多。在很大程度上，这类群体在各自为政、孤军作战，它们发展了自己的亚文化。老一点的常规组织，例如美国历史协会，其成员包括所有职业历史学家，与日渐专业化的团体相比，例如18世纪研究会，或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它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文学甚至划分得更详细，经常围绕某一位作家划分，乔伊斯研究会、约翰逊研究会、萧伯纳研究会或狄更斯研究会。每一个单位都形成了一个微观世界，在这个小天地里，可能会提出所有大问题，但是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无视在房间另一角进行的、或许是相似的争论。事实上，在旁人看来每一个小圈子都很好笑。
文学仅仅是这种遍布传统大学院系的情况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们不同程度地患有喜新癖，或许还过度专门化，因过分追求精细而切断了与别人的交流(“自言自语”)，为出版而出版，因零散化而分解为大量的亚话语。有关情况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同时，我们应该谈到一个新的重要文学理论流派，即解构主义，因为它不仅使文学批评变得晦涩难懂，而且与它的父辈
结构主义一样，它扩散开来，成为也被其他领域应用的一种方法。
(摘自《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8月版，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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